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沛豪
山西财经大学
近年来，在《中国制造 2025》文件的推动下，中国开始全面部署制造业发展规划、推进实施制造业强国的战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由大到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将会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发展任务。这也是中国进行制造业转型升级、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重要一步。
目前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的第一大制造业国家，许多制造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某些产品的产量甚至比其他国家的生产总和还多。然而，中国制造业却“大而不强”：尽管目前中国制造的品质得到了部分改善，但是在全球市场上，中国制造仍然多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各国对于制造业产品的贸易竞争日趋激烈，而制造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成本及内在品质。然而，中国的人力成本一直在逐年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削减，依靠较低的加工成本而崛起的制造业也亟待转型。并且由于产品的独特性不够，相较于其他一些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的产品可替代性较强，进而造成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的能力较弱，在特殊的经济时期难以发挥稳定出口的作用。因此，中国的制造业急需一次华丽的转型。
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工业体系从无到有、逐步完善，多年来的大规模投资推动钢铁、有色金属、造船等行业产能快速扩张，市场已基本饱和。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也面临着深刻的调整。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增速下滑，往往会导致各种风险性因素的显性化，其中最受政策关注的便是产能过剩风险。2009年，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等行业被国务院明确指出为产能过剩行业，这说明政府相关部门已较早开始关注产能过剩问题。2013年国务院在《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供过于求的矛盾在我国部分产业中日益凸显，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产能过剩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如何平稳化解产能过剩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经过政府部门在1999—2000年、2003—2004年、2006年、2009—2010年、2013年五个时间段进行产能过剩的集中治理（卢锋，2010;余淼杰和崔晓敏，2016;赵昌文等，2015），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有较明显的改观，余淼杰等（2018）测算了1997—2007年以及2011—2013年的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发现2007年之前，中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整体的提升，2011年之后又有所下降，董敏杰等（2015）从行业层面利用省市数据测量了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发现中国工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以2008年为分界点，之前基本呈上升趋势，之后基本呈波动下滑趋势。因此，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
国内外学者对产能利用率的测度与产能利用率低下的成因进行了多层次研究。产能利用率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测算，包括：峰值法（沈利生，1999；徐菁等，2014）；生产函数法（Borger等，2000；Helali等，2013；韩国高等，2017）；数据包络分析法（Coellietal等，2002；Karagiannis，2013；董敏杰等，2015）。产能过剩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经济周期和市场失灵引起的周期性产能过剩与大面积的投资和大规模的投资（林毅夫，2007；林毅夫等，2010）；缺乏技术创新导致的结构性产能过剩（王立国等，2012；杨立勋，2017）；政府失灵引起的制度性产能过剩（耿强等，2011；江飞涛等，2012；陈剩勇等，2013；郑晶晶，2016）。但尚未有学者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角度切入，研究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因素。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方法不仅是实现差异化的手段，也为低成本经济体竞争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防御，投入服务化已经在各个方面影响着制造业的发展。从劳动方面来看，已有研究表明制造业新增服务产品产出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对劳动力形成更强的激励机制（陈丽娴等，2019），此外，投入服务化还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的实际工资水平，利用工资激励机制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降低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马述忠等，2019）；从资本方面来看，现有研究发现企业为实现服务化，内部资源可以打破重组，以商业模式各要素为属性进行资源整合，这样的行为恰好可以提高闲置资本的利用率（李靖华等，2019），同时，无论企业选择以何种方式进行服务化，企业内资本的重新组合与运用都是不可避免的，无形中促进了企业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解季飞，2018）；从产品的角度来看，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均对其产品价格水平有正向影响，但投入服务化的影响更为显著（王厚双等，2019），另外，推行制造业服务化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利润水平，这说明产品的销售量和竞争力确实提高了（Andy Neely等，2018），同时，追求产品定制策略的制造商尤为适合服务化，这也印证了制造业服务化给产品带来的优势（Rui Sousa等，2019）；从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来看，投入服务化转型是我国制造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可以有效拓展价值链上的价值增值空间（王晓萍等，2019），现有研究还发现基于国内服务投入增加而实现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提升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戴翔，2019）；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可显著促进制造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且在民营企业及纯一般贸易模式中尤为明显（龚静等，2019），此外，现有研究还发下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有利于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和国内生产技术水平，从而促进我国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增加值的提高（马盈盈等，2018）。
从投入方面来讲，投入服务化的转型可以为制造业行业带来劳动调整效应与资本调整效应，并借此来提高劳动与资本的使用效率，从而提高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从产出方面来讲，投入服务化又可以促进产品升级、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提高贸易增加值，这些影响会改善行业环境，最终提高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
由此，投入服务化的进程将帮助中国制造业进一步提高产能利用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