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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左传》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发表时间：2021/1/25 来源：《中小学教育》2021年1月2期作者：康文杰

[导读] 周礼的完善成熟与制度化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在维护等级制度、提升个人的道德与雅化政治人际关系三大方面为《左传》之“礼”打下了全面的基础。在充分吸收了既有周礼的基础上，《左传》在其行文中表达了自身内涵独特的“礼”思想，其“礼”的独特性体现为兼容诸家学说以及内涵中“礼”与“非礼”的统一上。在这种特殊思想的主导下，《左传》对人物形象的描绘亦与“礼”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采取文本细读的方

康文杰新疆拜城县赛里木镇中学 842300
【摘要】周礼的完善成熟与制度化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在维护等级制度、提升个人的道德与雅化政治人际关系三大方面为《左传》之“礼”打下了全面的基础。在充分吸收了既有周礼的基础上，《左传》在其行文中表达了自身内涵独特的“礼”思想，其“礼”的独特性体现为兼容诸家学说以及内涵中“礼”与“非礼”的统一上。在这种特殊思想的主导下，《左传》对人物形象的描绘亦与“礼”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探讨“礼”与《左传》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通过人物语言、行为、心理活动等分析来透视“礼”的影响。
【关键词】礼；非礼；人物形象；文本细读
中图分类号：G6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1001-2982（2021）01-115-02

        引言
        先秦时期大部分典籍如《国语》、《国策》偏重以议论的形式记载人物事件，重在说理训教。而《左传》则围绕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等清晰的脉络浓墨重笔，对于“君子”式的评论也是寥寥几语。这就成就了《左传》刻画人物形象独特的人物特色，由众多事件情节组成的历史事件，透过脉络清晰的情节来展现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且饱满。
        “礼”是《左传》最核心的价值[1]，从历史的角度来开，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左传》在继承周礼的同时赋予“礼”更多的价值内涵，总的来说，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兼容诸家学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礼”是判断春秋时期个人和国家行为体的一般标准。在《左传》中，“礼也”和“非礼也”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左传》在判断“礼”时遵循“常事不写”的原则。它的判断范围主要是人事上的政治事务，而较少是鬼神。吴国、楚国等国家被纳入了与中原诸国相同的价值判断体系。“礼”与“非礼”所包含的区别，反映了春秋时期“礼”内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自觉探索，散发出强烈的政治实践理性色彩[2]。无论是“礼”，还是“非礼”，大都通过饱满的人物形象刻画“以言志”。本文试图从人物形象入手探析《左传》“崇礼”的文学内涵特点。
        一、《左传》“尚礼”思想指导下的多样人物形象
        “礼”《左传》的叙事逻辑，全书设计“礼”字共四百六十二次，“礼也”、“非礼也”的价值评判达一百六十五处，在崇礼的核心思想指导下，呈现多样的人物形象，大致分为“遵礼”和“破礼”两大类。
        （一）遵守“礼”制的人物形象
        1、塑造理想的人物形象
        作者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往往通过作品向读者传达他独特的审美体验及道德价值体系。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在《左传》中，女性绝大多数的形象都是高贵的，她们在政治生活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她们各自的人格特质，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精神面貌。正是“礼”之最高道德的人格化。
        庄公四年春，楚武王将要讨伐隋国，信心不足，忧虑重重，于是请教邓曼。
        邓曼综合所有因素推断出楚武王此次出征会战死沙场，但统领的军队将毫发无损，得以保存。书中所描述的邓曼是一个具有洞察力和勇气的女性形象。从楚王的态度变化，体现对邓曼的充分肯定。
        同时，作者也从人物与环境相冲突中去揭僻人物的内心矛盾，使人物形象更具生动性。齐国晏婴在齐，庄公因和崔杼争棠姜而被杀之后，他所处的环境是很困难:有人要求他尽忠殉君，而崔杼则要他附和他杀君夺政的行为，否则就会遭害。可是晏婴既不同情荒淫的庄公之死，也不同意崔杼的行为，但却又不能不顾到君君之谊，更不能贸然和崔杼正面冲突而遭其害;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晏婴独特的性格就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日：“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节选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里，晏婴的正直、多智、善言的性格，他的独立的见解与才能都是在他与环境冲突中生动地具体地表现出来了。
        另外，在创迨人物形象时，作者常采用对比的手法来突出人物的不同性格，以反映思想。
        自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四年的有关晋献公宠妄丽姬谋太子申生的文字中，姬的阴险毒辣与申生的忠厚孝道就成了显著的对照，以致姬更令人可恶，申生更令人可敬。又如桓公六年至十三年有关楚国的斗伯比与屈瑕莫敖二人的文字中，斗伯比的英明果断有远见与莫敖的肤浅浮躁成了绝好的对比:这二个军事家的智与愚、能与庸，在相互对照之下就更突出了。再如在宜公二年赵盾弑其君夷阜的故事中，晋灵公以杀人为乐的残暴性格与赵盾以爱人为本的仁者性格也是很好的艺术对比。
        2、“仁”与“礼”的双重演绎
        子产是《左传》中的代表人物，昭公二十五年载他对“礼”的定义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3]在《左传》中“仁”与“礼”是相通的，如僖公三十三年载臼季对晋文公之言：“出门如宾，乘事如祭，仁之则也。”[4]“如宾”“如祭”所代表的诚敬、严谨的态度是“礼”的规范，同时也被认为是“仁”的准则。又如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5]。在这里，明显是符合“仁”的行为却被称作“礼于国人”。因而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仁”与“礼”是“重合”的。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了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左传》之“礼”注重维护等级制度。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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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八佾舞是天子的礼，卿大夫只许使用四佾，在《左传》中，鲁季氏以卿行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认为非礼，愤慨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二）破坏“礼”制的人物形象
        对“非礼”现象论述，邵英总结了《左传》中八种“非礼”现象[6]；舒文文研究“非礼”现象主体———周王室、诸侯及士大夫，并从政治、文化及刑法等方面的历史变化分析原因；苑忠霞借由礼的反面———“非礼”行为研究春秋时期的礼制现状[7]；任晓峰认为中国礼制起源“祭祀说”，并将礼制运行分为三种形式：遵礼、违礼、僧礼，梳理对照文献记载和考古墓葬中列鼎僧礼的现象[8]。然而皆缺乏从纵深角度继续探究非礼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欲望[9]。
        纵观全书，描绘了一群性格饱满鲜明以及内心矛盾复杂的人物，归根到底源于“礼”和“非礼”的价值对立，引人深思！
        郑庄公和楚平王(公子齐疾)，都是为了达到谋取君位的目的用阴谋手段来除去自已兄弟的人，但郑庄公有一副伪善伪孝的面目，楚平王却是个集机盗用公众的名义造成紧张恐怖的空气来恐吓兄弟逼得公子黑肱等自尽的险谋家。晋灵公和卫庄公都是暴君，可是前者野蛮得像一头原始森林中的野兽，后者则是个贪得无厌、胆怯怕死的懦夫。又如被执政大臣驱逐而逃亡国外的衡献公与鲁昭公，性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卫献公骄傲无礼，鲁昭公则软弱无主见又死爱面子。至于一些有名的卿大夫，作者也写出了他们各各不同的个性:齐国的晏婴始终保持自己的立场不肯插足国内篡夺权势的斗争中去，且善于言辩应付，而郑国子产则是个喜欢大刀弱斧地改革内政、抗御强国侵略的政治家，他英明果敢，锋芒毕露。废齐君的陈成子和逐鲁昭公的季平子也是具有自己独特性格的人:陈成子有胆略而且手段狠辣，而季平子则虚伪圆滑，行贿拉拢，活像个投机商人。此外如沉着多智的军事家曹刿，勇而无谋的宋将华元，以及好润昏庸的郑国伯有，楚国的伪君子申公巫臣，都是个性显明的人物。
        二、“尚礼”思想下的人物语言描写
        人物的语言是人物思想感情与性格的表现，因此文学作品中写好人物的语言也是创造人物形象、刻划人物性格的一种重要手法。《左传》在“礼”的影响下，人物的语言包括语调常常能贴切地表现人物的心情与性格，甚至连本来是一些枯燥无味的说教，但经作者的塑造却能更好地突出人物性格特点。例如成公二年楚国申公巫臣谋夏姬一文中的巫臣对楚王说的的一段话:“申公巫臣日:‘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罚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食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日:‘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这一番话全是说教，可是当我们知道这番话完全是申公巫臣为了达到自己取得夏姬的目的而用来欺骗楚王的手段时，则这番话就突出表现了申公巫臣作为伪君子的卑劣性格。
        又如哀公二年卫国太子蒯聩助晋国赵孟和郑军作战时所说的一篇祷辞也是枯燥无味的。《国语》书中也记载这篇祷辞，可是不能弓|起读者的兴味。而《左传》中，这篇祷辞放在“卫太子.....望见郑师众，太子俱，自投于车下。子良投太子绥而乘之，日:‘妇人也!”这一情节之后，这篇祷辞也就成为表现蒯聩懦怯怕死的独特手法了。
        三、“尚礼”思想下的人物行动描写
        关于创造人物形象，《左传》还有它独有的一种写法，它不是通过正面写人物的言行来犯造形象，而只是写某一人物所布置、指挥的一些事情，从侧面来表现这个人物的性格。
        昭公十三年那篇纪楚国公子弃疾媒君位的女字就是一个绝妙的例子。公子齐疾和公子比、公子黑肽等人赶走了楚灵王，公子比为王，黑眩为令尹，弃疾为司马。于是乔疾就进-步展开他的阴谋来除掉自己的兄弟以谋取君位;这节女字是这样的:
        观従谓子干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将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
        国每夜骇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国人大惊。
        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国人杀君司马，将来矣！君若早自图也，可以无辱。
        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又有呼而走至者曰：“众至矣！”二子皆自杀。
        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实訾敖。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而葬之，以靖国人。
        这里，作者没有正面写出公子弃疾的言语与动作，但通过对他布置的一连串事件的描述，公子弃疾这个阴媒家的形象依旧触目惊心。这种创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也见于昭公十八年郑国子产和火灾作斗争的故事里。文章只写了一些官吏依照子产的指挥做好防备戒守的事，但通过这些事件，子产沉着果敢的性格也显现出来了。
        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邢一文中，本来写至“段入于邢，公伐睹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故事就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在文末又添上这么一个情节:郑伯听从颖叔考的话阙地及泉与姜氏在隧道中相见，母子和好:“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逐为母子如初。”这一情节就表现了郑庄公性格的另一面:伪孝，同时，这个人物工于心计的特点也就更为突出了。
        类似的情形也见于桓公五年郑庄公与周王交战的故事中。周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一场交战，“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故事也就可以结束了。可是文未作者又加上这么一个情节:“祝聃请从之，公日:“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打伤了对方,却又去抚慰对方，郑庄公虚伪透顶的面目就在这-倩节中充分显现出来了。
        又如鲁国臧纥，他自持高才多能终于多言招怨见逐于鲁国的卿大夫;文章在襄公二十三年写他寄居齐国后，又增加一个有趣的情节:“齐侯将为臧纥田。臧孙闻之，见齐侯;(齐侯)与之言伐晋。对曰:‘多则多矣，抑君似鼠。夫鼠画伏夜动，不穴于寝庙，畏人故也。今君闻普之乱而后作焉，宁将事之，非鼠如何？”(齐侯)乃弗与田。”臧纥这个聪明又多言招怨的特征又在这个情节上重复表现，井且被加浓了。
        子犯即晋文公的舅舅狐偃，《左传》的这段描写一方面展现了春秋时期通行的价值观念，即义、信、礼，并将这种价值观念借由统治者传递给百姓民众，实现文教；更重要的是，史官在史实选取和记叙过程中，将晋文公战争获胜乃至最终称霸的原因归结于实施了儒教[10]，从价值观念和肯定了儒家文教的重要性，通过这一过程，《左传》书写者确立了理想人格的典范，将人们的欲望和欲求从较为基本的欲望上升到了人生追求乃至治国理念，纳入到儒家教化和价值观念的体系中，从而实现了以礼制规范来对欲望进行引导。
        结语
        《左传》的艺术成就确实不容忽视的，《史通?杂说上》称赞为：“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论文?偶记》说它：“情韵并美。”《左传》不单创作了多样精密的篇章结构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而且塑造了一系列个性分明的人物形象，刻画了人物的复杂饱满精神面貌，不论是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作者以他艺术的天才都把这些人物写得十分生动。
        通过对《左传》中“礼”思想的分析，我们对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文学创作模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人物的刻画方法和人物的性格特征都是围绕“礼”展开的。《左传》以其独特的“礼”观念在人物塑造中的运用，以及围绕“礼”而形成的几个典型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较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总之，《左传》的作者不仅善于在大场景、大舞台上展现伟大人物的个性，同时以独特的技巧，让小边缘人物形象充满个性。这些人物在精心策划的故事情节中，给我们带来了视觉和心灵的双重享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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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苑忠霞.论春秋时期的“非礼”现象一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9]任晓峰.春秋时期偕礼现象研究[D].映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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