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与《矛盾论》 对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启示

发表时间:2021/1/12   来源:《基层建设》2020年第25期   作者:唐旭晨
[导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生命线,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生命线,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毛泽东于延安所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篇经典哲学之作,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范本,对当今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仍具重大启发性及借鉴意义。
        关键词:实践论,矛盾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启示
        《实践论》与《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泽东于1937年夏所作的两篇哲学讲稿,曾于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两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范本,“两论”系统全面地解读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实践观、真理观与对立统一的观点,为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与革命指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两论”的写作背景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在一次次革命实践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辛的探索中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在一次次成功和失败中开始学习总结革命经验,找寻正确的革命道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开始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注重发动农民群众,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战略转移,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于1935年到达延安。在长征途中,毛泽东随身携带学习《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本书,到了延安之后又开始着手研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书,并标注了详细的笔记。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系统、全面、深刻的认识,在认真总结思考革命实践经验与系统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科学的思想理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已经具备。
        从1921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胜利,也经历过两次大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右倾思想路线时刻动摇着威胁着党的生存和发展。时值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这关键的历史关头,为贯彻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清理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保证党内团结一致,毛泽东专门在延安为抗日军政大学编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作为给青年干部培训的授课内容。在“两论”中,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系统的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真理观以及对立统一观,并强调矛盾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习并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不能生搬硬套原理而不顾革命实际发展状况,必须客观分析中国国情,搞清楚国内外形势,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揭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只有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原则,才能科学的指导革命,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发展好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点。
        二、“两论”的内在联系
        “两论”的写作目的都是为了批判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而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实质上都是忽视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根源在于未能正确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毛泽东所作的“两论”具有很强的逻辑关联性,无论是探讨认识论还是矛盾观,都离不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实践论》主要从思维如何认识存在这一角度来阐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阐明了认识的来源、认识的阶段性、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等原理。毛泽东指出理性认识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也就是认识到事物的主要矛盾,从而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才算完成。因而对矛盾的认识是思维的最终目的。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就要去把握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矛盾,《矛盾论》则是从这一方面更进一步阐述思维认识矛盾、把握矛盾的规律,从而指导人们找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并通过实践解决矛盾。在《矛盾论》中同样也强调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性,思维和存在并不会自主走向统一,而是需要实践介入。认识并不是每次都能准确地反映存在,通过实践才能把握存在与思维的偏差,思维的可靠性也正是通过不断实践才能建立起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放到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的问题。“两论”实际上是对党内出现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并给予正确的理论指导。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哲学上是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变种。1教条主义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者不懂调查研究,怕做艰苦研究,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只言片语,不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经验主义则是严重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只运用局部经验指导实践,到处生搬硬套,这也是不懂得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表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实际上也是主观主义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而毛泽东的“两论”就是对思维和存在辩证关系的两种不同角度的阐释,力图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从而对青年干部进行科学理论武装,对其进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保证党内思想一致,有助于中国革命沿着的正确方向前进。
        三、“两论”的主要特征
        (一)继承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发展着的理论。理论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有学者指出,理论创新主要有两方面内涵,第一是理论“从有到无”式的创新,属于开创性、原创性创新,第二是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之上深入挖掘,从而在横向增加理论广度或是纵向拓深理论基础,“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往论述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更加完整、明晰、具体的阐述。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实践的精辟论述,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完整地论述了认识的来源、动力和目的,集中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基础作用。毛泽东对于一个具体的完整的认识运动有着精辟的论述,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毛泽东所涉及的每一观点都有比前人更深入、更丰富的论述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内容的完整表达。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继承并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完善了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学说,对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地位、作用也作了完整的阐释,建构了更为全面完善的对立统一学说的科学体系。
        (二)生动活泼接地气的语言风格
        想要把宣传教育工作做得好,首先就要说群众听得懂的话,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与群众形成良好的互动。虽然“两论”是哲学讲稿,且教育对象是青年干部,但由于当时大家受教育程度普遍都不高,因而也需要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进行宣传教育。在“两论”中,毛泽东用轻松活泼且接地气的语言通俗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生活化的语言解读晦涩的哲学原理,在阐述原理时还用俗语或生活中的例子进行佐证和说明,帮助群众理解。例如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在阐述人们的认识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并不断完善这一原理时,毛泽东用“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两句俗语又作了通俗的解释,在论述实践的必要性时,毛泽东用吃梨子、参加物理化学实验变革原子的例子通俗的指出革命理论需要在实践中才能形成发展完善,因此就必须要亲身参加革命,而不能空谈理论。毛泽东从原理出发,用比喻和排比的方式层层推进阐述,从而使群众能更深刻地理解原理和应用原理。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在论述影响事物发展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这一原理时,也用了群众所熟知的生活中的例子:“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2”在论述矛盾的同一性问题时,他列举了黑白、生死、福祸、困难与顺利、地主与佃农、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一系列关系用以说明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结、相互贯通、相互依赖,由浅入深、层层递进,从而启发教育群众。正是由于毛泽东这种生动幽默活泼的写作风格,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将枯燥晦涩的原理与群众的生活相结合,才使群众“听得懂、听得进去”,才能在接受学习后更好的运用原理。


        (三)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毛泽东自身有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功底,他熟读唐史、明史,并善用典故。在“两论”中,毛泽东经常运用中华文化典故与中国名著里的情节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例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孙悟空七十二变”等等,毛泽东还用《水浒传》里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事例来说明唯物辩证法,强调要全面、细致、认真的分析矛盾,而不是主观的、片面的看待矛盾。毛泽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的结合起来,不仅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同时更大程度上挖掘了中华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激发了群众的兴趣,提高了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程度,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四)理论前后的自洽性与完整性
        毛泽东写“两论”时他已经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宏大宽广的视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党内仍存在自诩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抓住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语,不考虑现实情况,而错误的指导党和军队。而毛泽东则是深入细致地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著作,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认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做出科学的判断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两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观的系统总结,运用通俗的语言将原理透彻地讲清楚,并在此基础上对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两篇文章也有很深的逻辑关联性,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已经指出理性认识就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即认识矛盾;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又提到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两篇文章逻辑前后自洽,并无矛盾之处,且原理阐述完整全面,可使群众在学习后灵活贯通的运用。
        四、“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启示
        (一)坚持理论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不能总是新瓶装旧酒,不能不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创新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的生命力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沃土,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发展。而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就在于其实践性,“两论”产生于革命年代,是毛泽东在学习、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思考诞生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诞生的,这是基于革命实践经验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的理论。这就启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者,必须要根据时代条件变化,扎根社会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实践中,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者自身也应不断提高自身理论素养,全面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动应对时代挑战,主动将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坚持理论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开辟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二)坚持语言的论理性与生动性相统一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通俗来说,就是群众一旦掌握科学的理论,就会释放出变革社会的力量。毛泽东在“两论”中用了生活化的语言、运用对比、比喻、排比、反讽等手法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现状,使群众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正是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才让原本晦涩的哲学原理能为群众所听所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者应运用群众的语言,努力将自己从课堂里和书本中解放出来,不用高深晦涩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再解读,而是用朴实生动的话语将“大的道理”讲清楚,让人民群众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是易懂易学的,并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从而在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坚持开放性与论战性相统一
        每个历史时期,由于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都会有不同的思想从内部和外部对我国和我党构成不同程度的冲击,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者其实就是保护我国我党意识形态安全的壁垒。“两论”是毛泽东在革命时期为了批判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写的两篇经典哲学之作,而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党与国家也面临着来自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当今中国与世界相互开放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开放也是每个国家的必然选择。不可避免的是,随着当今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不少非主流思想和非社会主义思想也随之而来,当前我国存在的社会思潮有很多,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冲击,意识形态的斗争必然是长期的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者必须要像战士一样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于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中国作为开放的大国,不仅吸收西方的优秀思想成果,去粗取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优秀思想,但也要维护我国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坚决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者应始终坚持“四个意识”,坚持开放性与论战性相统一,勇于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破坏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敌对分子作斗争,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理有据地同反马、反社会主义思潮作斗争。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真理也需要实践去验证,科学的理论在论战中反而更容易被辨明,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者自觉担当意识形态领域战士的职责,不断通过学习扎实理论基础,提高政治意识,提高论战技巧,从而提高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服度,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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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唐旭晨(1997.3-)、女、汉族、河南沈丘、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红色文化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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