张飞扬
安徽省濉溪县临涣中学 235025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宗教问题一直是民族关系发展中的重要因素。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灵活采取积极的宗教政策，团结了各宗教界人士共同抗战，为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新时代进一步推动我国民族宗教事务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
前言
抗战时期中共宗教政策对全民族的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对抗战时期中共宗教政策进行研究具有深刻意义。本文首先介绍抗战时期中共宗教政策的内容。其次，通过对政策内容的介绍，进一步归纳总结抗战时期中共宗教政策的特点。最后，分析其在整个抗战中的影响，并以史为鉴，探讨其为新时代进一步推动我国民族宗教事务的发展提供的启示与借鉴。
1 抗战时期中共宗教政策的内容
1.1 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我党坚定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障宗教人士合法权益。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边区政府应扶植民众团体之组织，予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宗教、信仰等自由。”[1]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强调：“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信仰……之自由权；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2]整个抗战时期，也是我党宗教政策走向成熟的关键期。其中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强调了我党宗教政策的信教自由的基本原则，人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歧视信教自由。而宗教信仰自由也是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宗教政策，并以此为开展宗教工作提供政策依据。土地革命时期，党斗争的对象不仅指向了地主土豪，也指向了信教群众，比如在政治权利上一度剥夺信教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经济权益上尤其是土地问题上采取的政策更是十分偏激，强制没收信教群众的土地，这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宗教人士的抵触情绪，更不利于抗战形势下党与宗教界的团结。因此在抗战特殊时期及时调整政策，一方面以陕甘宁边区为主的抗日根据地皆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人民不分宗教信仰的差异，一律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另一方面，实行宽松的土地政策从而保障信教群众的经济权益。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规定：“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的土地），均不变动。”[3]通过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极大地提高了我党在宗教群众中的威望，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到抗战斗争中。
1.2 团结宗教界爱国人士政策
在与宗教界的交往中，中共的一批领导核心成员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早在红军长征时期，我党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就与当地信教群众建立深厚的友谊。1935年，在通过凉山彝区的过程中，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举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并且建立了第一支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这不仅帮助红军在艰难的条件下顺利通过凉山，保留了红军主力宝贵的有生力量，而且中共以其感召力促使大量彝族青年加入红军，为中国革命力量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同样在长征时期，红军在经过甘孜藏地区时，中共坚持尊重藏族人民信仰自由和当地风俗习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也感染了藏族信教群众，其中藏族领袖五世格达活佛更是与朱德总司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并积极宣传党的宗教政策，使红军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藏族人民的强大支援。而红军也为藏族地区的解放事业做着不懈的努力，最终在红军的帮助下，建立了属于藏族人民第一个政权博巴政府。[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曾进驻山西五台山地区，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而八路军进驻以后，任115师副师长兼政委的聂荣臻反复对部队强调保护寺庙文物的重要性，坚决尊重和维护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同时聂荣臻也意识到抗日统一战线同样需要团结信教群众，因此他主动向五台山佛教徒宣传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得到积极响应。与此同时也成立了“五台山佛教救国同盟会”，广大信教群众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在后方为八路军提供粮食、住所等生活保障，并配合八路军打击进犯该地区的日军部队。1939年周恩来在汉口与我国基督教著名人士吴耀宗会谈，着重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5]正是通过这些行动，调动了宗教界参与抗日的积极性，从而把广大的信教群众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
1.3 加强宗教国际交流政策
作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党顺应国际宗教发展的时代特征，积极促进宗教界的国际交流。中共从法规政策上规定了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合法性，同时对他们的合法权利也赋予法律保障。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6]在第一部分提到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也保障了在华教会和外国传教士的合法经济权益。因此在这一时期，我党与众多传教士的联系日益密切。其中，八路军在进驻山西洪洞时，领导人朱德与当地英国传教士特鲁丁格进行了友好的交流。朱德向特鲁丁格介绍了中共的抗日政策，而特鲁丁格也表达了其对八路军的敬仰之情，他强调八路军是在中共正确领导下的一支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战术灵活、心系人民的军队。而特鲁丁格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八路军进行抗日斗争，他一方面在八路军中进行传教，另一方面也为八路军提供后方物资，尤其是在医疗保障上捐献给八路军一批药物，为一些八路军中伤员的康复治疗起到了重要作用。除了特鲁丁格以外，中共的抗日斗争获得了众多国外传教人士的大力支持，加拿大传教士布朗跟随白求恩医疗队到达延安，[7]并奋斗在一线为伤员进行救助。1938年，在八路军进驻洪洞县时，由汉口圣公会的美国主教鲁茨的女儿弗朗西斯·鲁茨、圣公会女执事朱迪·克拉克、美国传教士约翰·福斯特等人组成的“国际慰劳团”赶到前线，向八路军捐献了4000多元和大量医疗用品。[8]这些外国传教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其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正义感，用不同的方式和行动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2 抗战时期中共宗教政策的特点
2.1 抗战时期中共宗教政策的时代性
抗战全面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嚣张气焰，挽救民族危亡，团结一致抗日自然成为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宗教政策也是围绕抗日这一时代主题展开的。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加强与宗教界爱国人士的交往，用实际行动向宗教界表明了我党与其合作的诚意，许多信教群众在思想上也改变了以往对中国共产党的抵触情绪，积极投身于全民族解放事业中。
同时我党也意识到加强与国际宗教界的交流同样尤为重要，因此不仅注重与在华教会和传教士友好互动，也提倡国内宗教团体与其他国家宗教组织多交流，交流的范围不仅有缅甸、印度、新加坡、越南等亚洲国家，也波及到意大利、法国、英国、加拿大、美国等欧美国家。这样不仅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抗战，也了解到国际反法西斯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各国宗教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和具体行动参与到斗争中来。
2.2 抗战时期中共宗教政策的民主性
抗战时期，要想获得宗教界对抗战的支持，最根本一点就是要尊重和保护信教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是信奉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无神论，而各宗教阶层坚持有神论，所以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说，两者是对立的。所以在中共早期，党内大量存在排斥宗教人士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使信教群众的政治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遭到破坏。但在抗战背景下，我党先是保障了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这也是缓解双方紧张关系的基本前提。其次在政治上，肯定了宗教人士的政治地位，强调即使信仰不同，但是享有同样平等的政治权利，如基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后在经济上，保护信教群众的合法财产权益，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其中党在战争期间也一再强调保护寺庙，任何人不得随意破坏，这样以来信教群众的活动场所就有了保障。同时党在制定抗战政策时，也注重吸取宗教界的建议，从而多角度、全方位地考虑问题，也提高了宗教人士参与政治讨论的积极性。这些政策的实施，一方面表达了宗教界要求民主与自由、反对压迫和干涉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是发扬我党民主精神的重要体现。
2.3 抗战时期中共宗教政策的开放性
中共早期十分抵制西方在华传教的活动，认为其行为带有殖民性的特点。而随着抗战全面爆发，一些传教士表达了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这样的行为也使中共认识到应该多去正确了解和认识这些宗教思想观念中的有益成分。因此，中共不仅通过法规保护传教士的合法传教活动，同时也使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也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权益，西方传教士也因此被中共的诚意所打动，他们通过筹集物资、救治伤员、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等不同形式来大力支援中国的抗战斗争。除此之外，国内宗教团体也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宗教交流对话。比如，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出访历时一年左右，先后访问了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印度和土耳其等9个国家和地区，行程达5万多公里，受到各国政府与民众的普遍欢迎。[9]这些国际交流活动使中国的抗日斗争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从而有利于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塑造。
3 抗战时期中共宗教政策的影响与启示
3.1 抗战时期中共宗教政策的影响
巩固党在宗教事业的领导地位。大敌当前，我党坚持以挽救民族危亡、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团结动员群众抗日为原则，保证了抗战宗教事业发展方向的正确性，把广大宗教爱国人士积极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下。因此，抗战时期中共宗教政策的实施，展现了我党在大敌当前杰出的智慧和高超的领导才能，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党在宗教事业的领导地位。
促进宗教界营造一股和谐发展的新景象。我党通过制定民主的宗教政策，极大地提高了信教群众的思想觉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许多信教群众的思想也开始侧重于关注现实社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们思想的世俗化。在抗战胜利后，他们也关心国家的发展状况，活跃于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活动中。同时，党的宗教政策也促进宗教界不同派别的团结，以往他们因为信仰的对立，因此更多情况下都是处于互不干涉、孤立发展的局面。但是通过抗战，广大宗教群众的强烈爱国情感使他们开始走向合作，关系逐渐变得融洽，各教派联合团体也开始出现，宗教界的组织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也为后来宗教界为国家建设发挥作用奠定了组织基础。
推动抗战走向最终胜利。其中，像西藏五世格达活佛、吴耀宗这些国内宗教界领袖，以自己在领域内的地位和影响，在抗战过程中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或者组织筹款捐粮，为抗战的进行提供了后勤保障。另外，在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抗日斗争中，也涌现了一批宗教界志愿者，他们通过医治伤员、进行募捐等途径为抗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在战争前线，同样有一批宗教界组织的抗日队伍，其中有代表性的就属马本斋创建的回民支队，其作风顽强、英勇善战，在冀中地区有力地配合了中共的抗日。因此抗战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宗教力量的协助不可忽视。
3.2 抗战时期中共宗教政策的启示
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宗教事业的领导。在新时期，尤其在这个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取向冲突激烈的大背景下，更要坚持党对宗教事业领导的前提，树立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指导思想，灵活转变领导方式，深化宗教体制改革，营造一个健康良好的宗教发展环境，使中国宗教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尊重宗教界爱国人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辅助作用。从国家长远发展角度出发，制定实施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发展的民主、科学、稳定的宗教政策，加强对宗教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投入，为广大信教群众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物质保障。同时在尊重个人政治意愿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增加宗教人士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和平台，强化宗教人士参政议政的内在动力，从而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
做到民族宗教文化与世界宗教文化的完美融合。当今世界呈现出一个文化交流与冲突并存的格局，在宗教领域也存在着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国际间的交流给我们带来了眼界的开阔，但有时的盲目追求也会蒙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逐渐迷失自己。因此在顺应国际宗教大环境下，我们也要坚决抵制外国宗教敌对势力的渗透。当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我们更要积极开展宗教对外交往，发扬中国宗教的优良传统，去继承和挖掘其中蕴含的有益道德规范和思想观念，把传统的精华与新的时代特征结合去一步步创新，立足民族性的同时增强包容性，相信通过这样，我们民族的宗教文化才能形成一个不断自我更新与兼容并存的健康体系。
结语
总之，抗战时期中共的宗教政策可以说真正做到了站在时代主题下，发扬民主精神、开阔国际视野从而使宗教群体成为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今天宗教事务发展的时代背景不同，但是做到以史为鉴，依然能为新时期进一步推动我国民族宗教事务的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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