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豫鲁[] 秦雪婧2
（1.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四川成都，610100）
（2.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四川广汉，618300）
【摘要】以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罗瑞卿、杨尚昆、陈伯钧等人为代表的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会师做出重大贡献。在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过程中，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政治层面讲实话、组织层面讲团结、军事层面讲战术、理论层面讲实际、群众层面讲一家，其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美德的凝练，也是新时代共产党人需要时刻保持和坚守的行为准则。
【关键词】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红军长征；政治品格
中图分类号：D054 文献标识码：A
学术界始终对“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李学林、贾儒认为该群体是指出生于四川省（包括重庆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1]。裴彦梅、赵国友认为该群体是中国革命历程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信仰，具有共产主义理想，自觉从事无产阶级革命并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四川籍革命家集体[2]。基于此，可以得出关于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几个明显的共性。一是地域。该群体的成员均出生于四川，包含重庆市，伴随成长因求学或革命离开家乡；二是数目。该群体人数众多，且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做出重大贡献。三是阶级。该群体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无产阶级拥护者。本研究涉及的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具体指由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罗瑞卿、杨尚昆、吴玉章、王维舟、张爱萍、傅钟、陈伯钧等四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组成的群体。他们早年多有留洋经验寻求革命真理，回国后经历“大革命”的洗礼，与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做斗争。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革命理想高于天”信念，把个人理想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有机结合，完成这一史诗般的壮举。
一、政治层面讲实话
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坚决反对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长征胜利会师指明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发展奠定政治方向。
1934年秋，博古、李德面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采取“左”倾军事路线，致使红军陷入被动，采取战略转移——长征。长征开始时红军的实际领导权仍掌握在博古、李德手中，一系列如“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的战略决策和行动部署导致整个部队前进缓慢，诸多作战行动无法得以开展，“湘江战役”使得红军损失惨重，由最初的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3]。在随后的经验教训总结会议上，博古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策轻描淡写，将失败原因归结到敌人强大等诸多所谓的客观原因，拒不承认自己战略指挥方面的错误。博古、李德为自己开脱的说辞遭到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强烈反对。
朱德从三个方面着手纠正博古、李德的主张，一是行军累赘问题。朱德联合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军委命令”要求抛弃或毁坏不必要的物资，清军前行；二是“三人团”问题。朱德在遵义会议上慷慨直言，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三是指挥权问题。朱德明确表示“历史是最终的证人”“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为后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奠定基础。聂荣臻作为湘江战役的领帅，清楚的明白因为李德、博古的决策失误导致错过绝佳的渡江机会，致使红军战士损失惨重。遵义会议召开前，他面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的拉拢，斩钉截铁的拒绝，并在遵义会议中通过对实际的战斗过程和决策细节的描述驳斥李德和博古的错误，赢得了与会人员的共鸣。邓小平在红军长征时期作为《红星报》的主编，方向明确，政治鲜明，虽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指挥，但是长期和领导人接触，熟知军事核心战略，尤其是领略到“四渡赤水”战略决策的京随后，对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才能十分佩服和坚决拥护。罗瑞卿虽没有直接参加遵义会议，但是作为红一军团保卫局负责人的罗瑞卿精神高度集中地负责会议期间的安全保障工作，会议结束后得知会议的主要内容和相关决定后，激动的对警卫员说“红军得救啦”。陈伯钧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中领导层的军事策略失误，以实际行动反对“左”倾错误指导——上书总指挥部，却遭到错误批判和打击，在自己降职和革命受挫的情况下，依旧坚韧不拔屡次谏言，表达自己的主张。
二、组织层面讲团结
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坚决维护党内团结，同张国焘为首的分裂行为作斗争，为长征胜利会师凝聚统一立场，为中国革命发展汇聚党内合力。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汇合后，关于战略方针的统一，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北上方针[4]。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出发北上后，张国焘却以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为由拒绝北上。为维护红军内部团结，张国焘的要求得以满足。任命为总政治委员后的他私下散布关于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的谣言，导致一时间流言四起，情况十分复杂。关于北上方针，张国焘经历勉强答应——故意拖延——按兵不动——孤行南下，置红军长征总体行进规划于不顾，甚至公然和中央唱反调，宣布成立“临时中央”。由于张国焘的内部斗争，导致红四方面军没有及时北上，在芦山、天全附近滞留三个多月，处境更加困难。
朱德坚定自己的立场，面对张国焘北上方针的出尔反尔以及搞分裂的行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共产党人要讲党性”，并拒绝在张国焘发布的电报上签字。甚至在会议上和张国焘公开对峙“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不逃到南方做自己的山大王”，得到参会人员的支持。朱德维护党内团结，“朱”去反“毛”，朱德做不到，还推心置腹的向红军战士们讲团结的重要性，鼓励大家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彰显领导人的风范。刘伯承作为军队的“实力派”，在拒绝张国焘的拉拢后，公开跟随左路军行动，与张国焘支持南下的右路军作斗争。在中共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上，刘伯承根据实际情况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极具预见性指出“你们如果南下，是要碰钉子的”，遭到张国焘的无视。即便如此，刘伯承依旧尽心制作详细和周密的南下作战计划，避免红军更大的损失。杨尚昆和张国焘早在莫斯科相识，有共同工作的经历，对张国焘的性格把握很准确。在南下方针遭到大部分人拒绝后，张国焘对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拉拢在前，挑拨在后，企图通过拉拢一方面军的干部进而分化一方面军，同时大批安插红四方面军的“自己人”，被杨尚昆“要服从中央安排和组织需要”立场坚定的拒绝。随后，杨尚昆在毛泽东的亲自教导下，发挥“牛皮糖”精神，以大局为重，缓和红一、红四方面军的矛盾。王维舟任三十三军军长后遭到张国焘的持续打压，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时也仅能旁听，但是王维舟忍辱负重，仅在面见毛泽东时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汇报给毛泽东，帮助领导人做出正确的决策。
三、军事层面讲战术
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屡献奇计突出重围，创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军事战术，为斗争胜利和长征会师提供正确决策，为中国革命发展供应宝贵经验。
刘伯承作为长征期间红军的高级指挥，领导并参与抢渡金沙江和强渡大渡河战役，为红军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1935年5月4日，刘伯承率领二十九分队抵达皎平渡，并从全局出发，选择政治思想觉悟高的第三营完成抢渡任务。为迷惑对手，刘伯承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自己和先遣队换上国民党的服装，一路顺畅的进入国民党管辖区域，并打听清楚金沙江河面宽度、水流速度、渡口兵力的详细情况，并通过伪装术和动员当地百姓，为红军渡江寻找到六只渡船和三十余名船工，同时制定出《渡河守则》。
9日，全部红军顺利度过金沙江，以国民党军官薛岳为首的围剿势力只能望江兴叹[5]。随后，中国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便成为最大的难题。25日9点，在刘伯承、聂荣臻的指挥下，渡河的十七名勇士带着武器通过仅有的一条船开始强渡，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刘伯承命令使用迫击炮为强渡做掩护，顺利攻破敌人的防御，占领了安顺场渡口，为后续红军渡江准备船只、部署泸定桥方案，直到6月2日，所有红军全部顺利渡过大渡河。
杨尚昆是红三军团的政治委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郴县两道封锁线时利用宣传优势，智取宜章城。1934年11月，蒋介石下命令向湘南地区征兵，设置第三道封锁线，企图围堵红军。杨尚昆一方面指挥红三军团切穿郴宜公路，阻止敌军的汇合。另一方面派遣先锋，向宜章县城挺进。宜章城因自身优势易守难攻，杨尚昆在摸清城内敌军薄弱的形势后，带领宣传人员制作“话筒”在城外喊话“城墙挡不住大炮”“缴枪不杀”，敌人本就心虚，等杨尚昆带领部队准备攻城时，敌人已经偷溜出城。宜章城在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情况下被占领，为红军突破第三道防线奠定坚实基础。
张爱萍带领红三军十一团在粒米未食的情况下，连续行军70公里进行战斗，获得娄山关大捷。1935年2月26日，张爱萍接到命令，增援十三团所在的娄山关。娄山关是黔北地区的第一险要之地，张爱萍率领部队从30公里外的桐梓县火速抵达娄山关后，迂回急速行军40公里完成左翼偷袭敌人的命令，期间翻大山过丛林，还要忍受凛冽寒风，最终在板桥镇附近的山区和敌人周旋。张爱萍利用地理优势，迅速抢占可以俯瞰的山头，号召战士们全歼敌人。在十一团和其他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在精密的作战安排下，从正面、两翼包围敌人，并采取迂回战术进攻作战，使得敌军王家烈部队土崩瓦解。
四、理论层面讲实际
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毛泽东思想，为长征胜利会师夯实理论根基，为中国革命发展筑牢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很大程度上是以《莱茵报》、《新莱茵报》为契机，毛泽东将《湘江评论》作为思想传播的舆论武器。在红军长征期间，由邓小平负责主编的《红星》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革命思想的主要窗口。1934年10月，《红星》报编辑部全体成员携带仅有的油印机、油墨、蜡纸、钢板、铁笔、毛边纸随着红军大部队参加长征，途中收集各方信息，既包括党中央的作战指令，又包括基层队伍的战斗情况，并利用休息时间编辑稿件、设计排版，尽管总政治部已经无暇顾及报纸内容的质量，但《红星》报政治明确、旗帜鲜明，从未出错。文章《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是针对战士们关心“长征要到哪里去”的问题[6]。在和毛泽东进行深入沟通后撰写的，邓小平将毛泽东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指明当前的目标和方向。在邓小平的努力下，《红星》报在长征途中共出版七期，涉及政治、军事、军民融合、医疗卫生等板块，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提升，为日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奠定基础。
傅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落实到实处。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在红军中积极进行政治动员的同时，还向敌人大力宣传红军政策，针对宣传人员文化不高、不注重工作的实际成效等问题，傅钟亲历亲为，在散发宣传单的同时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红军的政策和主张，并培训相关的宣传人员，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效果事半功倍。随后，傅钟在朱德的授权下负责党务、党纪和干部培训等相关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和实际应用，部队的政治工作有了明显提升。同时傅钟参与编写通俗教材《如何运用统一战线》，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加强部队对各军直接领导的同时，总结红军在战争过程中的实际经验，为红军的顺利北进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长征顺利会师后，傅钟被委任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政治部主任，后续撰写《论革命军队建设问题》、《增强党的团结，反对山头主义》等文章，为中国党政治工作的宣传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五、群众层面讲一家
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关心红军战士、维护民族统一，为长征胜利会师广泛积蓄群众力量，为中国革命发展建立坚实群众基础。
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红军战士。1935年8月，罗瑞卿率部队进入平均海拔3500以上的大草地，地势低洼沉积形成高原沼泽，加上天气变幻莫测，红军战士们在腐草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被划伤。警卫员龙光的脚被树枝划伤后再雨中行军进水感染，被罗瑞卿得知后，立刻让龙光骑自己的马行军，罗瑞卿自己带着重感冒跟着大部队步行。战士陈德先因为在战斗中丢失自己的包裹，刮风下雨的天气里也只能穿一条短裤，罗瑞卿知晓后立即把自己唯一一条换洗的长裤给了他。张爱萍在出发草原之前，将团领导的干粮拿出一部分给通信排的士兵，在自己干粮不足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战士发现，每逢吃饭王维舟就接口去外围巡查，遇到饿的无法起身的情况时，他就用左手掐自己的右手，避免永远的倒在草地中，直到这种情况被一名小战士发现，才得以缓解。
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爱藏彝同胞。1935年3月，王维舟担任先遣队指挥员，在红军过草地前负责筹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到寺庙向活佛争取粮食，王维舟尊重藏族人民的习惯和风俗，带领警卫员模仿藏民的姿势磕长头，经过几个小时抵达寺庙。他们一路叩拜的行为早已得到藏民的一致认可，活佛更是在寺庙门口迎接，从心底里开始把共产党当作朋友，并答应筹借粮草的请求。新中国成立后，王维舟主管西南地区的民族工作，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培养一大批优秀人才1935年5月，朱德部队进驻冕宁县。进驻之前朱德派人事先了解到彝族群众对汉族人民怀有很深的采集，并且痛恨反动政府的相关情况，命令先头部队去群众中呼吁参加群众大会。彝族人民对群众大会十分好奇，积极参加。朱德改变以往会议的形式，而是和彝族群众平起平坐，真诚的呼吁“彝、汉是一家”“翻身过上好日子”，随后立即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撰写并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布告》[7]。该布告从政治层面给予彝族平等对待的地位，从生活方面肯定彝族同胞的人风民俗，从管理层面设立彝人政府进行自我管理，从纪律方面加强对红军的约束，将红军的军事政策和民族政策告知给所有彝族同胞，得到彝族群众的一致认可，并团结起来驱逐军阀[8]。刘伯承更是作为先遣部队的领导，与沽鸡家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彝族同胞为红军做想到，护送红军渡过令人闻风丧胆的凉山地区。刘伯承后来回忆道，如果晚三天，蒋介石部队将会在大渡河地区围堵红军，彝海结盟为红军的战略转移赢得宝贵的时间。
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始终坚定政治信仰，坚持正确主张，关键时刻敢直言、不退缩。始终坚决维护党内统一，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被物欲诱惑、不为名利所动[9]。终客观分析敌情、周密作战计划、亲自带兵前线、克服重重困难。始终理论联系实际，丰富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认知。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无私奉献不畏艰难，实现汉藏彝一家亲。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红军长征中的实际作为，为长征的胜利会师做出突出贡献，展现出共产党员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新中国成立后，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先后担任国家级、地方级领导人，继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性、批判性和人民性激励自己，呈现出优秀共产党人的政治追求和政治方向[10]。在新的形势下，广大共产党员应继续发扬长征精神，秉承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优秀政治品格，提升党性修养，为应对“百年之大变局”蓄力赋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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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淑霞.党的民族政策在红军长征时期的成功实践[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
[8]单孝虹，杨刚.长征中的川籍革命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
[9]王尧.革命家的品格[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10]孙成民.川籍老一辈革命家与核心价值体系[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范豫鲁（1991.4-），女，四川成都人，硕士，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实习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秦雪婧（1990.5-），女，四川成都人，硕士，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实习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项目名称】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度项目资助——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红军长征中的历史贡献研究：SLQ2020SD-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