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摘 要：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大量美国人开始来华，因四川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来川的美国人大多是有强烈使命感的传教士。这些美国传教士在初期的直接传教活动受挫以后，转向以教育辅助传教。本文通过研究《华西教会新闻》和同时期的其他文献研究资料，梳理出1899-1943年间的美国传教士和教会团体主要通过大力开办中小学、筹建教会大学、发展学前教育、特殊教育、设立职业学校等方式来扩大宗教影响力，进而促进宗教事业的发展。虽然这些教育活动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但也有一些积极意义。客观上，这些学校的兴办为我国教育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板，从而使传统教育得以快速转变为近代教育。同时，学校也培养了大量具有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础的近代知识分子，推动了四川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美国人 近代 教育 华西教会新闻
1830年，裨治文（E. C. Bridgman）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位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随着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美国开始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大量美国人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等地区。四川因地处内陆，交通极为不便，与之相关的信息外界也知之甚少，基本被排除在美国人的商业版图之外。但传教士关注的是信徒的人数及传教区域的拓展，四川的封闭性反而使之成为传教士的目标，因此近代在川的美国人绝大多数是传教士。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这个时期的四川历史风貌的记载也有很多是在来华基督教会的文献中，《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华西教会新闻》是华西各差会联合出版的英文教会刊物，它于1899年在重庆创刊，1943年因经费问题停刊，跨时45年之久。它不仅是近代四川第一份外国人创办的刊物，也是基督教在华西地区出版最早的英文教会杂志，记录了近代四川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在梳理《华西教会新闻》中所载教育活动基础上，结合传教士书信和相关的地方志等，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当时在川美国人的教育活动。
一、开展教育事业的背景
美国传教士在进入四川地区初期，基本是以教堂为中心的福音直接传播，主要形式包括在教堂内礼拜、祈祷、读经、宣讲教义、施洗、破除偶像等，同时，也通过在贡院、寺庙、监狱、乡镇集市传道或发放宣传册等来吸引民众。《华西教会新闻中》就数次提到这些活动：“聚在一起的祈祷、礼拜、奉献结束后，像往常一样响起了炮声，大家互相祝贺。一般来说，礼拜堂星期天上午的礼拜都挤满了人。” “在三次考生退场的过程中，总共给他们散发了不少于17000册的宗教书籍。” “宣教屋位于靠近寺庙主干道的山坡上。有时候一些女性听了我们的真理，意识到了她们崇拜的偶像是不可靠的，就不再把她们已经买到的贡品焚烧给神像了。”“我们一行人动身前往蒲江下属的村镇里，开始了5天的传教和售书活动……在这个镇子（大塘镇 the village of the great pool）里的售书情况不是很好，但向大部分人宣传了福音，这个镇子有80户人家，我们给每家都散发了小册子。”
但这些直接传教布道活动收效甚微。基督教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标准完全不同的体系。对中国人影响极大的儒家学说强调社会关系，奉劝人们安于现状；佛教宣扬灵魂轮回、祖先崇拜；众多的民间信仰带来各种偶像崇拜，这些都与基督教教义直接冲突。因此，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态度是好奇和观望的，而对教义是冷漠和拒绝的。上文提到的分发基督教宣传册，民众接受的目的也令人啼笑皆非。一些人只是因为对宣传册的画面、颜色感兴趣，甚至有些妇女是看中了宣传册的纸张，觉得适合拿回家制作鞋垫。“有个人接到一本背面是黄颜色的精美的《使徒行传》，把它装到自己的袖子里。走到前面时，遇到一个人散发《马太福音》，这本书的背面是漂亮的深红色，这个人就又停下来拿了一本。就这样，他又陆续拿到了粉色背面的《路加福音》和海蓝色背面的《约翰福音》。什么都无法阻止他，直到他拿到了一本颜色非常新的（才停了下来）。”
面临这样的文化冲突和尴尬处境，美国传教士开始反省和思考改变传教方式。开展教育活动成为了一个很好的选择。1903年四川地区的教会学校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慈善性质的，针对下层穷苦百姓的孩子或乞儿，免费提供食宿，给他们上课，让他们学习尽可能多的《圣经》知识；另一种专门培养本土传教士（多是男孩），训练他们成为传教事业的助手。教会学校的开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抵触情绪，获得了民众的好感，同时也可以成为教徒的养成所、传教士助手的培养基地。但当时中国政府对教会学校和教会教育持消极态度。
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传统的科举制度，开始实施仿照西学的新考试制度。“新学”成为入仕的敲门砖。彼时掌握了大量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教士自然就很乐于利用这样的机会发展教育事业。一批教会学校在这一时期建立了起来。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发展的条件更有利，各级政府对教会学校普遍认可和支持。1912年，潼川的一所教会寄宿学校因社会不稳定流失了大量学生，而剩下来的17名学生中，有2名是地方行政长官的侄子，1名是长官秘书的儿子。由此可见，当时的地方官员也乐于让孩子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
教育的发展有助于宗教的传播，宗教的传播需要教育的功效。教育与宗教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传教士的教育活动迅速开展了起来。
二、在川美国传教士的教育事业
（一）大力开设中小学
美国人在川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在教育对象上，儿童和青少年因心智尚未成熟，在行为思想上更具有可塑性，成为美国传教士的首选目标。1899-1943年期间，美国传教士在川为儿童和青少年开设中小学共27所，其中中学11所，小学16所，是所有类型教会学校中数量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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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899-1943年美国人开办小学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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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四川地区教会中小学教育正规化、系统化，1906年华西各差会成立了华西教育联合会（The West China Education Union），联合会通过统一课程、规范教材、统一考试等提高学校对低年级学生的培训水平，从而推动教育发展。美国教会学校也遵循联合会统一颁布的课程大纲执行教学。我们通过1914年教会初级小学的课程大纲可见一斑。
表3：课程修订大纲（初级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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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课程大纲不难看出，当时美国教会小学的课程设计较为全面，人文和自然科学类都有涉及，较当时的私塾，具有明显的现代化特征，更容易吸引有知识和社会地位的人将其子弟送来就学。而宗教课程则是必修课，从一年级开始就贯穿始终，目的是让中国学生从小接受基督教文化和理念，进而推动基督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
（二）推动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
教会大学在传教士心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曾指出：“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着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传教士希望教会大学能吸收教徒和非教徒的子女入学，使他们毕业后占据社会的关键位置，从而使中国的政治朝着有利于教会所属国家在华利益的方向发展。同时，随着在川教会初中等教育日臻完善和成熟，高等教育有了可供使用的人才储备，在川教会开始筹备教会大学。1904年，华西地区的教会团体意识到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去满足这个地区的教育需要，因此，这一年各教团代表在成都会面共商四川的高等教育发展大计。
1905年，由美国浸礼会和美国美以美会为代表的5所教会将共同决议的建立联合大学的提案交由教会理事会审定。审定的过程很漫长。直到1908年，教会理事会才同意了大学的暂定计划，并为大学购买了65英亩土地。1909年，大学附属的华西协合中学首先开课。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成立。3月11日，大学正式开学，第一批学生只有11人，全部是从华西协合高级中学选录。
1911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迫使多数外籍教师离开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学一度中断。但中学的普通班和圣经班一直开到1912年。1913学校复课，美国人毕启（Joseph Beech）担任校长。1914学校增设医学院，成为华西地区最早的现代医学院。1915年学校添设神学院。同年，华西协合大学迎来了首届2名毕业生，分别是胡海云（哲学学士）和吴树成（教育学学士）。1917年学校增设牙学系，隶属于医学院，这是中国最早的牙科专业。1918年，文学院中的教育系独立成为教育学院。至此，华西协合大学有5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和教育学院。1919年由美国人约翰·高琦博士（John. F. Goucher）捐建的弟维小学和高琦中学成立。这两所学校也作为教育学院的实习基地被纳入华西协合大学系统。1920年，牙学系独立，正式成为与医学院并立的牙学院。192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自主委员会授权将华西协合大学的临时办学执照改为正式执照。华西协合大学的毕业生将其成绩送到纽约州立大学复核后，可获得该校文、理学士和医、牙博士证书，并在国外享有与该校毕业生同等的待遇。
1920年，看到华西协合大学10年来的办学发展，美国女差会开始积极倡导：“基督教女子大学应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建立，包括像四川这样的省份。”同年，在成都召开了关于建立华西女子高等教育学校的讨论会。会后，有5个教会同意联合起来在成都开办女子大学，并派出代表就办学事宜进行进一步讨论。12月，由15名传教士组成的“华西女子教会大学先遣委员会”在召开了三次会议后提出了办学计划：“建议学校建在成都，学生需要高中毕业。教育要与提供支持的华西协和大学同等，比如，宿舍当然要分开，图书馆要同时为二者服务，建立一些相同的教学楼，教师可在内部进行调换以促进工作的高效率。计划招收两个专业，科学艺术和医学,先提供3年的预科学习，计划6年课程结束发给毕业证。”计划还列出了和华西协合大学同在一校和分校而治两种方案及其预算。在以上详细计划的基础上，经过长达四年的讨论、准备，1924年，教学女子大学以加入华西协合大学的方式正式成立。华西协合大学开始招收女学生，开了四川男女合校的先声。第一批招收女学生8人。
华西协合大学是四川乃至中国西部所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化意义的大学，除了享负盛名的医科和牙科，其文理哲各科在当时的西南地区也处于顶尖水平。在这所现代化大学创办和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三）逐渐重视学前教育
1、幼稚园开设情况
幼稚园在美国教会的整个教育体系设置中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虽然1905年已经有美国人唐彼美（Charles E. Tompkins）在宜宾创办了福音堂幼稚园，但其目的主要是招收教友的子女，直到1909年召开的华西基督教教育联合会年度会议才开始强调幼稚园教育的重要性。此后，幼稚园的数量和规模就不断扩大。1899-1943年期间，四川地区由美国人开办的幼儿园有8所，另有1所成都私立树基儿童学园是由美以美会、浸礼会、英美会和公谊会协同开办。不少美国人参与了幼稚园的管理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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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宜宾司司里亚幼稚园
宜宾（叙府）司司里亚幼稚园，由美国人唐彼美于1905年在宜宾鲁家园街礼拜堂内创办，最开始只招收少数教友的子女，1910年后中国儿童数量增加。幼稚园聘中国人姜涌汶任教。1920年，唐彼美为纪念母亲，以母亲姓氏为幼稚园命名，即司司里亚幼稚园（Cecelia Kindergarten）。根据《华西教会新闻》记载，截止到1934年，在幼稚园登记入册的学生达到1500人，很多人中途离开，最终毕业的学生有420名。这些毕业生中有350人在各类小学就读，15人进入叙府中学，6人成为教师，3人成为护士，20人在成都上学，1人成为传教士。为培养幼儿师范教师，唐彼美在主持幼儿园期间还前后开办了三个师资班，由她一人负责教学，最后共毕业9人。幼稚园创办之初的费用是由唐彼美自己负责筹措，之后的经费就由教会拨付，中间也偶有私人捐助。
在教学法上，司司里亚幼稚园采取的是福禄培尔幼儿园教育法，认为教育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注重大自然和劳动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性。其间，唐彼美也尝试过当时在华西地区其他幼稚园普遍采用的蒙特梭利教学法。蒙特梭利教学法是由意大利教育家玛莉亚·蒙特梭利博士创造的。这种教学法强调发挥幼儿的主动性，通过各种手工活动和游戏等激发幼儿的探索精神。但在司司里亚幼稚园的教学方法改革中，孩子们对蒙氏材料的兴趣大不相同，导致这种教学法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至少现在看来福禄培尔教学法是适合我们的。中国的孩子可能会适应一些蒙氏教学法的材料和理念。我希望以后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再进行尝试。”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由美国人开办的幼儿园教学方法比较先进。同时期的中文幼儿教育大多还停留在让孩子死记硬背《三字经》《女诫》等蒙学读物上，而这些幼儿园已经开始注重幼儿意志品格的培养，同时不停地探索各种教学方法，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适合幼儿发展的教学法，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
（四）服务于医疗行业的职业教育
美国人开设的职业学校集中在医疗行业，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为了使传教事业走得更远，我们必须了解中国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特点。医疗传教事业的关键就是在保证传教士自身身体健康的同时解决中国人民的病痛。” 1891年，美国医生马嘉礼（J. H. McCartner）在重庆临江路开设宽仁男医院，成为四川地区最早的西式医院。民国时期，成都的西式医院逐渐增多，医疗事业也不断扩大和专业化，需要有大量合格和医生和护士来帮助工作，医学教育就被提上了日程。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创立，为医疗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医生储备人才，而护士的培养就主要放在职业学校。1899-1943年期间美国人在四川地区一共开办了4所医学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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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弥补特殊教育的空缺
成都市私立盲哑小学是四川省第一所盲哑学校，最早由英国圣公会于1918年在绵阳开办。但在1921年迁至汉州（今广汉）后，由于经费困难和无法安置毕业学生，学校难以维持，于是在1922年，美国浸礼会牧师夏时雨（H. J. Opnshaw）接管了学校，并将学校迁至成都。1925年，夏时雨返回美国后，由美国人费尔朴（D. L. Phelps）博士担任学校的代理校长。至1937年，学校的盲哑学生发展至50余人，教职员工12人。1939年因日军空袭和抗战爆发后物价上涨导致的学校经费困难等问题，盲哑学校宣布停办。1942年复校后，学校聘请了当时成都私立明声聋哑学校的校长罗蜀芳女士兼任校长。为解决盲哑学校师资匮乏的问题，罗蜀芳女士创办了四川第一个盲哑师资班，于1943年暑期开始招生，至1949年先后开设四个班。第一、二、三班共招收学生50人，毕业26人。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中国人担任校长之后，成都市私立盲哑小学的大部分经费还是由上海中国盲民福利协会按月无定数汇款。而上海中国盲民福利协会的经费则是由美国纽约世界盲民协会总会向各国募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1年学校被成都市人民政府接管。由此可见，四川早期的特殊教育中美国人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近代在川美国人教育活动评价
（一）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近代美国人在四川地区的教育活动因为其主体的宗教性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基督教教育对在华教会全部工作的特殊贡献在于运用教育手段实现基督教差会的目标，即通过引导人们直接与基督耶稣接触，缔造一个基督教社会秩序，以建立上帝之国。它对中国全部教育工作的贡献是提供一种教育，以基督教精神渗入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借助其内容与方法，满足学生最深的属灵需要。”
慈善性质的教会学校通过接收孤儿、流浪儿童、贫苦家庭的儿童等活动增加底层人民对基督教的好感，从而开展传教活动。而后期教会中学及大学的设立则成为吸引上层阶级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思想的重要手段，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之初的理念就是“在中国西部于基督指引之下，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天国的发展。”
在课程设置上，早期教会学校中宗教课是必修课，各类型学校中均要开设。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参加早晚礼拜和星期日礼拜，校内还有查经学习、祷告会、圣乐班以及宗教团契活动。1922-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开展后，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宗教课不能作为必修课设置在课程中，即便如此，宗教课仍然一直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在各类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华西协合大学在立案撤销了宗教科后，在文学院设立了宗教组，由美国人费尔朴（D. L. Phelps）担任主任，旨在为大学一年级的文科学生进行基督教知识教育，《为人师的耶稣》（Jesus As A Teacher）一书曾作为学生的必读书目。除此以外，教会学校还会不定期开展演讲、歌咏、校外布道等活动以增强宗教的影响力。
（二）逐渐本土化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为教会学校的开办提供了有利条件，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民国政府对基督教的态度也比较友好，因此在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开展之前，教会学校的发展是比较顺利的。但在上个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全国各地陆续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四川虽因地理偏远、通信落后，受非基督教运动波及有限，但也受到一些影响。“近些年来，教会在中国取得了迅速的进步，因此教会也遭受到了非基督教运动的抵制。如果教会已经夭亡，或者一事无成,那么肯定将不会有人反对。但是教会在最近几年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这就必然导致教外人士的嫉妒与抗议。” 1925-1926年，受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针对教会学校的收回教育权活动。
192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关于教会学校的相关规定：
1、凡外国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遵照教育部颁布之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者，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布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部行政官厅请求许可；
2、学校名称上应冠以私立字样；
3、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系外国人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
4、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
5、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
6、学校课程需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课。
国民政府关于教会学校的相关规定，在教会学校内部引起了激烈讨论。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例，学校内部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开诚布公地拒绝相关条款，因为这些条款抹杀了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即传教）；另一种意见是即使规定损坏了教会团体的权益，但仍然应向教育部申请注册，并且他们相信上述规定只是暂时的。最后学校董事会在清楚地认识到“注册与大学的基督教特色和发展上帝之国的理解不冲突”以及“学校的财产仍属信托委员会或大学规定的代理人，以履行财产的信托责任”这两点后，同意在教育部注册并遵照国民政府定义的学校目标来办学。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教会学校要么彻底关闭，要么残缺不全，要么回到以前的状态，很多没有到政府注册。在四川地区，“至少在成都，特别是一年前教育部颁布立案规章以来，负责教育和教会的基督教负责人一直极力主张我们积极注册。”在注册问题上，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代表的四川地区大部分教会学校还是比较配合和积极的。
传教士们虽然赞成学校的趋中国化，但很快他们便意识到四川非常缺乏训练有素的中国教师。因此，在副校长人选上，华西协合大学迟迟不能做出决定。1927年，在中国收回了汉口与九江租界后，外国领事馆动员内地的传教士全面撤离。大量外国传教士撤离了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传教士只剩9人。《华西教会新闻》在回顾1927年的形势时谈到：“当回首过去的一年时，传教士从中心城市撤离成为了重要事实。如果以四川的情况作为衡量标准，在1927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新教传教士被迫撤离……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许多地方，教会的人数都有很大的缺失。”传教士的撤离使得学校只有雇佣大量的中国教师才能维持运转，华西协合大学的很多系开始完全由中国人承担责任。1927年秋，学校的教员除了胡祖遗（E. C. Wilford）和满秀实以外，其余12人都是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年中国人张凌高开始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1933年华西协合大学在教育部核准立案后，张凌高担任校长。最终，为符合政府规定而任命中国校领导的想法由时局所迫而推动完成。
四川地区的教会学校基本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校长由中国人担当的转变。重庆求精中学1926年开始由中国人肖吉人担任校长。华美女子中学在1927年之前都是由美国人掌管学校，而1927年秋，中国人刘碧如开始担任校长之后一直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学校为止，7任校长均是中国人。
传教士的撤离将中国教牧人员推到了教会学校工作的第一线，而这些中国人在撤离期间经受的考验也极大锻炼了中国人管理教会学校事务的能力，为教会学校之后进一步的本土化建立了良好基础。
除此以外，教会学校还会根据四川当时的具体情况对课程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一位美国浸礼会的主教就对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院长莫尔思说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课堂像你们四川的教会学堂一样本地化。”
（三）客观上促进了四川现代化的进程
事实上，这一时期在川美国人的教育活动也有其积极意义。
首先，在教学对象上，女子学校的开办比只招生男性的中国传统私塾有一定的先进性。另一方面，虽然后期教会学校为谋求在中国更大的影响力而将招生重心转向了富裕家庭和上流阶层的子女，但一直以来教会学校都允许穷苦人家的孩子就读，甚至在早期是以招收流浪儿童、孤儿、穷苦人家子弟等社会边缘群体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也更接近近代教育中的国民教育理想。
其次，教学内容上，以华西教育学会为中学（四年制）制定的课程为例，有宗教与道德、国语、英语、历史（中国与世界）、地理（包括自然地理）、数学（代数、几何、三角函数）、科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地文学、矿物学）、公民学、绘画、手工、音乐和体育。不难看出，教会学校与中国传统学校最大的不同就是开设了自然科学知识课程。虽然传教士的初衷是想通过这些在当时还极少为中国人了解的学科吸引民众，从而扩大教会的影响，但客观上也向中国学生传播了自然科学知识。医学院的建立更是在给中医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向国人打开了一扇认识西方现代医学的大门。
在教学方法上，教会学校也更乐于尝试和探讨。前文提到从幼稚园开始，美国学校就开始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以使教学最优化。华西协合大学的创立和发展中，也多次结合四川的客观情况调整授课方式。当时美国医学院的主流是以科研为主，课堂教学中也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但在缺乏教职员工、设备和图书馆的情况下，华西协合大学放弃了美国医学院的教学方式。老师在课堂讲授中多操作少理论，教医学预备课程时也同时教一些临床阶段的课程，将教学目标定位在培养普通的医生上，顺应了当时四川地区社会的需求。
最后在人才培养上，教会学校也硕果累累。以1919年为例，教会小学共培养学生17784人，中学共培养学生602人。抗战时期，华西协合大学成为保存、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重要阵地之一。到1949年夏，华西协合大学共毕业35届、2197名学生，毕业生一半以上从事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不少人成为医学界或其它各界的专家、学者、领导骨干，全中国口腔学科的人才多系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毕业。华西协合大学为近代中国输送了大量高级人才。
综上所述，美国人在川兴办的各类学校对近代四川地区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些学校的兴办为我国教育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板，从而使传统教育得以快速转变到近代教育。同时，学校也培养了大量具有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础的近代知识分子，客观上推动了四川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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