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调适理论下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道路探究——以葛浩文译莫言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典范为例--中国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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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调适理论下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道路探究——以葛浩文译莫言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典范为例

发表时间：2021/3/3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2月上作者：徐若涵汪铭冉桂凤许昊关若怡

[导读] 本文基于跨文化调试理论，以葛译莫言文学为例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可行道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当积极主导外译活动,设置合理的译者模式，考量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市场需求,使我国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发扬至世界,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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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跨文化调试理论，以葛译莫言文学为例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可行道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当积极主导外译活动,设置合理的译者模式，考量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市场需求,使我国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发扬至世界,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舞台。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莫言文学；中国文学；跨文化调试理论
        一、引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文化随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也不断地向外输出。就以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在“走出去”已取得了不小的进步，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一炮而红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也斩获“雨果奖”等。然而，相较于引入，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并没有那么乐观，在国际市场中，中国文学虽占有一席之地，却还尚存许多的障碍和壁垒。针对此现状，笔者将以莫言文学为例探究跨文化调适理论下中国文学传播的可行道路。
        现阶段的跨文化调适理论（cross-cultural adaptation）包含了基于开放系统论的一些假设，法则和命题。其中前五条规律是广义原则，包括:吸收和适应主流文化和反向吸收和适应主流文化都是跨文化适应的过程；“压力—适应—成长”的动态过程是适应过程的内在动力，跨文化转变是该过程的功能；随着陌生文化实现跨文化转变，“压力—适应—成长”的难度会降低等。该理论是对全球化的核心问题直接的解释，分析了文化适应的过程和结果、文化适应的态度和去向，整理了文化适应的群体。
        二、基于跨文化调试理论，结合葛译莫言文学案例分析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对策
        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调适的过程。一种文化要想存在下去并求得发展，它就必须要适应环境。在“文学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文学”和“世界文学”都接受着“全球化”的洗礼和考验。若要顺利将中国的文学传播至世界，也少不了动态调试的过程，要以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相融合为基础，不断调试适应异国文化环境，才能顺利将我国的“输出”变为外国的“引入”。
        作为莫言作品的首席英文译者和中国学术界最熟悉的汉学家，葛浩文为莫言小说的成功翻译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葛译莫言文学在国外的广泛影响助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葛译莫言文学的成功案例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具有积极和示范意义。
        1、中国文学外译活动的发起应主由中国政府为主导
        将中国文学“主动‘送出去’已成为除英语国家之外多数国家(地区)文学外译的常态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国家主导的文学外译活动对翻译质量的保证和内容的恰当选择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光凭国内个人和国外翻译活动发起者无法保证中国文化传播的纯粹性及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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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葛译莫言文学为例，虽然其对外传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其对外传播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翻译项目由汉学家独自发起，选材的主观性导致片面性，使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认识产生偏差。若是有了中国政府对文学外译活动的宏观调控，并借鉴汉学家、文化代理人以及西方出版社的经验，综合考虑中国文化的正确传播途径与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才能做到让中国文化毫无理解障碍地被西方读者接受，达到引入式传播的最佳效果。因此，在文学外译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机构必须采取与西方出版社、汉学家、代理人等合作的主动权，后者只能是前者的协助者。[2]
        2、中国文学外译译者模式应当优化
        我国许多翻译学者都提出了中国文学外译译者模式的建议，有的认为，“中国译者模式”能够更完整保留中国的文化[3]；有的认为“汉学家模式”更能打通国外市场[4],还有的学者综合考量认为“中西合译模式”[5]更加理想。但这三种模式都有其局限性，而再寻找像葛浩文这般中外兼合的优秀汉学家的几率也并不大，不过考虑到目前海外华人和居住中国的外裔日渐增多，中国可以采取“较佳译者模式”[2]，即选择居住于海外的华人译者与居住在中国的外裔译者翻译中国文学。他们集汉学家与中国本土译者两者的优势于一身，不仅具有熟练运用目的语言和准确把握对象读者的阅读兴趣的能力，也具有中国译者对中国的浓厚情怀，对中国文化的充分理解的能力，能够更快更好地完成文化调试过程，助中国文学“走出去”。
        3、中国文学的外译应尊重海外读者的文化需求和市场规律。
        葛浩文主张在翻译中应采用“归化”策略，在相对忠实前提下，根据目的语读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对译文进行调整和修改，反向吸收和适应海外读者文化。比如他删减了《天堂》中许多违背人伦道德的情节以更好的迎合国外市场和读者的需求。[6]葛浩文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译者，同时也是一位积极的文化代理人，他凭借着自己的身份优势和在目的语文化中的社会地位，向世界积极地推介莫言作品，这才更进一步促进了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跨文化转变和传播。选择合适的出版社出版中国外译书籍助传播也是跨文化调适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子。无论哪国的读者，都会青睐权威的、出名的出版社，进而更愿意选择和接受由这些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作品。当然，为了中国文化的正确传播，我国政府也应当掌握与出版社合作的主动权，借其力而不被其主导。
        三、结语
        在目前全球化语境的跨文化交际中，中国的文化输出仍然困难重重。我国一项重要国家战略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在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而让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桥梁正是翻译。唯有以跨文化调试理论为指导，国家牵头组织外译活动，合理设置译者模式，系统考量目标国家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期待，中国文学才能在重重“压力”下，“适应”目标文化的环境，逐渐走入西方读者的视野，逐步创造中国文学译介的经典之作，最终茁壮“成长”于世界文学之林，进而促进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舞台。
参考文献：
[1]韩子满. 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与“送出去”[J]. 外国语文, 2016, 第32卷(3):101-108.
[2]刘红华. 中国文学外译模式考[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第22卷(3):8-12.
[3]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J].中国翻译,2004(02):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