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唐朝“太医署”的新认识

发表时间:2021/2/3   来源:《中国医学人文》2021年2期   作者: 尹天威 杨明山
[导读] 唐朝“太医署”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医学校
        尹天威  杨明山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201203

        摘要:唐朝“太医署”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医学校,甚至是人类医学史上最早的国家医学院或中央医科大学。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深入研究发现,“太医署”是与太常寺职能相近的行政管理机构,具有医学教育管理与实践的功能,并对世界上最早的医学院校归属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认为唐太医署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备的官府附设教育机构,撒勒那医学院因其民间性、法律性、国际性而成为欧洲近代医学院之母。
        关键词:太医署 医学校

        一.对“太医署”历史地位的认识
        一般认为,唐高祖于公元624年在长安建立的“太医署”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医学校,甚至被认为是人类医学史上最早的国家医学院或中央医科大学。其主要依据来自《唐六典》与《新唐书》。引自前者的主要记载为:太医署:令二人、丞二人、府二人、史四人、主药八人、药童二十四人、医监四人、医正八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掌固四人、医博士一人、医助教一人、医师二十人、医工一百人、医生四十人、典学二人、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三十人、针生二十人、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按摩工十六人、按摩生十五人、咒禁博士一人、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新唐书》多采用《唐六典》史料,其《百官志》关于“太医署”的叙述相对简单,但核心内容不变,仅增添了考课、登用、宫人患坊给药与医官莅坊等内容。

        二.《唐六典》与《新唐书》是何种类型古籍?
        《唐六典》成书于738年,所载官制自唐初至开元,是一部唐朝政府行政法典。《新唐书》记载的则是唐朝历史纪传。《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例如“百官志”从第36至39下,“太医署”则列于“百官志四上”。以《新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三十八·百官三》为例,其中的教育相关的机构名称总结于表1,可见中国唐朝政府机构庞大,等级森严,分工细密,为世界史上罕见。



        无论是《唐六典》还是《新唐书》,各官府的概述始于官阶介绍,鲜有例外。此二书完全是反映唐政府行政结构、行政级别、行政功能及其官阶进贬的法典,而非反映唐朝教学实践或教育管理的专著。

        三.“太医署”是中央医疗服务机构还是中央医疗管理机构?
        太常寺是中国清代以前各朝掌管宗庙祭祀的最高行政机关,“太医署”为其下属机构之一。《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云:太常寺:卿一人……太常卿之职,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焉:一曰郊社……六曰太医,七曰太卜,八曰廪牺,惣其官属,行其政令。据此可知,“太常寺”主要职能是祭祀,位于第一的“郊社”显然要高于“太医”。由此证明,太常寺是一个专为唐皇宫服务的管理机构。关于太常寺下属“太医署”“医监”等职的职能,《新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三十八·百官三》如是说:宫人患坊有药库,监门莅出给;医师、医监、医正番别一人莅坊。《新唐书·卷四十九》载: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上。掌疗民疾。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二十七年,复置医学生,掌州境巡疗。二段上文说明“医监”、“医正”、“医师”、“医工”、“医生”与“典学”主要是是行政上下等级关系,而前四者“医监”等亦非从事医学教育的教师。关于“医学生”也有其特定概念,唐代开元年间约千人就有一名医学生。地方政府所设“医学生”,职能为“掌州境巡疗”,显然非“医学生”的字面意思。根据目前史料所得,“太医署”的职能与太常寺不无二致,主要是专为唐皇宫服务的行政管理机构。
        此外文字计量也能说明此问题。《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关于“太医署”的叙述上下共六段,内中评注皆为官阶介绍。除去与教学无关的评注,共得文字2296,涉及官阶构成1771字,而涉及医学教学职能仅为181字,涉及教学内容344字,分别占总字数的7.88%与14.98%;关于中央政府医疗管理的职能叙述几乎为零。

        四.“太医署”是否具有教育功能?
        尽管“太医署”是一个主要为唐皇宫提供医疗服务的行政管理机构,但不可否认其医学教育管理与实践的功能。相反,从《唐六典》与《新唐书》两书中还可进一步挖掘整理出相关的系统依据。从表2来看,按一般学校的概念而论,唐朝的“太医署”教育功能相当完备,规模庞大,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基于本文第三节与表2的介绍,可认为“太医署”是为唐皇宫提供医疗服务并附有完备医学教育功能的行政管理机构,并非中央专职医学教育机构,更非中央医学专科院校。

        注:无注解说明均引自《唐六典·十四卷》

        五.唐朝政府机构中具有完备教育功能的是否仅“太医署”一处?
        并非如此。在唐朝中央与地方政府中,具有完备教育功能的机构远不止“太医署”一处。凡国内论文证实“太医署”为世界上最早医学校的依据,大多与“博士”、“助教”和“学生”相关。检索统计,这三个关键词分布在12卷内,覆盖面占《唐六典》的30卷的40%。



        “博士”之称最早见于战国,系指精通某门学问或传授经学的官名,至唐朝博士名称近二十种,包括太学博士、太常博士、国子博士等,分别隶属国子监、太常寺等诸多政府机构;门下省的弘文馆与东宫的崇文馆教以学士。除了医博士以外,太学博士、国子博士等均设助教相佐。而地方政府只设经学博士与医学博士,有助教。在唐朝政府中,凡设博士之官府多半兼有教育功能。如灵台郎(司天台)下设的天文博士掌教习天文气色,太乐署的博士掌教习乐等等。如果说“太医署”是世界上第一个医学校,那么唐朝政府中的“太乐署、鼓吹署、太卜署、太仆署、国子学、太学、广文馆、四门馆、律学、书学、 算学”也应该算是世界第一个音乐学院、管乐学院、兽医学院、文学院、天文学院、数学院、政治学院等等专科院校,下此结论似乎尚须谨慎。



        仔细分析《唐六典》与《新唐书》不难发现,同属太常寺的“国子监”与“太乐署”教育功能与教育规模不小。《唐六典》关于太乐署的记载如下:太乐署:令一人、丞一人、府三人、史六人、乐正八人、典事八人、掌固六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乐正八人,从九品下;典事八人;………太乐令掌教乐人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飨燕………。据记载,太乐署的学生最多达2000名。关于国子监与太医署的比较见表4。表中引证资料显示,国子监的教学规模与管理远胜于“太医署”。尤其要指出,如果说“太医署”的“医生”、“针生”、“按摩生”、“咒禁生”与“药园生”的身份属于生徒还是学生尚有争议,那么“国子监”的学生的身份可以确认无疑;其次“国子监”的班额、分科、分级(即国子监的6科分类)、学制、管理与考试功能的完善均远优于“太医署”;再者其教学目标十分明缺,学生毕业后就是升迁做官。显而易见,唐朝官府附设的教育机构实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官员或技术官员培训学校。

        六.为什么唐政府附设的教育机构最终不成其为“近代学校”的摇篮?
        国内外的辞书对“学校”下的定义不一。如辞海对学校的释义为: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教育的机构。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中称为学堂,1912年的学制中改称学校。Wikipedia对于学校的释义是:A school (from Greek σχολ, originally meaning “leisure”, and also “that in which leisure is employed”), is an institution designed to allow and encourage students (or "pupils") to learn,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eachers.(学校school一词源出希腊语σχολσ,原义为“休闲”或“活动停止后的自由,其本义是一种允许并鼓励各类学生在教师掌教之下进行学习的机构。美国Merriam-Webster Online在线词典关于“学校”的一般定义节选如下:An organization that provides instruction as an institution for the teaching of children.(一种提供教育的组织:教育儿童的机构)。不管对“学校”定义如何,学校都离不开5个要素:场所、教师、学生、教材与教学。以此概念而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学校见于古希腊、古印度与古中国是无可非议的。古代中国的西周的辟雍、庠、序、学、校、塾;西汉、隋、唐的太学与学宫等等均属古代学校,唐朝的“太医署”与“国子监”等亦在此列。
        然而当代所述及学校之概念,更多的是与17世纪的捷克教育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J·A·Comenius 1592-1670)所创的学制、学年制与班级授课制有关,即分为婴儿、儿童、少年与青年按照年龄和知识程度分成班级的四期分段连贯式的学校制度。他主张全校各年级学生的同时开学与放假;新生招生每年一次并且同时入学;学年考试同时举行,年终经考核决定升级或留级。夸美纽斯还提出普及教育的民主主张,即“所有男女青年,不论富贵和贫贱,都应该进学校”。若以这位的捷克教育家的学制理论来评定一千年前唐朝官府设立的教育机构,未免过于苛刻。但是以此对比,我们依稀能看到唐朝教育机构之中现代教育体制的萌芽。例如,国子监已有学年制规定:“习《孝经》、《论语》限一年业成,《尚书》、《春秋公羊谷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二年,《礼记》、《左氏春秋》各三年”,亦有班级授课制如“五分其经以为之业,习《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每经各六十人,余经亦兼习之”。至于教育普及问题,唐政府也比较开明,其“国子监”除了国子学与太学以外,允许庶人或庶人子入学于四门学等“班级”,或成为“太医署”的药园生或“太卜署”的兽医生。更值得一提的是,太医署的博士与助教工资,实施“计讲授多少为差”,显示已从师徒关系开始转为师生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教育史,唐朝兴办官学至古代极盛时期,学制接近近代教育元素,但为何中国的近代教育延迟至辛亥革命后方才实施,其原因有二:一是唐皇朝的附设教育机构一切功能以“皇”为本。其受教育对象主要还是官家子弟,其招收标准只认官阶,不认年龄与知识程度。各类学生的教育目标直接为皇族与官僚服务,如“太医署”的药园主要为皇帝官僚服务而与百姓无关。二是自秦朝以来实施的几近残酷的严禁私学,民学一蹶不振,只兴官学一家。纵然唐朝中央官府附设教学机构功能相当完备,但其整个教育体系始终局限于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即使当时的“太医署”与“国子监”之类的官学教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终究未能对中国以后历代的教育事业有过实质性的影响,关于唐朝“太医署”的宏观评价大约不出此定。

        七.谁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校?
        除了中国以外,声称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医学校诞生地的还有古希腊、古埃及与中世纪的意大利。史载古希腊的医学校有三处。一是建于公元前700年位于Shalimar的医学校,西方史学家对此似无分歧。还有二处是建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Cos医学校与Cnidos(今位于土耳其境内)医学校,前者为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所建。现代古希腊医学史研究人员认为,上述所谓学校只不过是医学信徒集聚之处,体现的是一种师徒传承制的医学教学方法(The “school” was essentially realized wherever its adherents would gather.)。古埃及的医学校有一处,建于公元前300左右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亚历山大的医学校。意大利中世纪的医学院有二处:一是意大利西南沿海坎帕尼亚地区的撒勒那医学院,建于公元9世纪左右,至11世纪至顶峰;二是建于1088年的波伦那大学,当初以法学闻名,医学教学闻名则发生于公元17世纪。
        经综合分析,能与唐朝太医署媲美的仅有意大利撒勒那医学院一所。若以学校的一般定义或学校的5个基本要素而论,意大利撒勒那医学院与中国唐朝的太医署相比,可以说是望尘莫及。以下三个比较确凿无疑地说明,除了外科之外,唐朝太医署其他医学教学水平均胜过晚其200年的撒勒那医学院:
        医学教材比较:撒勒那医学院的教材,大多由本笃会修道士康斯坦丁纳斯Constantinus Africanus所译,原著为阿拉伯文的古希腊与古拉丁医学以及阿拉伯医学著述。其中最著名的有4种:由John of Milan.编写的《养生学》Regimen sanitatis Salernitanum(1050年),内容源出古希腊与拉丁医学、由Trotula编写的《妇科与产科疾病治愈》Curing of Diseases of Wome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Labor(1050年)、康斯坦丁纳斯根据阿拉伯医生亚巴斯著作编译的10卷《医学艺术》Liber pantegn(1080年)以及Copho编《猪的解剖学》Anatomy of the Pig(年份不详)。撒勒那医学院所用教科书的考证,主要依据幸存于欧洲多个博物馆的不全手稿,流传至今的完整医书极少。而中国唐朝太医署的四科主要教科书合计有十余种,成书时间比撒勒那医学院至少早七百年,当代虽未有太医署所用之历史文物,但史书记载确凿,其完整医书流传至今。
        教学病种比较:西方引以为豪的撒勒那医学校教学涉及病种主要有:甲亢、牛皮癣、腹泻、肺结核、狼疮、肺炎、间隙发热、下疳等。除下疳以外,上述大多数疾病相当于中国传统中医所说的瘿病、领疮、痢病、“传乘”与“虚劳”、阴阳毒、肺实热、疟,分别记载于《黄帝内经》等成于中国唐朝以前古代医书中。
诊断手段比较:撒勒那医学院的另一教学特征是应用脉诊与查尿,其中对脉诊有如下描述:指按脉搏至百数以上以确定类型与特征(The fingers should he kept on the pulse at least until the hundredth beat in order to judge its kind and character),而太医署的脉诊教学已有篇幅达10卷98篇的教科书《脉经》了。
        若从历史背景来作一比较,则能看出另外一种端倪。中世纪,位于撒勒那北100英里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Abbey of Monte Cassino)是天主教隐修会圣本笃会建造的第一座修道院(529年)。该教会规定会士不可婚娶,不可有私财,一切服从长上,此称“发三愿”;同时该教会要求不忘工作,重视教育。著名修士康斯坦丁纳斯(Constantinus Africanus)于1060年本笃会修士至此修道院,先后翻译阿拉伯文医著,多为原古希腊与古罗马医学著作,也有纯阿拉伯医著,共计37种。康氏后为撒勒那医学院教师,培养出众多良医,从而使撒勒那以医学而闻名,时称“希波克拉底城”(Town of Hippocrates)。因为当时医学教学与医疗均为市场机制,故各地求医病人纷至沓来,各路医生也蜂拥而,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局面十分混乱。撒勒那当局不得不于1140年颁布法令:凡从事开业医生者须得到官方批准,并遵守行医执照规定;进一步规定医学校必须实施三年预科与四年医学训练的学制,分专科科教学,医学生开业前必须经过医院实习。如此奠定了欧洲文艺复兴中近代医学院的基础。此外撒勒那地处地中海西南部沿海,素来与伊斯兰与非洲世界交往频繁,故撒勒那医学院的教师与学生来自欧亚各地。有意义的是,其中最著名的教师来自四个国家:犹太人、希腊人、阿拉伯、拉丁人,各以母语授课,足显撒勒那医学院从一开始便具有多元文文化的背景,容易被国际社会认可与仿效。综上所述,唐太医署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最完备官府附设教育机构,而撒勒那医学院虽然在教学内容上并无多大卓越,但该学院因其民间性、法律性、国际性而成为欧洲近代医学院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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