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 杨一丹 301617
中国古代文论的羚羊挂角、无计可求的特点以及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存在的问题使得西方对中国“诗学”之存在问题颇怀质疑，“西方中心论”至今仍不能打破。我想，建立世界性诗学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东方文化走向世界的程度、被世界承认和真正应用的程度。乐黛云先生在其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 “诗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进入真正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新阶段”，而直到“后记”里才不起眼地提到要编写一部“真正东、西方并重的《世界诗学大辞典》”。他的“底气不足”我想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古代文论缺乏体系性和现实针对性，又因其多义性和诗话色彩，使它的应用性和操作性大大降低；第二就是现当代中国理论界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缺乏创造。因此，建立世界性诗学的当务之急在于东方。
古代诗学走向世界，不仅是简单追求现代性的问题，其根本的问题和意义在于在这个学术界普遍对西方理论产生疏离感和对文论范式之确定性产生普遍忧虑的时代，为当代的文学批评提供一个综合化的、中国化的、实用性的理论批评体系，其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打破现存的中西文论的“体”和“用”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近代以来最普遍的方法就是用西方的体系归纳中国的问题，也就是说，西学成为现代汉语文化的构架（体），而传统文化反而沦落为用来填充、佐证、补充这一构架的零碎因素（用）。五四以后，随着西方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引入，中国传统文论处于“失语”的状态，因此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就必须先从理论上打破西方文论能够解释和涵盖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一切理论问题这一命题。
诚然，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创作与传统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现当代的文学创作基本是受西方文学理论的指导，文学批评能不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吗？自五四以来，中国人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确实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但其人格结构的最底层是永远无法变革的。就文学研究而言，各种理论在中国的“众声喧哗”始终处在一种“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状态之中，这是因为在数千年古典文化的基础之上，任何异质性的理论都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学的根基。这使得文论界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所谓的“范式转换”的行动，这根源于没有正确地处理中西文论的“体用”关系。由于中西文化、文学的巨大差异，中西诗学实际上分属两个不同的认识体系，这就为中心文论的互补、互渗、互证提供了可行性的保证。
1.语言体系和语言外的意象语言体系
褚孝泉先生精确地分析了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中两种语言观的本质差异,他指出西方语言观为语言的符号理论,而以庄子哲学为代表的语言观则为语言的图像理论。“图像与符号的不同,在于符号可以任意地用来代表任何东西,而图像则有其本身的描绘反映能力的限制。”中西文论的本质区别在于“语言观”造成的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人使用语言来思考的，其符号体系可以用来任意地代表任何东西：而中国人认为语言表达有其极限，“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言不尽意”“道可道非常道”，建立起来的语言理论,当然是以语言以外的‘道’、‘物’等来衡定语言的。换言之,庄子等思想家注重的是语言与语言以外的东西的关系,而根据这个关系,就以为语言是一种外部事物的图像,是对于某个外在物的描述或反映。因此,他们对于语言内部的结构或可能存在的层次,是不加注意的。西方的语言是独立自足的单位，词或其它语言单位剖析为二,分为形和义两部分,亦即分析为能指与所指两部分。这样词语就被赋予了符号的地位，其能指和所指就包含了一切可能的意义范畴。
西方美学出现过“语言论转向”，但这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事实。用西方的诗学如何解释中国的“言外之象，象外之意”呢？中国的创作事实中的很多现象，都是萦绕于“能指”和“所指”之外的，如“意象”“韵味”“风骨”“境界”，都是不能用语言准确表达、几乎没有实体性存在、可感而不可触的。而这些游离于能指与所指的实体性西学框架之外的，才是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本质和精华所在。
在西方诗学中，不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不论是模仿说还是想象说，不论何种文学体裁，都离不开“形象”这一表现载体。而中国古代文论中“意象”的存在，成就了中国诗学的独特性，它不必拘泥于形象而能独立存在，从而获得了超越“真实性”的空灵的“境界”，就像中国画论中的写意山水一样，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性，追求的是读者“戚戚于我心”的感受，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2.认识论：作品本位和理论成见
伽达默尔说过,成见是理解的基础。一个批评家服膺什么样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便是他的成见。抽象的对待文学的态度直接影响批评家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总的来说，西方的文学理论演进一直纠缠于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系之中，总试图用一种抽象的理论来概括整个文学事实。
从柏拉图那儿我们便可看到西方文论的两种类型:一方面,他说诗人是神灵附体,而灵感的表现便是迷狂。灵感的获得过程是灵魂对真、善、美的理念世界的摹仿,于是艺术与真理隔着三层,而且亵渎神明,助长人的“感伤癖”、“哀怜癖”,因而必须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亚里斯多德继承摹仿说,他认为艺术摹仿的不只是现实的外形,而且反映了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必然性与普遍性。这种理论正是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最早的表达。在古希腊以后,这两种态度贯穿西方文论的始终,或互相排斥,或互相融合。中间的发展过程我在此不再赘述，只在说一说，其他如弗洛伊德主义、神话原形批评、存在主义可看作神秘主义系统的文学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理论可看作理性主义系统的文学批评。阐释学可看作对西方有史以来文学批评的总结。
然而中国的认识论和文学理论从发轫之始就对抽象事物的探讨不感兴趣，注重研究具体的人和事（孔子）。既不迷信于神秘主义（子不语怪力乱神），也质疑理性的合理性（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中国知识分子除了有一点“迷信政治”以外，基本可以算得上是“没有成见的批评”，中国式的“感悟式”的研究，正是不套用现成理论、立足于作品本位的研究方式。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了“理论热”，基本是西方传来了什么新理论，就拿来试试是否适合中国的文学事实。正因为如此，本土化的理论缺乏使得西方不承认中国有诗学。其实中国诗学的独特研究方式正是西方的弱点和不足。其作品本位的研究方法、消除成见的研究态度，正是诗学走向世界性的必由之路。
现代人不管以何种方式来研究古代诗学文本，总是必然受制于现代汉语的总体语境，所以从广义上说，在现代汉语语境中进行的一切古代诗学研究都是一种现代诠释。但从狭义的角度来说，我们把这个命题置于比较诗学的论域中来审视，来了解其独特内涵。如果我们脱离了比较性的参照系，即不考虑西方诗学洪流般涌入中国的事实，那我们进行的只是一个一脉相承的民族诗学研究，这种文化的同质性使得在古今循序渐进中的“转化”无从谈起。因此，正是西学的涌入使得古代诗学的现代转化这一命题能够成立。也可以说，现代转化是在西方诗学话语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了垄断性的位置后，被中国某些学者提出的作为回应并继而破除这一垄断状况的策略，其中多少带有一种民族主义的焦虑。
【作者简介】杨一丹（1988-），女，河北石家庄人，文学博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项目基金】2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研究（19YJC75106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