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科随访小程序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受体延伸性管理中的应用

发表时间:2021/1/7   来源:《护理前沿》2020年15期   作者:杨巧兰、夏敏、李子系、董洁、李春伟
[导读] 2020初,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给临床工作带来很大的冲击的同时,也迫使我们临床医务人员进行思考和不断创新
        杨巧兰、夏敏、李子系、董洁、李春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  合肥  230022

        2020初,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给临床工作带来很大的冲击的同时,也迫使我们临床医务人员进行思考和不断创新。终末期肾病(ESRD)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卫生问题,肾移植被公认为挽救ESRD患者生命的最佳办法,而我国面临着严峻的供肾短缺问题,公民逝世器官捐献(DCD)是解决供肾短缺的根本途径。但据国际多个移植中心的统计,肾移植术后第1年约有75%的受者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感染,26%的患者直接死亡原因是感染,其中肺部感染是肾移植术后最常见的感染,也是肾移植受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病死率达 40 ~78%。国外肾移植术后1年内肺部感染的发生率为5~10%。国内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为8.7~14.96%。同时DCD肾移植受者所接受的肾脏来源供体,常有反复入住ICU、多次心肺复苏、气管插管、辅助呼吸及感染等病史,研究表明,供体急性肾损伤、器官获取与转运、冷热缺血时间以及受者年龄、伴发疾病、手术因素等使受者术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发生率高达25-50%,也是降低移植肾存活率的主要原因。另外,肾移植术后,患者需定期检测抗排斥药物的血药浓度,以免因出现药物浓度过高或过低而出现的一系列术后并发症。肾移植患者定期随访是维护移植肾功能正常的重要保障。面对疫情,虽我院迅速制定了各项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为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院上下,多部门联动,保障患者安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受体与普通人群相比,肾移植受者这个群体和医院感染的发生率更高。泌尿外科四病区也立即采取措施,制定肾移植专科随访小程序,针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受体这个特殊群体,采用小程序预约,分类随访,错峰就诊,多学科合作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受体进行延伸性管理,有效避免了随访受体之间的交叉感染,也使得肾移植病区医务人员意识到专科护理延伸性随访管理必须紧跟形势,打造贴近患者需求的专科延伸管理方式。目前国内只有少数移植中心开展了病区专科小程序延伸管理,临床经验有待进一步积累,信息化延伸性随访护理管理尚无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根据目前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及肾移植专科的特殊要求,拟采取“双轨”并行,线上线下同步,专科随访小程序与多学科合作联合,进行延伸性供肾维护,建立分布在全省的乃至全国的在我院进行随访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受体,术后DGF发生识别、受者负性心理等进行早期预警,肺部感染的可控因素,构建科学规范的干预流程,提高肾移植人/肾存活率,改善受者预后及生活质量,意义重大
        国内外研究现状:
        供肾短缺问题是影响肾移植发展的主要瓶颈,国外DCD肾移植起步较早,各国根据国情的不同,都正在建立或已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器官捐献延伸性管理体系。由于供肾来源相对充足,国外DCD供肾移植发展较为成熟,对肾移植受者相关指标探讨较多[1],其次为捐献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和伦理相关问题的探讨[2],仅有少数文献显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受体延伸性管理[3]。
         在我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受到立法、文化背景、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呈现不均衡发展[4]。DCD供肾移植于2010年3月开始试点,目前处于逐步开展阶段[5],特别是我省于2015年颁布《关于开展全省人体捐献器官移植宣讲工作的通知》,我省的DCD供体肾移植迎来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时机。但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记录公民生前捐献意愿的系统,自得到潜在捐献者的信息到与捐献者家属进行接触,征得家属的一致同意,并完善相应的文件,需要大量的时间。因此,受者往往需较长时间等待肾源,且不确定性高,此阶段受者的心理及身体健康遭受重大打击[6],特别是心理健康状况容易被忽视。出院后延伸服务等各个环节需要去优化,保证受者安全,改善健康状况,促进心理健康,提高生命质量。
        因此,本课题拟开展肾移植专科随访小程序,制定科学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受体延伸性管理、康复护理与长期跟踪随访等干预流程。将循证医学、叙事医学融入到肾移植受者的诊疗和护理工作中,促进受者快速康复,改善预后,提高人/肾存活率,提高供体器官有效利用率,对于减少国家卫生资源的浪费,扩大社会效益,促进健康中国发展意义重大。

[1] Ghaly M.The ethics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How comprehensive the ethical framework should be? [J].Med Health Care Philos.2012,15(2):175—179.
[2] Farsides B.Respecting wishes and avoiding conflict:understanding the ethical basis for organ donation and retrieval[J].British J Anaesth.2012,108(S1):i73—i79.
[3] 朱光影,于姗姗,王海峰,等.心脏死亡捐献单中心工作实践与思考[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3,17(53):9215-9220.
[4] 冼颖欣,陈国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质量评估和改善方法的新进展[J].器官移植杂志,2013,4(2):113-116.
[5] 王镪,杨洪吉.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评估及保护与肝肾移植的研究进展[J].实用医院临床杂志,2014,11(05):209-212.
[6] 周鑫,叶啟发,胡正斌.DCD移植等待患者心理状况分析及干预[J].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2015,3(06):36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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