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献礼:珍贵的师生情

发表时间:2021/1/7   来源:《中国教工》2020年第21期   作者:王皓淼
[导读] 再过几天就是9月10号教师节了,可是我计划的《陶继新<论语>心悟》书评还没有最终完成。
        王皓淼
        齐鲁书社  
        再过几天就是9月10号教师节了,可是我计划的《陶继新<论语>心悟》书评还没有最终完成。就在这个节点,我猛然找到了一篇探访高中历史老师的日志,稍加改造后公诸于世,可以一举三得:为教师节献礼,重温陶继新老师2018年的《做幸福的教师》,预热《陶继新<论语>心悟》的书评。
        2010年3月3号和10号,我先后两次探访了我的高中历史老师王贵永。由于我们两人特殊的关系,课上我对老师毕恭毕敬,而课下我则称他为“老贵”。毕业后,由于时间因素和自己身份因素,我一直没能进入母校探访恩师。这个假期,各项因素都具备了,我终于得以重返铁一中,得以探访昔日的恩师。
        老贵是山师毕业的本科生,1988年开始干教师,资历、经验非常深厚。起初,高一时我的历史老师是胡晋梅老师,负责1到6班的历史教学,而老贵则是12班班主任、负责11到14班历史教学;但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结束后,老贵通过我的语文作业,以及和他一个办公室的李福刚、吕遐的介绍,在一个周三的晚自习单独找我谈了话,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两年半的师友关系。在高二、高三两年,他直接负责我们班的教学,我们之间的交往于是更频繁、更深入了。高中时期,老贵对我的帮助,主要体现在读书和写文章方面,他认为我应当多读史论、史评,并附带尝试着搞一些考证性的东西。高一的第一次谈话后,天真的我猛然间觉得,这个老贵不过是个中学老师,知识面竟比我宽了好多。此后我就暗自嫉妒老贵,把自己和他分别比作小说中的周瑜和诸葛亮,发誓要超过老师。反过来,就像我工作后老贵与我沟通时说的那样——正是因为我的出现,才使得他的读书学习的欲望日益强化。
        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2010年3月3号上午九点半。我敲开了老贵办公室的门,他立即起身跟我招呼了一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寒暄之后,我将我的专升本事情告知老贵,并将我在德院发表的论文拿出来给他过目,还拿出了我为了写论文搜集的所有打印稿资料。听着我的讲述,翻着论文和资料,老贵激动不已,还对当时在场的老师说我就是他最得意的那个弟子,并且拿着我的那份《学报》跟老师们炫耀。一个女老师看过《学报》和文章之后,调侃地说:“先不管刊物的级别,最起码是专业期刊,最起码什么书号之类的一应俱全啊!”我不会忘记老贵对我的指点,于是用手指着我的论文题目中“考述”二字,冲他来了一句:“老师啊,记得您在2005年曾建议我尝试着搞点考证的东西,现在我能交差了吧?”老贵一听,“怎么这话都记着啊!”我回了一句:“那是当然的。您看看我在校内对您的描述。”只见我编辑老贵为“特别好友”的描述中写着:“专业方面第一位影响我至少10年的恩师。”
        没过一会儿,当初我高二、高三的数学老师刘兴盛下课回来了,一看我在,就冲着老贵说了一句:“嗬!你的得意大弟子来啦!好久没见了!”当刘老师也了解到我专升本和发表论文的事情之后,他感慨说:“这个‘教育产业化’害人不浅啊!唯独有官衔的教师和学校本身得利,赚钱嘛!可是对辛辛苦苦的一线教师和点灯熬油的学生们,这是弊大于利的。有的学生,他就是数理化不行、就是没那细胞,你非让他上什么补习班,也许短期能有点成效,可那对他将来长远发展是个沉重的包袱;他要是对某一学问很感兴趣,像咱王皓淼这就是典型的偏才,是吧,看看,啊,专科就发表论文了。这差距!所以这个兴趣的确很重要。别看我是个在高中教数学的,但我确实很同情现在的学生。

”我对刘老师的这番话表示感谢后,又通过老贵的网页界面找到了我2008年搞的《“数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危机”研究日记》一文,刘老师大致阅览一后很惊讶地说:“很不错啊!观点、视角挺独特啊!皓淼竟然选择了数学的选修课!这究竟是什么动机啊?”我回答说:“这些个学科里面,历史是我的魂,这没得说;生物这门课程,我明知其价值,但就是抵制。其它科目,说实话,要不是应试,我都会自己学习的,因为这些科目我都是‘学科内偏科’,而不是完全没有兴趣;而应试考试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我对这些学科的学习积极性。”老贵此时抢过话来:“就看过几天开会能不能真正‘教育公益化’了。而这次所谓‘文理不分科’的说法,确实值得深思。”我和盛哥当即表示赞同。
        刘老师三、四节还有课,先走一步。我跟老贵又继续聊属于我们的话题。剩下的话题里面,最主要的当属我最近的读书情况。老贵诉苦说:“哎呀!你们毕业后,这个新课标闹的,我们又得重新适应这些教材,时间本来就紧张;再加上你这一走,真被我当年言中了——读书的兴趣又消退了。”我二话没说,拿了纸笔,写下了4本书的书名和作者给老贵,并着重强调了其中《国家与社会革命》的重要性。老贵看着这些书名,说我的读书面已经扩展了好几倍。之后我们又聊名家、聊同学,旁边那些老师好生羡慕。
        不知不觉中,到了差五分十二点了。我认为不便打搅老什么吃饭和午休,就和老贵告别。临走前,老贵又替他的同学、人大教授韩树峰提了个要求,说韩树峰想要全套《老照片》,并约好下周三(10号)我再到学校送货。
        10号上午八点半,我拎着11册《老照片》和上次推荐的4本书,再次迈进老贵的办公室。很不巧,老贵去医院探病了。我就在老贵的办公桌前看了一个半小时书,主要是阅读《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又对老贵桌上的东西进行了“研究”,发现他2009.12-2010.01的工资条上明确印着“应发工资:3158.90”,他的教案和批改的作业也大致翻了翻,此外还听到室内其他老师的教学压力。到十点半我准时离开教学楼,经过花园时流连了一小会儿——这里曾经是我当初发泄心中郁闷和午休怡情的场所。结果,还幸亏我流连的这一小会儿:当我走到实验楼时,老贵打电话说他刚回到办公室。我和老贵于是有一次在学校见面。当老贵提出要为我送来的书付钱时,我千般拒绝,最后直截了当:“王老师,您如果坚持付钱,我立马把书拿回家。您和我这种特殊的关系,嗯,就当我用这些书再交一次学费吧——您一直没当我班主任,就拿这些书作学费吧。”好说歹说,我没让老贵付钱。随后,我和老贵边走边聊,涉及进一步深造的方向、现在学习重点、我学历史的天时地利人和等等。
        由于中午家里有事,我没敢太多耽误时间,聊了大约40分钟后我与老贵告别了,否则这次很可能和老贵“聊”出一篇专业论文。
        如今的我,已经在齐鲁书社工作五年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评论我们新出的图书方面。2018年春末夏初,我为《教与思:“孟伟工作室”历史教学案例与反思》写了书评,发表在《学习导刊》2018.03期,让老贵获益颇多。正是在这篇书评的影响下,2019年五一劳动节过后,昔日的老师正式确定:在他最新成功申报的市级“十三五”课题“逻辑思维视角下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由我担任具有参谋色彩的“校外专家”之一。
        从我1994年读史以来,王贵永老师是第一位在历史学方面对我有直接、深远影响的老师,因而,为教师节献礼的文章,在《陶继新<论语>心悟》书评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只有我和王贵永老师的师生情最为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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