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英雄主义——论须一瓜小说《致新年快乐》

发表时间:2021/3/3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2月上   作者:彭冰迪
[导读] 作为长期供职于新闻媒体行业的作者,须一瓜创作小说往往以犯罪或社会事件为题材,注重塑造在道德审判下挣扎和赎罪的人物形象,对人性和社会进行尖锐的追问。在她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致新年快乐》中,须一瓜仍践行惯常的创作轨迹,她以一群反扒志愿者团队的故事书写了平民的英雄传奇,同时也以谐谑或严肃、喜剧与悲剧互相转换的手法打破这一场英雄幻梦。

湖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   彭冰迪

摘要:作为长期供职于新闻媒体行业的作者,须一瓜创作小说往往以犯罪或社会事件为题材,注重塑造在道德审判下挣扎和赎罪的人物形象,对人性和社会进行尖锐的追问。在她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致新年快乐》中,须一瓜仍践行惯常的创作轨迹,她以一群反扒志愿者团队的故事书写了平民的英雄传奇,同时也以谐谑或严肃、喜剧与悲剧互相转换的手法打破这一场英雄幻梦。
关键词:须一瓜;致新年快乐;英雄主义
        须一瓜的最新长篇小说《致新年快乐》讲述了二十多年前发生在新年快乐工艺品厂的一段往事。主人公成吉汉从小怀有一个警察梦,但车祸使得他的腿落下残疾。成吉汉接管新年快乐厂后,阴差阳错地聚集了一群和他志趣相投的人,他们组成了反扒志愿队。在一次次的战斗后,随着反扒志愿者们的名气越来越大,民间力量与公权力的对立愈发紧张,最后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无法控制的悲剧。在这篇小说里,须一瓜改变了以往严肃尖锐的笔调,她尝试以一种诙谐夸张的手法书写存在于小人物身上的英雄主义,同时也贯穿着对这些人物的悲悯。
        一、天真愚蠢背后的精神高贵
        在《致新年快乐》中,叙述者以妹妹的身份来讲述成吉汉的故事,毫无疑问成吉汉作为主人公承载着整篇小说的题旨。成吉汉幼年的经历导致了他身体的残疾与心理的阴影。在须一瓜以往的写作中,也出现过类似的人物,比如《在水仙花上起舞》里天才理发师的阿丹。他们都具有着同样的特点,即身体或智力上的残疾,但都拥有一种纯粹的高贵。
        在小说开头,作者借父亲的声音暗示了成吉汉的命运轨迹。“在我母亲眼里,我哥哥是个天才。在我父亲看来,他就是一个白痴。心情好的时候,我父亲会表情揶揄地说,我有一个高贵的蠢蛋。”[1]就像他父亲对他的评价一样,成吉汉的确是一个“白痴”,但不可否认他身上也体现着一种夺目的高贵。一方面,在世俗的观念中,成吉汉有着超乎常人的天真以及不符合年龄的愚蠢。比如出于对音乐的痴狂,他将厂区的音响设施全部更换,只为了追求更好的音乐体验;再比如他的身边聚集着一群不务正业的保安,作为老板的他甚至亲自上阵,带领着这群人进行义务的反扒行动。在抓捕过程中,他可以为了追击罪犯而不顾经济效益,让“新年快乐”厂遭受损失。他不务正业,不切实际,挥金如土,对经济效益毫不在意,而专注地沉醉于自我的理想主义之中。这些事件都表明成吉汉是一个天真愚蠢的人。另一方面,虽然身体的残疾以及性格的孤僻让成吉汉与警察梦失之交臂,但心中炽热的情怀依旧促使着成吉汉奋不顾身地投入反扒事业中。他对罪恶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憎恶与仇恨,它们驱动着成吉汉奋不顾身地抓捕小偷、制止犯罪。被过分禁锢的童年以及内心深处的极度自卑、自尊令他更加渴望通过维护正义来获取他人的尊重和敬仰。后来的幼儿园持刀伤人事件、摩托车抢包事件以及与女扒手团伙斗智斗勇事件等等都体现了成吉汉对正义的坚守,对道德秩序的维护。他天生沉湎于警心警魂,即便时候动机里带有部分虚荣的成分,但更多的仍是崇高的精神与品格。
        同时,在成吉汉的影响下,小说里出现的另外一对人物也值得注意,那就是郑氏兄弟。作为成吉汉身边忠心耿耿的小弟,郑富了和郑贵了两人无形之中受到成吉汉这种“高贵”的影响。郑氏兄弟也是典型的天真愚蠢的代表。他们鲁莽笨拙,时而热血,时而自私自利。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以及常年混迹于市井,他们身上带着难以驯化的劣根性,比如在遭遇美女扒手团队时,难以自制的欲望再次压制了道德,而做出以权谋私的行为。反扒志愿队成立之后,新年快乐厂的保安们集体荣誉达到了巅峰,这其中就包括趾高气扬的郑氏兄弟。“自以为是的双胞胎,后来为自己的妄自尊大差点付出小命的代价。大的还是小的,就被那种二十厘米长的医用长镊子,在胸口上戳了一个洞。”[2]可见他们的任务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郑氏兄弟的表现可谓英勇。“据说,他们俩是高唱着‘金——色——盾——牌——热血——铸——就——'从医院得意洋洋地回来的。”[3]在这些看似矛盾且不融洽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郑氏兄弟的身上并非是全然的愚蠢鲁莽,即便算不上真正的警察,他们也热切地追求着正义和精神上的崇高,并因此获得心灵上的满足。可以看出,无论是成吉汉,还是郑氏兄弟,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缺点都无法掩盖其内心的高贵迸发的光芒,对罪恶的深恶痛绝以及对正义的坚守使得他们谱写出一首平凡人的英雄主义乐章。
        二、音乐符号与乌托邦的营造
        在《致新年快乐》中,音乐符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从主人公成吉汉幼年被迫学习钢琴的经历,到他成年后在新年快乐厂沉浸于听古典乐曲之中,可以说音乐贯穿了他的一生,音乐的存在也使得整个故事被蒙上了一层英雄主义式的浪漫色彩。幼年的挫败和阴影在成吉汉的心理留下了创伤,而音乐恰好是抚慰他心灵的一剂灵药。
        上任厂长后的成吉汉第一件事就是升级全厂的广播音响系统,并将办公室、厂房、厂区道路、花径等地方的扬声器全部更新,甚至所有的音响设备都是进口的。这样的手笔对于寻常的商人来说是浪费,但是对于成吉汉而言,音乐丰盈了他的生命,更给予了他恢弘壮阔的人生想象。音乐成为他的生命符号,可以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场合。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往往出现在这群反扒志愿者们的“战斗”之后。例如摩托车抢包事件,这是新年快乐厂保安队受伤面最大的一次。战斗结束后,一行疲惫的、挂彩的小队伍走进厂里,迎接他们的是响彻云霄的威尔第《凯旋进行曲》。“合唱的人声来自时光深处,叠加了世代人类的声音,仿佛人类通用的语言,悠远模糊,它们在颂扬英雄凯旋,在感恩上苍,它们在歌颂黑暗中人们看不见的坚定意志与血染风采。


”[4]高亢激昂的音乐赐予了这群平民英雄以无形而崇高的荣光,音乐符号也在他们的光辉事迹中被赋予神圣的色彩。再例如英雄幻梦走向终结之时,新年快乐厂被转让的时候,全厂骤然响起的音乐让所有人都受到震撼。在瓦格纳的《女武神出骑》的背景音乐中,成吉汉为边不亮送行,“女武神”与边不亮隐藏的身份暗合,为边不亮的离开渲染出了悲凉威武的色彩。
        音乐符号也出现在非正式场合,严肃庄重背后也时常隐藏着作者刻意设置的诙谐。在老板成吉汉的影响下,新年快乐厂保安队都喜欢上了古典音乐,连冷静的猞猁都会让广播室播放《威尔第进行曲》,愚笨的郑氏兄弟都学会了用口哨吹出《威风堂堂进行曲》。甚至于古典音乐唤起了厨子阿四沉睡的音乐灵魂,她与音乐的结合使得恢弘崇高的主调中被穿插进滑稽与戏谑的成分。“有一次,她做的粉蒸排骨没有熟,食堂一片郁闷蛙声。阿四辩称是那天十一点多放的音乐不对;成吉汉居然就查那个时间点厂里的广播系统音乐,一查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三重奏,成吉汉哈哈大笑后表示,那个音乐的确不适合蒸熟排骨。”[5]而后,成吉汉让人播放指定音乐,阿四立刻充满自得的神气,“仿佛那音乐就是为她蒸包子谱写的”。这里刻意将高雅的古典乐曲与“做饭”这件俗事搭配在一起,诙谐古怪之余又流露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契合——再匪夷所思的操作在新年快乐厂这座音乐构筑而成的“乌托邦”里都显得一本正经,都具备奇妙的合理性。
        可以看到,在这一系列看似荒诞或庄重的叙述背后,音乐成为一个构建起人物共同存在的“乌托邦”的符号。无论是进行民间反扒战斗,还是日常琐碎的事件,音乐都与主人公们息息相关。新年快乐厂则是从空间上提供了一个乌托邦的居所,让猞猁、边不亮以及郑氏兄弟聚集到成吉汉身边,为反扒队的成立和发展提供条件。同时,音乐赋予了他们鲜活的生命力,同时也使这一群不被世俗轻易接纳的漂泊者们聚集在乌托邦之中,沉浸于精神自由的国度之中。
        三、民间与公权力的对立
        小说在开篇就宣告了这场英雄梦的失败,讲述者以沉重的口吻回忆关于“哥哥”成吉汉的往事。“我承认,这是一个可笑的故事。我也没有勇气否认它的愚蠢和荒谬。”[6]很显然,在这场英雄幻梦中,以成吉汉为首的这群人以失败告终,成吉汉本人也就此失踪。其实,反扒志愿队解散的结果早就注定,英雄主义的终结的原因就在于民间与公权力的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郑氏兄弟已经尝到了利用公权力的甜头。他们很早就开始假装警察,时而维护治安满足虚荣心,时而对偷情男女进行金钱勒索。所以说,这种民间行为虽然初衷在于打击犯罪,但不可避免存在隐患。例如作者别有意味地将这群人戏称为“伪币”,伪币即便做得再完美,也不可能成为真币,而且伪币是扰乱经济市场的存在,是根本不被法律所容许的。所以对于真正有责任与义务制止犯罪的公权力来说,新年快乐厂的这群人不过是“伪币”,是潜在的威胁。
        这场民间与公权力的博弈,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在最开始,了解到新年快乐厂保安们的见义勇为的行为后,派出所民警的心情极为复杂。随着芦塘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诸多问题使得警力匮乏,民警们需要这样的力量帮助他们,但是自发无序的民间行动也让民警们感到忌惮。进入第二阶段,分局领导亲自出席“反扒志愿队”成立的挂牌仪式,民间组织被官方管制,公权力与民间首次合作。新年快乐厂的保安队获得了肯定与支持,士气大涨,民警们也减轻了治安压力,甚至得到来自成吉汉的物资捐助,双方可以说达成了短暂的和谐共赢局面。但和平只是表象,在无绝对界限的合作下,游走在正义与罪恶的边缘,这股民间力量极有可能成为安全隐患。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民间权力被收回的阶段。“蜻蜓饭草”和“小非洲”的出现打破了平静的局面,猞猁在情义的挟持下被迫答应帮助“小非洲”进行抢劫。而这一行动被成吉汉等人得知,天生冲动热血的他们立即计划了一套拦截方案。然而实际上他们并没能阻止犯罪,甚至成吉汉的冲动驾驶让猞猁失去了生命。自此,新年快乐厂的“伪币”们终于清醒过来,生命的陨灭让这群人的幻梦走向破灭。但究其根本原因,英雄主义的失落源于民间与公权力的天然对立,行走在违法边缘的民间力量必然会造成对公权力的挑战和威胁,也必然遭到公权力的禁止。作者从民间与公权力的天然对峙的角度挖掘出这群人身上的高贵光芒,同时也提出人性与社会机制之间的悖论的思考,即维护正义的欲望存在于合理的人性之中,但这种未经反省的欲望却会成为社会机制中不安定的因素。
        结语:
        须一瓜发表于《收获》的这篇长篇小说延续了她以往熟悉的写作题材,即在罪恶与正义的博弈之间展现人性的高贵与光芒。但相对于须一瓜在《太阳黑子》中对人性救赎的追问,《致新年快乐》更侧重于表达对一群理想主义者的悲悯。严格来说,这部作品仍存在不足,比如它没有进一步追问未经反省的天然德行可能的局限,抑或深入书写这群人在时代巨变之后的变化历程。但作为须一瓜的最新力作,它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人性与社会机制之间的悖论的思考与观照,它更深层的内蕴以及更多元的面向仍等待着我们去思索和书写。
参考文献:
[1][6]须一瓜.致新年快乐[M]//《收获》杂志社编.收获长篇专号2020春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94
[2][3]须一瓜.致新年快乐[M]//《收获》杂志社编.收获长篇专号2020春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119
[4]:须一瓜.致新年快乐[M]//《收获》杂志社编.收获长篇专号2020春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113
[5]:须一瓜.致新年快乐[M]//《收获》杂志社编.收获长篇专号2020春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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