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丽 付谊 张文洁 沈飘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使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本文研究发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三年后取得的成果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就如何进一步提高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出有效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幸福感、乡村旅游
直至2020年，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实施三年了，农村地区居民生产生活焕然一新。农民作为农村社区的主体，生活质量达到了较高标准，基本实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的目标。
一、国内外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幸福感的研究
西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开始了对幸福感的理论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理解幸福感，形成了以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为基础的幸福感认识倾向。日本的乡村发展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造村运动以改变产业发展模式和改善农民生活促进了居民幸福感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韩国实行“勤勉、自主、协同”的新村运动，转移过剩产能用于乡村建设。
周惠英等人的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问题满意度较低，社会保障与城市还存在一定差距［1］。王文龙表示幸福感与个人欲望紧密联系，欲望又取决于期望值，欲望强度以及欲望实现可能性［2］。吴丽民、陈惠雄在对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苦乐源的比较中发现农村居民在亲情、收入与消费方面的快乐感少于城市居民［3］。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研究起始时间较早，理论研究丰富，研究区域涉及广，对报告分析具有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情特殊，理论运用要结合当地实情。国内研究多集中在新农村建设下的农村居民幸福感研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视角的幸福感研究较少。本文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探索其影响因素。
二、理论基础：习近平的人民幸福观
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人民幸福观。这种人民幸福观拥有厚实的理论基础。它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历代领导人幸福理念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不忘初心的生动体现［4］。
习近平的人民幸福观包含多重内容。首先，幸福的享受主体是人民。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要重视和保障民生，使大多数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幸福感。第二，人民幸福的内容是广泛的，丰富的。人民对幸福的渴望分布在经济、政策、文化、生态各领域，比起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更渴望得到良好的教育资源、优质的医疗服务以及充足的社会保障。第三，人民幸福的实现路径是劳动与奋斗，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第四，人民幸福的检验标准是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改革方案成功与否要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否。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党和国家检验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依据。习近平的人民幸福观是对前人的继承、对未来的创新，是科学的幸福观。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习近平的人民幸福观纠正了那些对幸福内涵的错误理解，刻画了新时代幸福生活的标准。
三、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递进式的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乡村振兴认知、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环境改善成果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环境改善成果越多，农村居民幸福感越高。从“产业单一”到“产业兴旺”，折射出了产业对于贫困和富裕两者衔接的支撑作用。发展产业是我们共同的期望，但是在具有两千多年传统经济基础的农村如何将产业发展的更具价值化、链接化、现代化却是难题。友谊村是川西少有的集休闲观光、水果采摘、竞技垂钓及户外娱乐运动、特色美食购物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旅游区。自2017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友谊村就开始着手生态环境改善。通过污染物处理、河道清理、重新规划河道等措施，打造了独具特色的湔江湿地观光区和三江湖休闲区。建立居民统筹区，规范住房。以往烧火做饭往往伴随着浓烟，现在传统的炉灶被清洁的天然气代替，以往露天的茅厕被现代厕所代替，农村生活逐渐现代化。乡风文明不仅凝聚着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精髓，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友谊村通过人才补贴、课程教授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营造尊重科学、主动学习、讲求美德、重视教育、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文明风尚。治理有效就是要达到善治的目标，实现国家和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友谊村通过规范决策产生程序、培养合格党员，确保了党的政策方针有效落实。联络好党员、知识分子和致富带头人，确保村委会和村民之间的连接，从而掌握和维护好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从产业到生态，友谊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内各产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生活富裕，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农村户口比城市户口更值钱，幸福感强烈。
然而在友谊村的乡村振兴战略探索与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暴露出问题。首先，交通基础设施配置不够全面。建议重新规划城市与农村的交通运营线路，交通基础设施配置向以乡村旅游为重点产业的农村倾斜［5］。第二，乡村治理过程不够公开，影响决策执行效果，村内部产生矛盾。建议加强信息公开程度和范围，构建社会矛盾舆情汇集解决平台，拓宽农村居民困惑和利益诉求渠道。第三，新农保制度提供的养老金待遇不足以支撑年满60周岁农村居民的生活，老年生活没有保障，对未来感到担忧。建议加大集体经济发展力度或引导购买风险小的商业养老保险。第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益低，土地闲置问题突出，村民质疑住宅建设审批手续。建议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评估平台和土地质量测评体系，降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风险程度，提高土地分类利用效益；严格审批农用地转用手续。最后，农村活力人口流失，返乡创业环境不足以吸引活力人口返乡。建议创造有利条件或合理的补贴政策留住本村活力人口，吸引外出活力人口返乡定居或创业。
幸福，一直是人们的至高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哲学的终极关怀。从古至今，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价值观都在发生变化，不变的是人们对于幸福不懈的追求。在发展中，我们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周惠英.苏南现代化进程中新农村居民幸福指数的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4(01):18+20.
[2]王文龙.再论农民的幸福感问题[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1):116-119.
[3]吴丽民,陈惠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主要苦乐源的比较——以浙江省为例[J].经济学家,2005(04):72-77.
[4]陈瑶.习近平人民幸福观初探[J].延边党校学报,2020,36(01):10-14.
[5]徐星,吴群琪.乡村振兴战略中交通基础设施配置的路径研究——基于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J/OL].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0[2020-12-13].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391.C.20200902.0939.002.html.
作者简介：晏丽、付谊、张文洁、沈飘，成都理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