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伟奇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环境国际班19-1
冷战政治的特征是遏制共产主义但不诉诸武力。在这时期当中，许多方面都被冷战所影响，然而从宏观角度层面来讲，意识形态是对人类艺术发展当中的一个崭新的影响因素，造成各种战后艺术思潮和流派的兴起。回顾艺术观念的发展与启示，先锋派是对艺术的纯形式和物质性的鉴赏，它关注作为媒介的艺术本身的性质，媚俗则是利用形式制造吸引眼球的效果[ 资料来源:文化与组织;文章:打破时间的障碍]，传递意识形态信息，但在历史上，先锋派也不反对制造效果和影响观众，只是它不再体现现实，而是使用艺术直接改变现实环境。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提到(出版时间1987），形式可以在潜意识上对观众造成巨大的影响。在冷战时期，先锋派充当苏联与西方眼中的威胁化身。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德国举办现代艺术展，以借纳粹文化的机会批判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在这之后，苏联被西方商品的诱惑下发生了变化，艺术家们逐渐发现，强调媒介的物质性艺术品已被商品生产吞没。这时许多人开始重新关注起艺术所传达的信息。设计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进步，与政治经济同步发展，并反映出一个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和价值的总体倾向。设计的表达也是政治说服的一种形式，从认知和情感层面进行影响。
在这个高度动荡的年代，战后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物质、社会和文化的重建，现代主义在艺术领域的“胜利”，当时人们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斗争，用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消费主义的兴起及其相应的批判。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拥有非凡创造力的时期，技术发展从日常商品到生活的各方面，这些成就在科学和文化展览中，都是基于对冷战政治的理解。因此，艺术和设计不是政治的外围症状，他们代表着当时时期的挑战，在主导政治和社会思想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冷战政治通过对社会的认知进行影响以及传播。对设计的认知大多数从视觉感知中获取，设计模式和元素的排列方式影响着这一因素，功能还可以激起情绪或者唤起不同的情绪。在冷战期间，政治的焦虑受到技术的进步，一些发展通过创新的设计和建筑进入到日常生活当中。苏联和美国利用各自的艺术手段进行宣传，当然认知也是不相同的，也体现出了各自的风格。然而冷战最终是共产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由于任何一方都没有进行过实际的战斗，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场以宣传为目的的艺术之战。例如，用于共产主义东欧国家宣传的艺术，很大程度体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其中包括展示明确的政治内容和“英雄主义风格”的作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艺术家们运用现实主义风格来创作对苏联生活的极度乐观描绘所定义的，它不仅表现在宣传海报上，也表现在博物馆和画廊中的展出。然而苏联只有少数艺术家和设计师比较出名，因为苏联对当时社会政治的认知是重视集体成就，而不是个人创造力。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对当时政治情况的认知是推崇个性和言论自由，这也使当时的艺术推崇自由。如果说当时的苏联设计是民主主义的、简朴的，那么美国的工业设计则集中在功能性、美感和创造性上，这也象征着美国的理想认知。在这个时期，在这些认知的影响下，要求设计师们要想出人人都能接受的设计方案，并策划出“好的设计”。1950至195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欧洲巡回展览，推广美国设计，而它的目的是传播美国设计的精美产品，以证明美国的政治地位。Juliet Kinchin说到“冷战政治中输出抽象表现主义的故事更为人所知，但实际上这些优秀设计的展览更为人所知。”在芝加哥商品市场联合举办的“好的设计”展中，教育着美国消费者为什么他们应该购买这类美国家庭产品。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讲精心设计的博物馆作为西方民主开放的使者，并接受其意识形态的价值。从此对设计的认知并不仅限于美学的流行，而是在设计中融入对当时政治以及经济的反应，但它也承认了促使它在全球流行的重要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这不是一项单一方面的协议，当美国向欧洲产品敞开大门时，欧洲也为美国产品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通过建立现代艺术博物馆作为全球设计仲裁机构，美国人自封为20世纪50年代新消费者友好市场的玩家。在这个对上世纪中叶设计怀旧又缺乏历史依据的时代，值得记住的是：美学之所以流行，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优点。虽然Kinchin的展览仍然美化了本世纪中叶现代主义崛起的作用，但它也承认推动它在全球受欢迎的关键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
设计师们通过自己的认知，对物品和建筑进行设计，表达出对当时冷战政治的不同态度以及观念，当时人们的情感被战后时代精神所影响，战后逐渐形成的秩序中，在地理和时间上都有特定的情感话语。历史总是不可避免的提出真实性的问题，特别是当他们干涉到政治敏感话题。
虽然历史焦虑描述为战后建筑影响，对冷战秩序中的不同主题立场相关的情感话语进行本土化分析。20世纪50年代，一种幽灵笼罩着西德的建筑：“快乐”的幽灵。
两个领先的人才，Egon Eiermann和Hans Scharoun，代表专业争论国家战后时代精神传统框架在建筑风格方面的分歧，但也协商冷战架构的“估值的情感以及他们如何表示”。Hans Scharoun1951年在西柏林美国记忆图书馆竞赛中未建的作品，提供了一个研究建
筑的欢乐感及其在冷战宣传中的意识形态运用的案例。正如一位美国竞争顾问所直言不讳的：“原版项目要求建造高层建筑，从苏联地区来看，它是一种有效的冷战武器。”Scharoun的方案要求在钢架上建造一个由抽象的霓虹灯圆环组成的七层楼高广告牌，悬
挂在图书馆的玻璃楼板前。发光的雕塑远远延伸在建筑的屋檐之上，确保了从东柏林昏暗的夜景中清晰的视线。Scharoun的设计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西方的生活是质的不同， 它是“heiter”，意为“光明的”，就像阳光一样，但也有快乐的含义。这是一个国家在饱受战争和罪恶蹂躏的时候开始创造“经济奇迹”的一种进化情感。在柏林墙倒塌使分裂的德国成为过去几个月后，建筑历史学家们在德国国家历史保护委员会的要求下在汉诺威召开会议。德国的统一引发了一项新的任务：更新这个国家的文化记忆。历史学家被要求制定标准，以决定哪些五十年代的建筑值得受到保护。经过三天的辩论，他们碰壁了，甚至无法就西德现代主义的规范性特征达成一致。但与“功能主义高度文艺复兴”共存的是一种虚幻的风格，在形式多样化之下，甚至难以命名。与会者谈到了它“流动的运动”、“充满活力”、“轮廓清晰的线条”、“幻想的自由发挥”。与包豪斯和其它现代主义建筑师使用的“客观”一词形成对比。德语中的“快乐”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描述这种战后的“巴洛克”冲动[ ELH Dryden研究:调查:1920-1945]。无论是“田园式快乐”还是“死板的快乐”，甚至“冷淡的快乐”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似乎有一种幽灵笼罩着西德现代主义——快乐的幽灵。然而今天，快乐与我们对冷战影响和现代主义工程的理解发生了冲突。最近的建筑历史把焦虑描绘成冷战影响下的通用语。
西德建筑是如何在相同的经济硬件上运行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程序的。一种风格符合这个国家的本质，道德价值的外部仲裁者，它坚持暴露建筑系统的理性主义，正如美国包豪斯学派的前支持者所推荐的。然后是另一种人格架构，从废墟中爬到令人震惊的蓝天和阳光灿烂的景色前，渴望摆脱过去的负担。这些50年代的日常例子，表明Scharoun是拥有武力的，绝不是一个疏离的孤独者，远离主流文化。他代表了一种欢快的时代思潮先锋，这种思潮过于轻率和粗俗，让西德的现代主义当权派难以认真对待。在Scharoun对理性主义复兴风格的回复中，历史学家应该认识到西德建筑的探索之路——一个国家通向战后现代主义的特殊道路。本文主张在战后逐渐形成的秩序中，在地理和时间上都有特定的情感语言，这样的情感对冷战政治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方式。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收到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推动下，这些因素导致多年来从谨慎的合作到激烈的超级大国竞争之间的转变。两国的政治制度的明显差异，常常使它们无法在关键政策问题上达成相互理解。在大众的想象中，冷战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峙。例如“冷战现代：设计1945—1970”，由策展人David Crowley和Jane Pavitt，在“竞争现代主义”的鼎盛时期，把流行历史重新带回欧洲，在当时文化生产对国家代表具有重要作用，而且竞争是多方的[ 资料来源:《设计历史杂志》;文章:设计历史的现状(1945-1970)]。然而在这个时期，西方艺术史和展览的趋势是，把重要的制高点让给共产主义先锋派和不墨守成规的人，忽略了许多同样的艺术家为政权制作官方艺术。一件设计作品或一场产品展览的态度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进步的、极权主义的或民主的，但冷战时期设计的统一特征是它的现代性，它忠于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官僚主义和组织性。在这高紧张的冷战时期，拥有者非凡的创造力和史无前例的技术发展，并从日常的商品到生活的各方面。因此艺术和设计不是政治的边缘症状，有时是挑战阶段的主流政治和社会理念，并且在这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虽然展览代表这个时代高度的政治状态，但它不会形成一个政治时间的编年史，而是通过艺术和设计作品描绘出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并且传播当时的冷战政治。
参考书目：
《论艺术的精神》作者瓦西里·康定斯基（俄国），1987年
《冷战简史》雷格里出版社，2016年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年
《全球艺术与艺术冷战》约翰·J·科里，Laurence King出版，2018年
《美国的艺术》作者S·Kinzer，2014年
《现代艺术是中情局的武器》作者F·S.桑德斯，1995年
《设计历史杂志》;文章:设计历史的现状(1945-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