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社会工作学院1 靳彤 065000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2 周建华2 510631
摘要：吸烟是引发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在内的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呼吸系统健康理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我国作为烟草消费大国，青少年吸烟者超过4000万，大学生吸烟问题不容忽视。通过对近十年来我国大学生吸烟行为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大学生吸烟行为在性别、专业、年级、城乡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大学生吸烟行为主要受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同伴因素、学校环境因素以及传播媒介因素这五大因素的影响。结合我国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关键词：吸烟 行为特点 影响因素 大学生
一、引言
烟草危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问题之一。吸烟是引发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病、冠心病、高血压及癌症等疾病的高风险因素。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无论是吸烟人口的绝对数量还是吸烟者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处于世界前列。《2015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15岁及以上人群现在吸烟率为27.7%。我国吸烟者总数从2010年的3.01亿增长到2015年的3.16亿五年间增加了1500万 [1]我国烟民中，青少年吸烟者超过4000万，遭受二手烟危害的青少年人数更是高达6500余万[2]。研究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一到半数的青少年在尝试吸烟后会养成吸烟习惯并成瘾，但如果二十岁以前不吸烟，则成年后吸烟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3](WHO, 1998)。因此，了解当代大学生群体的吸烟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在这一群体中开展吸烟预防和干预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大学生吸烟行为特点
在分析我国大学生吸烟行为的特点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吸烟行为的操作性定义。过往文献对于吸烟行为的定义有所不同。大多数文献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吸烟定义：尝试吸烟是指只要吸过1口烟者；偶尔吸烟是指平均每周少于1次的吸烟者；每周吸烟是指每周吸烟1支以上，持续或累积3个月以上；每日吸烟是指每日至少吸烟1支以上[4]。也有一些研究以半年内月均吸烟次数与平均每次吸烟的量的乘积作为衡量吸烟程度的指标[5]。总体而言，绝大多数研究都将一定时间段内吸烟频率和数量作为衡量个体吸烟程度的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大学生群体的吸烟特点进行了分析。
我国大学生吸烟行为在性别上总体呈现出男多女少的特点。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大学生吸烟者中男性占比远高于女性[6]。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社会对男女性吸烟的容忍程度不同有关[7]。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有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大学生中女性吸烟者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8]。在专业分布上，理工、社科、医学、文艺体育类专业大学生吸烟者与同专业非吸烟者的比例也有明显差别。总体而言，非医学专业学生吸烟率显著高于医学专业[9]。此外，有研究发现文体类专业的学生更容易成为烟民[10]。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文体类专业的学生较具浪漫主义情怀，而吸烟行为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富有个性且极具魅力的行为，因而更加难以抵抗烟草的诱惑从而成为烟民。此外，生源地为城市的大学生，其吸烟率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
三、大学生吸烟行为影响因素
BRONFENBRENNER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与环境是共同生存的系统群，人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个体的发展是其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体的行为除了受自身特质的影响，也深受其所处的家庭、同伴、学校乃至传播媒介等其他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因素也可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归纳。
3.1个体因素
从情绪、情感角度而言，负性情绪(如：抑郁、焦虑)是影响大学生吸烟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自我治疗假说，个体会借助吸烟行为减轻心理痛苦。研究表明，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会助长吸烟行为的发生。无聊是除抑郁、焦虑外的另一种负性情绪，是由于刺激缺乏或外部刺激与内部标准不匹配时而引起的不愉快体验。刘勇等人的研究发现，无聊体验高的个体，其吸烟、饮酒、吸毒等物质滥用行为的发生率更高。从认知角度而言，个体对烟草危害的认知、吸烟合理化信念以及对控烟的态度也是影响大学生吸烟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大学生的未来定向，即对未来生活所持有的积极态度也能够显著预测其吸烟行为。对未来悲观的个体更容易做出对他们的健康和安全而言风险更高的行为。从人格角度而言，大五人格中的尽责性、开放性与宜人性能较好预测吸烟行为。从能力角度而言，控制效能感也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吸烟行为。控制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抵制某一行为(多指不良行为)的判断，是一种特定的自我效能感。实证研究发现，抵制效能感高的个体，其烟酒使用率更低。
3.2家庭因素
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家庭是与其互动最为密切的系统。因此，父母对子女的吸烟行为有重要影响。首先，父母是个体最先接触到的观察学习对象。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父母的吸烟行为会通过观察学习的方式直接影响其子女的吸烟行为。很多研究发现，在吸烟的大学生中，父母（或其中一方）吸烟的比例远高于父母不吸烟的比例。在父母吸烟行为的影响下，子女对控烟举措往往持消极态度，这种态度又进一步增加了子女吸烟的风险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成员间的沟通是家庭系统运行核心，同时也是理解家庭成员行为的关键。研究发现，作为衡量家庭沟通质量的重要指标——亲子沟通和家庭亲密度与青少年的吸烟行为有着显著的关系。良好的亲子沟通可以显著减少青少年因心理不适应所产生的吸烟、酗酒等行为，而沟通不畅则会导致青少年出现更多的物质滥用行为。在影响个体吸烟行为的家庭因素中，父母教养方式同样不可忽视。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惯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子女在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影响下往往难以形成适应社会的人格特征。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过分偏爱和过度保护等行为都会助长个体吸烟和物质滥用等健康危险行为。
3.3同伴因素
不良同伴交往是指与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如吸烟行为）或违反法律的同龄友伴进行交往的行为。个体结交不良同伴对其健康风险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青少年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会观察、模仿和强化不良行为，并逐渐形成对不良行为的一种积极态度。而吸烟、酗酒等健康风险行为与青少年对拥有这些不良习惯的友伴的观察学习关系密切。实证研究发现，不良同伴是青少年包括吸烟在内的多种健康风险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此外，研究还发现友伴的吸烟行为和态度能显著预测个体的吸烟行为。相比于同伴不吸烟的青少年，同伴吸烟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做出吸烟行为。同伴对吸烟行为持积极态度的青少年更可能吸烟，而同伴对吸烟持反对态度的青少年则更少做出吸烟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存在着一类重要的吸烟类型——社交性吸烟。在一些社交场景中，为了维护与同伴的良好人际关系或者应对来自同伴的压力，有些个体或主动或被动地吸烟，研究者将这种吸烟行为称为“社交性吸烟”。同伴规范影响理论认为，同伴的烟酒使用行为形成了一种非正式规范，如果个体拒绝遵守这一规范，他们便会感受到来自同伴的压力并且害怕被同伴拒绝，个体因此倾向于对来自同伴的压力做出妥协，与同伴一起参与吸烟或饮酒活动。
3.4学校环境
对于学生而言，学校是其主要的活动场所，也是除家庭以外对其影响最大的微系统。众多实证研究表明，学校氛围是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当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容易藉助风险行为（如吸烟行为）来满足基本心理需求或产生功能性障碍。在班级层面，班级氛围作为班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学生的健康风险行为也存在密切联系。相关研究表明，良好的班级氛围有助于缓解学习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此外，MCNEELY和FALCI的研究表明，学校联结水平较高的学生更少做出包括吸烟在内的健康风险行为。与学校氛围类似，学校联结是一个由学校依恋、教师依恋和学校承诺等众多因素构成的多维结构。学校依恋即学生对学校的依恋感，由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安全感和自豪感等多种情感构成。教师依恋是指以学生与老师的情感联系为特征的在学校情境下的师生互动；学校承诺则是指学生对学业及校园生活的积极投入，高学校承诺的典型表现包括对学生对学业的积极投入、较高的学业抱负以及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等。
3.5传播媒介
有研究发现，烟草广告中传达出的有关个人价值、生活方式以及人物形象等方面的信息对大学生烟草认知有重要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烟草广告中所呈现出来的有关个人价值的信息，其次是人物形象，影响最小的是生活方式。此外，崔岚等人通过分析青少年烟草促销信息暴露与吸烟意向之间的关系发现，与未暴露于烟草广告环境中的青少年相比，暴露于烟草广告和促销信息的青少年有更强烈的在未来吸烟的倾向美国一项针对青少年吸烟行为的纵向研究发现，影视剧吸烟镜头高暴露组中的青少年其在未来吸烟的可能性是低暴露组的三倍。因此，不论是烟草广告还是影视作品中的吸烟信息暴露，都对个体的吸烟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吸烟行为既受到自身情绪、认知、人格等因素的影响，也与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同伴乃至传播媒介密切相关。在个体层面，引发其吸烟行为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大学生吸烟行为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给我们制定控烟措施提供了两个思路。一是要充分考虑到多种因素对吸烟行为的影响，制定综合性的干预措施，进而提升控烟效果。例如，在制定吸烟干预计划时，既要设计能够改变个体对烟草认知的相应环节，也要加入提升个体压力应对能力的训练，还应在校园中营造禁烟的浓厚氛围(拍摄校园禁烟短视频、张贴宣传标语和海报等)。二是对吸烟大学生进行精准分类，依据诱发吸烟行为的不同原因，采取差异化的干预措施，从而提升控烟效果。在实施干预措施前，可先让存在吸烟习惯的大学生填写相关的心理量表，从而精准识别诱发其吸烟行为的高风险因素，而后再针对这一高风险因素设置并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案。
参考文献：
[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5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EB/OL] (2016-03-23)[2020-10-21]. http://www.tcrc.org.cn/html/zy/cbw/jc/3259.html.
[2]季成叶. 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综合报告2005[M].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 299-304.
[3]LISTED NA. Tobacco use by children: "a pediatric disease"[J]. Indian Pediatrics, 1998, 35(12): 1261-1262.
[4]郑保义.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吸烟行为调查的基本原则[J]. 中国健康教育, 1992, (5): 2-6.
[5]JIANG Y, YU C, ZHANG W, et al. Peer Victimization and Substance Use in Early Adolescence：Influences of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Parental Knowledge[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6, 25(7): 2130-2140.
[6]徐涛, 李卫, 胡泊, 等. 中国11省市成年人吸烟和被动吸烟情况调查[J].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10, 18(3): 229-230.
[7]HSIA FN, SPRUIGT-METZ D. Gender differences in smoking and meanings of smoking in asian-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J].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08, 13(4): 459-463.
靳彤[基金项目及编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JBKYQN2020-40）
作者简介：靳彤（通信作者），男，助教，主要从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周建华，男，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周建华2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JBKYQN202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