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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沙窑瓷器远销海外的市舶贸易背景

发表时间：2021/2/3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1月下作者：高姗

[导读] 长沙窑是我国唐、五代时期的著名的外销瓷窑口，位于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石渚湖一带，其所产瓷器在我国境内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多有发现。长沙窑的彩绘装饰、模印贴花、铜红釉彩等工艺，丰富了长沙窑瓷器的装饰特色，同时体现了伊斯兰、佛教、萨珊波斯等大量的外来文化元素。长沙窑瓷器产品的海外发现数量之巨，外来文化元素内容之丰富，证明了长沙窑瓷器在当时具有明确的外销性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发展的繁荣

南京大学高姗 210023

        长沙窑是我国唐、五代时期的著名的外销瓷窑口，位于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石渚湖一带，其所产瓷器在我国境内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多有发现。长沙窑的彩绘装饰、模印贴花、铜红釉彩等工艺，丰富了长沙窑瓷器的装饰特色，同时体现了伊斯兰、佛教、萨珊波斯等大量的外来文化元素。长沙窑瓷器产品的海外发现数量之巨，外来文化元素内容之丰富，证明了长沙窑瓷器在当时具有明确的外销性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发展的繁荣时期，除政治活动外，中外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大量外国人以出使、经商、传教、留学等目的来到中国。长沙窑瓷器的繁荣外销是政策鼓励、经济需求与文化交流的共同结果，是唐代海纳百川，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的产物。
        唐代建交的国家和地区数量极多，《新唐书》中为30个海外政权专门立传。唐代尤其是唐前期，中外互访遣使频繁，唐代都城长安城内，设有鸿胪寺、礼宾院等机构，专门用来承担外事工作。公元645年建立天皇制度的日本政府曾先后 19 次派遣唐使来李唐交流，学习唐朝的封建制度与文化思潮。公元 676 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积极发展与李唐的外交关系。西亚地区，被唐人称之为“大食”的阿拔斯帝国崛起，伊斯兰文明发展到巅峰。同时，唐朝政府也允许外籍人通过“宾贡及第”的方式入朝为官，并接受多国的留学生入唐学习交往。在当时，唐都长安城内生活着大量的外国人口。
        除却官方交往，唐时民间的中外交流也十分频繁。长安、洛阳、扬州、明州、广州、泉州等主要的繁华城市或方便对外交通的港口城市都有大量的外国商人居住。当时的外国来客在得到唐政府的允许后可以与汉人通婚，经营商铺，传播宗教。当时的中外贸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沿陆路而来的互市贸易，另一类则是沿海路而来的市舶贸易。互市贸易主要是西北边境地区的商业行为。而陶瓷器的主要外销渠道市舶贸易，则主要集中在广州、明州等港口地区，由地方官员与市舶使进行管理。
        唐朝设立市舶使一职负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工作，目前可以考证的有安南与广州两地。开元二年（714年），“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8《玄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这是唐代最早的有关市舶使的记载。唐政府市舶职能的建立标志着海外贸易在唐代的经济中占有了一定的比例。中晚唐时期，朝廷为鼓励外商来华，制定了诸多鼓励政策。太和八年 (834年)唐文宗曾下诏书：“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清]董诰，阮元，徐松等编：《全唐文》卷75《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这则文献表明，唐代除规定的税率外，严禁地方私加重税，促进了市舶贸易的发展。
        唐文宗所下诏书言明，对于海外商客，地方官员有监督其“舶脚、收市、进奉”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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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脚”指收取船只出入境的关税。顾炎武曾记载，“贞观十七年，诏三路市舶，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蔻四色，并抽接一分”[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扬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这“一分”就是百分之十的关税。“收市”指为朝廷优先收购皇家御用物品。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有敕令：“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 [宋]王溥：《唐会要》卷66《少府监》，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这种皇家优先的购买权，符合古代封建社会的文化，在唐代一直被沿用。“进奉”指向皇室贡奉珍宝或钱财。与有明确规定的“常贡”不同，“进奉”是一种主观的迎合行为，外商向皇室进奉奇珍异宝表达向唐王朝的尊敬与礼节，并以此寻求个人利益。除却这三条规定，来唐外商可在不出售违禁品的情况下在中国“自为交易”，可见其外贸政策的宽松。
外商来华数量之多，在长安与沿海诸港口的蕃坊可见一斑。“唐时扬州常有波斯胡店”[ [明]谢肇制：《五杂俎》卷12《物部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广州）自唐始通大舶，蛮人云集，商贾辐辏”[ [明]解缙，姚广孝等：《永乐大典》，卷11907，引《番禺续志》。]描述了当时外商云集的情况。大量的外国人涌入定居，最开始应是与华人混居的。文献记载了唐开成元年（836年）卢钧接任广州刺史和岭南节度使后的改革，“先是土人与蛮僚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聚不通，蕃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77《卢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外商逐渐与本地人分开居住，在扬州、广州、明州等城市逐渐形成了胡人聚居的“蕃坊”，以及胡店林立的“蕃市”。为妥善管理蕃坊，唐时在蕃坊中选取具有声望的外国侨民担任蕃长，负责管理公共事务与商品交易。“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唐国史补》记载：“有番长为之主，领市舶使，借其各物，纳舶价，禁珍异，番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此条文献说明，蕃长有协助管理市舶贸易的职能。唐时建蕃坊，择外国人进行管理，足以说明当时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繁荣；不仅有往返于东西之间的远航商人，更有在华定居经商的外国人。唐时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促进了官方的政治、经济、宗教交流，更为民间的经贸发展与文化传播提供了土壤，是长沙窑得以远销海外的重要推力。
唐、五代时期我国瓷器向海外的广泛传播，离不开陆、海两条丝绸之路的发展。由于瓷器易碎的特殊性，外销瓷器大多经海路远销海外。唐代发达的市舶贸易与对外开放的鼓励政策促进了包括长沙窑瓷器在内的外销瓷器发展，促进了唐代的文化输出，并对唐代之后的中外贸易交流留下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