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秦仪1 罗辉2
1.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
2.西安市航天城第一中学
摘要：伴随着创意写作的兴起与发展，其作为教学法在“作文教学”和作为创意思维在“文学创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创意写作扩展了“写作”和“文学”的范畴，但目前在汉语语境中，“文化”仍然缺乏和“公共文化”的关联，“写作”的属性也较模糊。本文将从文学的本质角度出发，重新划分写作活动的属性，探析创意写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新机制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创意写作 公共文化 文学属性
一、由有关于创意写作学的发展探索创意写作新属性
葛红兵教授的《创意写作学理论》一书不仅是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更是为中国的创意写作学科发展提供了概念体系和论域框架。该书首先更新了文学、写作的本质界定，论述了作为教学法的创意写作等学科内部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外部问题，如：“公共文学服务”、“创意城市基因”等。这些无疑是葛红兵教授为构建创意写作中国化所做出的贡献与努力，不过《创意写作学理论》同时也引发了我们思考：创意写作学科视域下，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究竟应该怎样建构 本文特提出问题，与葛红兵教授商榷。我们认为，文化创意创作相较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其作用同样重要，应该将文学纳入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且认可创意创作对提高城市的原创力和居民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写作”的认识相对固化，自学科领头人葛红兵教授在2004年外出访学接触了创意写作，回国后于2009年创立了“文学与写作中心”以来“创意写作”在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创意写作学科的兴起拓宽了“创作”的范畴，正如葛红兵老师在《创意写作学理论》一书中指出，创意写作学把“创意思维”的养成看作主要目标，而把“写作能力”的养成看作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在创意写作学科视域下，作为一门从“艺术批评”和“创意艺术”中独立出来的学科，教师们为避免抑制学生的创作，相对于写作错误而言，更注重学生的创意思维。
首先，这就要求人们重新理解和构建写作的属性，只有明晰了中国化的创意写作体系下的写作属性，才能从根本上转变人们文学的思维方式，明确文学活动的实质。就目前关于创意写作的探讨来讲，学者们对于创意写作的定义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写作是奠基于人的本性实践之上的审美实践活动，打破了传统写作学的束缚；其二，是以多萝西娅为代表的作家，她们认为作家是比普通人更具有创意、创造性的人，创意写作是突出创造性、新颖性和特别性的写作；其三，创意写作学认为写作是以创造性思维为主导，以文字、符号等作品为实现形式的创造性活动。第三种观点是对创意写作作为发展事物的重申，该观点以创意为本位，认可创意的优先性和构成其产业活动的基础性、重要性，推动了国人在最本真的意义上创造文学的产业化之维。
在未弄清楚创意写作的概念和基本内涵的情况下直接探讨产业化，犹如不建设根基便直接修建高楼大厦，因此，梳理创意写作和创意写作学仍是不可省略的工作。根据写作所指向的受众群体不同，可将写作分为：1、技能层：写作是一项基本技能，不一定要求写作者创作出极富有深度和内涵的作品，人只需要在生活和工作中具备这项技能并使用即可。2、精神层：人作为富有知觉、情感、思维的生物，在自然界能够将自然人化，写作作为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表达自我活动，能够在创作中反映自身的情感与思想。3、交互层：写作不仅仅指向具体的作品创作之中，同时还要指向构思、创作、交互这一完整的过程。即，创作具有目的性、指向性。
那么，如何挖掘写作的作用，在创意经济时代如何在创意写作学科视域下更好地建设“创意中国”呢 这就要求我们将目光投射到文学活动和公共文化资源的研究之中了。
二、承担公共文化服务角色的创意写作
《创意写作学理论》一书首先梳理了当今三种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并且强调文学活动的实质是公共文化活动的一部分，“纯粹属于私人的文学、纯粹局限于私人领域的文学活动是很少见的”第一种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是“政府主导型”以日本和法国为代表。该模式强调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角色与作用，尤其是关于政策制定和资金把控方面。第二种是“市场分散式”“民间主导式”，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即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营造良好的环境、服务于公共文化的发展。第三种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是以英国、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一臂之距”。该模式下，政府不直接插手具体的文化事务，只对其进行宏观把控，具体分配文化资源和文化事务管理的是民间组织，二者是“一臂之距”的伙伴关系。
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晓辉在《中国化的创意写作学科体系猜想》一文中强调，在中国化的创意写作学科体系的建构中，应该将创意培养与产业孵化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使思维培养、作品生产、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能够协同运作，系统化发展。简而言之，产、学、研、用互相结合的道路才是中国创意写作发展的必由之路。但遗憾的是，目前在我国“创意实践活动”还没有制度性地成为公共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在《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一书中，作者马克·麦克格尔提到：教育改革者声称每个人都具有天生的艺术家气质，只需要从诸多限制中解脱，战后创意写作系统是建立在艺术家可以通过解放的机制化创造力培养而成型这个假设之上的。所谓创意实践，相对来说，便是持续通过外部激发聚集内在的天赋才能。一直以来，葛红兵教授强调二战期间美苏争霸过程中，美国获胜的重要原因是其文化创意思维，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国家重视创意写作的发展，社区写作更加成为美国发展的催化剂。由此可见，中国应该意识到：在创意经济时代下，写作生态环境已经逐步发展变化，创意理应也已然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推动力之一。
强调和维护创意性文学实践活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葛红兵教授指出，文学作为弱势艺术的样式而存在，现如今不那么赚钱甚至小众化。这一点笔者持有不同意见，我认为纸媒虽然发展势头不如从前，但是文学仍然具有力量。在我们看来，国家应该出面从制度性的角度维护创意性文学及其实践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
文学的本质即创意，这是创意写作一以贯之的观点。从创意第一性的观点出发，到学科体系思维的构建，创意写作学一直努力地将创意思维——创意实践——创意产业结合起来，以此呈现出创意文学教育、文化创新实践、创意文化产业三种典型发展模式。葛红兵老师从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将创意追寻到内核层，认为创意最重要的核心不仅作为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出现，更是“产业化”，尤其是其跨媒介、跨区域和跨业态的转化模式，促进了文学创意的涌现和提升。离开了创意本质的探寻和确切感受，创意本质的概念就会处于晦暗之中。
笔者将从文学的创意本质和意义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目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不足和缺漏。
1.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分配不均
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不同区域公民享受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呈现出不均衡性。目前我国文化事业费城乡分布比较均衡， 略倾斜于农村地区，2017年，县及县以下和县以上文化单位的文化事业费分别为45724亿元和 39835亿元，所占比重分别为53.５％和46.5％。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仍然分布较多，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布较少，分别为381.71亿元、213.30亿元和230.70亿元。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文化事业费占比有所提高，分别提高了1.3个百分点和0.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的文化事业费的比重不升反降，下降了1.3个百分点。
2.公共文化服务与公众需求不完全对接
根据调查数据表明：2017年公共设施使用率最高的分别是：图书馆32.8％ 、 影剧院27.３％ 和体育馆18.４％，使用率最低的为博物馆，其使用率仅4.2％ 。
2017年使用最多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分布统计图
资料来源： 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文化发展状况调查（2018）”数据库
葛红兵老师主张，对于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学创作及文学”一级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学公益机制建设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并保障创意文学活动的发展。
3.供给主体单一思想严重
受计划经济下观念的响，许多人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只能由政府来生产，没有自觉自主的“文学公益机制”研究思维。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政府主导、民办文化机构欠发达、公民主体参与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的参与度较低的局面。如果公共文化服务仅仅是在行政体系内部运转，那就会失去有效性和活力，没有将服务对象和服务主体形成良好的互动。
三、探索创意公共文化服务新机制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内容，可以概括出我国认定的基本文化权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收看电视、收听广播、等。读书看报和公共文化鉴赏等模式是人们享受文化成果的基本方式，人们参与文化创造活动的主要载体则是大众文化活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在2035年要将中国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并强调在“十四五”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这一大背景下再次讨论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建构，并非仅仅揭示了当下现实的发展欠缺，更说明了创意写作视域下探索公共文化服新机制问题已经深入到了重新阐释的新阶段。
1.通过大数据加强和改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文学仍然具有庞大的影响力，其重要原因在于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根据2020年9月2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9.40亿，相较于2020年3月增长了3625万，互联网普及率高达67.0%。那么从这一庞大的数据中，我们如何思考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角度便能更好地研究新兴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块。文化创意产业绝大部分门类和高新技术结合在一起， 换言之是技术、商业和文化艺术的结合体。西方许多学者注意到文化创意产业蕴含着一种新的产业经济形态，创意产业是适应新的产业形态而出现的创新概念，是对新的产业形态的概括、总结和发展，它对优化现有产业结构有着重要的作用。
针对以上情况，葛红兵老师指出，近年来中国的文学产业化发展态势良好，涌现出阅文、掌阅等文学产业龙头企业，正是国家政策的支持才使得文学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端主要包括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青少年宫等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实体部门。除此之外还有数字服务平台，例如：微信公众号、官方APP等。笔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理应与时俱进，引入了社会力量和创新模式，告别“等、靠、要”的传统思想，将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新模式与公共文化服务相结合，并且通过大数据了解居民的喜好，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切实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益。此外，利用大数据技术还可以有效地搭建政策落实追踪平台，帮助文化产品的供给模式的调整，根据文化资源的利用特点和区域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改善，同时便于用户对服务的反馈和监督。
2.提高从业人员的创意性思维
《创意写作学理论》一书指出，“人是创造性地思维着的”，何谓创造性的思维 葛红兵老师认为，对于创意写作者而言，不仅需要最基础的“解释性需求”，还需要基于自我对世界关系的理解，呈现出自己的创意性思维的世界观。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城乡发展、区域发展水平不均的另一表现便是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差异较大。根据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文化单位机构数为27.9万个，从业人员数为179.41万人，发展至2017年末全国文化单位机构数为32.64万个，从业人数达到248.85万人。毋庸置疑，即使从事公共文化服务的人员呈现增长趋势，但是鲜少有人接触或系统性学习创意写作理论知识。
正如上文提到，创意写作学呈现出创意文学教育、文化创新实践、创意文化产业三种典型发展模式。笔者认为，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尤其是创意思维的培养，能够有效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生命力。一直以来，创意写作学要求尊重学生的自我个性化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如果在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能够根据综合性考虑专业的从业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建议，激发创造从业工作人员的热情和潜力，向外面向创意经济时代，向内面向创意型从业人才，从而达到1+1>2的效果。
3.提倡全民写作，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意写作视域下，创作是人作主体自我实现的根本性实践活动，提倡全民写作以此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葛红兵老师的观点，激发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葛老师认为，在创意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让文学介入公共文化服务，让创意创作创新理论做以支撑能够有助于推动大国文化战略以及创意中国的发展。
每一次变革在某种程度上都源于人们的需求，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当今全民写作提供了技术支撑，简而言之当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便开始更高一步地追求精神需求。创意写作作为一种艺术生产的精神性活动，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功能和作用的角度而言，创意写作和电影院、博物馆、图书馆并无不同。因此，笔者主张将创意写作纳入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版块之中。
4.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的自觉性
治理理念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正确处理公共文化服务与公共文化社会化、市场化的关系逐步形成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单位、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与对话的“交互理性”的制度框架。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激发了民间资本对公共文化领域的服务热情。笔者认为，当下激发社会力量、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已是题中之义。
创意写作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体现在教育教学之中，更体现在“人”的塑造和社会的发展之中，本文结合创意写作学科，重申了“写作”、“创作”的要义，同时讨论了当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问题，并根据现阶段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和建议与葛红兵老师商榷。公共文化服务是作为一个既体现国家治理能力，同时关系民生的命题本身就需要带着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创意写作的思维能够帮助我们跳出传统发展模式的圈套，从而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民生工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涉及了各级政府的集体努力，而且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总而言之，我十分赞同葛红兵老师将创意写作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文学与文学活动的研究，并且非常敬佩他在《创意写作学理论》一书中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了解创意写作我提出了几点关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新机制的问题与葛红兵老师商榷，期待通过共同的努力能够让创意思维、文学创意活动更好地体现其价值、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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