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建设问题——乡村活化设计研究

发表时间:2021/3/19   来源:《建筑实践》2020年第32期   作者:童萌
[导读] 乡村建设延伸到当下国家推行的乡村振兴政策,作为建筑师或是规划师,
        童萌
        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省 110000
        摘要:乡村建设延伸到当下国家推行的乡村振兴政策,作为建筑师或是规划师,当下的乡村建设不仅仅只是空间上的规划建设,更是深层次整个乡村系统的规划设计,“乡村活化”是指激活衰落乡村内在的发展动力,培养乡村主体——村民的自主建设乡村的能力和意识,最终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于台湾地区和日本等地区的社区营造的理论与国内乡村实践案例的研究,对比大陆地区乡村活化现状,以探求在乡村建设中培养村民自主参与的能力与意愿的方式方法,为大陆地区传统乡村的活化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思路与策略。
        关键词:乡村建设、乡村保护与活化
1、乡村建设相关理论
1.1、社区营造理论
        “社区”一词为社会学概念,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乡村即是最典型的社区。今日的社区营造模式起源于日本的“造町”运动,二战之后的日本经济在美国的帮助下发展迅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传统社区衰落,乡村人口流失等社会问题,60年代末,日本开始了公众参与的环境保护和历史资产保护运动。千叶大学宫崎清教授主张将社区营造的议题区分为“人”、“文”、“地”、“产”、“景”五大类。在实践案例中,日本的社区营造包括历史风貌保护,旧建筑的改造,社区环境的改善及社区活力的复兴等众多问题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1.2、大陆地区乡村建设相关研究
        近代以来,梁漱溟、晏阳初等老一辈学者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建设研究,其中梁漱溟作为新儒家代表,其建设理论视野涉及哲学、宗教、文化、伦理、教育、政治和社会等多个领域,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将乡土重建视为一个系统,把村民视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将改善社会关系、启迪农民自主建设乡村、重建社会结构作为乡村建设的主要目标。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组织解体,城市工业化进程加速,城乡差距逐渐拉大,渐渐出现“三农问题”,进入21世纪,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批传统村落日渐消亡,国家更加重视乡村建设,推行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国家政策。之后,出现了大批参与乡建的学者和社会团体,其中乡建院李昌平的郝堂村实践,朱胜萱的莫干山民宿等乡村实践都取得了一定成功。此时的乡村建设已经涉及到社会学、人类学、建筑学、旅游开发等诸多领域,其中乡村旅游开发逐渐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产业。怎样通过一定时期内的乡村建设激活真正的乡村活力,是参与乡建的各界人士都在探索的问题。
2、相关案例梳理:
2.1、下党村,专家引导下的“自上而下”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模式
        下党村位于福建省寿宁县西部,建村700多年,村民均为王氏宗亲。虽村民均为王氏宗亲,但并未形成团结意识,村民仍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此外,下党村尚未走出高层次人才或企业界,因此,传统村落“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机制难以建立。下党村需要在以政府为主体的“自上而下”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模式的同时,积极促成专家介入,增加外力作用,尝试通过实践活动引导“自下而上”的发生,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模式创造可能性。[ 王琼, 季宏, 陈进国. 乡村保护与活化的动力学研究[J]. 建筑学报, 2017, (01): 109
] 遗产保护研究所作为专业团队主要结合村落内传统建筑的保护规划和下党村的保护与发展规划,建议地方政府前期实施建设文化馆、技艺展示馆、民宿与村图书馆等4座建筑,希望唤起村民的宗族认同感与历史建筑保护意识,参与营建意识。在下党村活化建设中,政府作为乡建主体,专家作为指导者,政府接纳专业团队的建议分步骤完成了村落基础设施提升与风貌整治项目。在下党村这一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案例中,居民在缺少企业支持的情况下,难以成为村落保护与活化的主体。这种情况下,采用地方政府作为主体,村书记作为主要决策者,积极引入专家学者引导的模式,做到逐步引导村民适度参与的下党村公众参与机制。
2.2、外碧村,人类学视角下的“自下而上”保护与活化探索
        外碧村村民整体素质偏高,公众意思早已萌芽,存在社区营造的可能。在学者的推动下,一方面复兴发扬村落民俗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凝聚乡贤的力量,成立“天心慈善会”,以此激活外碧村村民的公众参与意识。陈氏族人乡贤进一步通过乡村建设实践等项目强化了村民的主体作用,从乡土记忆馆到外碧村文物径,陈氏族人实现了乡村由点到面的“自下而上”保护活化过程。


        以上两个乡建的案例代表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乡建方式,这种针对乡村具体情况而制定的具体乡建模式适应当下不同种乡村类型的现实处境。无论何种乡建模式,注重引导村民的参与和村民自主建设是保证乡建可持续发展下去的关键。
3、中国乡村建设问题分析
        目前中国的乡村建设大都是以政府主导、NGO参与,村民配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会受到地方政府乡建理论缺失的影响而无法正确实行。与社区营造模式相比,大陆地区乡村建设在社区共同体的重视与培养方面存在不足,忽视了村民作为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目前较多的乡建是以乡村旅游开发为主导,政府往往追求政绩而具体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而其他相关的乡村生活仍是未能解决。比如莫干山民宿类案例,为村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村民的住宅也沦为文旅产品,乡村社区成为村民赚钱的场所,乡村对他们来说其实并没有割舍不下的魅力,富裕之后的仍然会离开乡村,升值后的乡村资源只不过成为这些人离开的跳板而已。
        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尤其不能忽视乡村组织的建设,也即乡村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乡村文化共同体之下的人际关系以文化为纽带有着血缘一般的凝聚力,村民彼此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生活关系,在这种联系下,乡村空间对于村民来说不只是物质空间,更有着精神上的依赖,而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当下政府营乡,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营乡往往可以脱离群众大规模建设起来,这样的短期效益不具备长久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村民的生活意识仍是面向村外,所以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建设是如今影响乡村规划与活化成败的最重要问题。
4、乡村内在结构分析:
        借鉴社区营造理论对社区内在问题的分类,将乡村的事务分为人文地产景五大类进行分析:“人”是指社区居民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营和生活福祉的创造;“文”指的是社区共同历史文化的延续,艺文活动的经营以及终身学习等;“地”是指地理环境的保育与特色发扬,在地性的延续;“产”是指在地产业与经济活动的集体经营,地产的创发与行销等;“景”是指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生活环境的永续经营、独特景观的创造、居民自力营造等。[ 石文博. 社区共同体的再生:传统村落活化设计研究[D]. 昆明:昆明理工大学. 2017] 传统村落的普遍衰败,村民的生活逐渐面向境外,由以上对乡村内在结构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乡村衰败的原因。此时的乡村,传统农业生产无法支撑村民生活需求,乡村地方性共识的缺失,乡村人际关系逐渐疏远,文化共同体意识消散,村民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乡村公共建设难以进行,乡村整体自然与卫生环境也逐渐破败,村民生活质量远远低于城市,村民对乡村建设失去信心与动力,因此,乡村的活化的关键便是要修复整个乡村系统。
5、乡村活化策略生成
        对于整个乡村系统的修复,首先便是要认清村民的主体地位,改善村民的生活所需即“地”、“产”、“景”的改善,其次要建立乡村核心凝聚力“文”的恢复。研读论文作者对于文化共同体的培养,主要强调了共同的文化意识和共同生活的培养,而在共同的生活培养方面,主要强调了村民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共同营造机制的建立和公共生活的建立。其中合适的产业规划实施可以使村民成为乡村利益共同体,进而为实施乡村社区营造提供民众基础。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应发动村民参与营造的资金投入或者劳动投入,通过实践过程建立共同营造机制以及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地方性共识。在具体村落活化方面,实行以下策略:
(1)组织村民进行公共环境卫生的改善;
(2)带领村民进行公共活动场所营造;
(3)组织村民参与当地自然资源调研与保护行动;
(4)组织村民进行传统文化的调研与学习;
(5)制订产业发展规划并于村民进行交流调整;
(6)村民参与进行乡村重要公共建筑与景观的打造与文化表达;
(7)与村民一起总结协力营造经验,建立乡规民约等地方性共识;
(8)展开民居更新与改造等风貌保护的宣传与行动;
(9)居民主动寻求与外界团队合作,根据自身条件探索乡村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乡村社区的营造。
        乡村活化的主体是村民,乡村社区共同体的建立是乡村活化的关键所在,因此在营乡过程中,无论是产业的规划实施还是公共空间的营建都要注重引导公众参与。
6、结论
        当代建筑师在乡村的建造实践是从建筑学的角度以建筑营建活动介入乡村社会,激发乡村社区活力,促进村民自主建设并活化衰败乡村经济与产业的社会行为。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建筑师专业人员,应关注乡村真实的一面,了解当地乡土社会生活,解决村民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淡化自身的个人意愿与职业身份,以一名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者的身份以微观建造的方式介入乡建,为村民的建筑活动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激发村民自发营造乡村社区的活力与内在动力,使建筑空间服务于当地乡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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