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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刑法与伦理关系

发表时间：2021/3/22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2月下作者：覃珑琴1 王诺娅2

[导读] 刑法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其本质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而伦理作为刑法的道德底线也极其重要，在刑法中也存在与伦理道德违背之处。本文主要通过刑法的概念、原则以及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来探讨刑法与伦理的关系，及伦理在刑法中的价值。

1四川成都西华大学应急学院 2四川成都西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法学院覃珑琴1 王诺娅2 610039

摘要：刑法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其本质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而伦理作为刑法的道德底线也极其重要，在刑法中也存在与伦理道德违背之处。本文主要通过刑法的概念、原则以及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来探讨刑法与伦理的关系，及伦理在刑法中的价值。
关键字：刑法；伦理；价值意义；期待可能性
        引言：刑法是为了惩罚犯罪，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在宪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法律；伦理则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指的是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可以期待行为人做出合法行为。刑法虽然是冰冷的条文，但在刑事案件中体现“法与情”的辩证关系，找到刑法与伦理的平衡点，既能体现法律的权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秩序，规范公民的行为，又能将社会道德伦理融入其中，让法条增添温情，使之更为大众接受。
        一、刑法与伦理的关系发展与变化
        我国的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文明化程度不断增强，刑法的制定越来越注重人性，从对罪犯单纯的劳动改造转变为从思想上教育罪犯，在法律条文中提出了基本的伦理要求，如尊重人权，禁止酷刑，对罪犯等实行人道主义等。
        现行的《刑法》在罪责刑均衡、刑法平等适用等原则中都体现了伦理性。以死刑为例，未成年人和孕妇犯罪可以免受死刑，对聋哑人、盲人犯罪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体现对弱者一定的怜悯的伦理情怀；提出正当防卫，体现了尊重和鼓励公民正当防卫救助自己的社会伦理价值，在2018年发生的“昆山宝马哥砍人案”，宝马男追砍电动车车主于海明却遭到反杀身亡，经法院裁断，于海明的行为被判定为正当防卫，于海明也被无罪释放。同年的一部根据一真人案件—陆勇案改编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引起公众的激烈讨论，陆勇因患上慢粒白血病靠吃药来稳定病情，但是药价太贵，后来他找到一种功效相差不大的仿制药，价格便宜，他将这种药向周围的病友介绍，并无偿帮他们代购，但该药在国内没有专利，属于假药，陆勇便被检察院以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此事一出，引起全国轰动，从法律的角度看，陆勇帮助病友买这些“假药”，与《药品管理法》中条文相违背，属于违法行为，但其行为不仅减轻了病友的财政负担，更是救了病友的命，符合社会道德的行为。针对此案件，应当依照《刑法》重大紧急避险来处理，这样判断体现了“法与情”的平衡，既符合了伦理道德，又不破坏相应的法律制度。
        二、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
        期待可能性即期待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若没有期待你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就可以免除你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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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待可能性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
        期待可能性理论源于1897年的德国“癖马案”，该案件后期待可能性这一理论被提出来，在刑法中，这一理论也正是体现伦理在刑法中起到的作用，从马夫的角度来谈，在马夫发现该马的恶癖后向雇主反映，但雇主不换马他也无法决定，迫于生计，马夫只能在雇主那里工作，他的行为确实符合过失伤害罪，但于情于理都不应该由马夫来负责，最终的结果也如社会公众所期盼的那样，这样的刑法审判结果才更能顺应人心又不会顶撞法律。在很多刑事案件中，这一理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杀人犯教唆别人为自己作伪证，作伪证者构成伪证罪，但该杀人犯却不构成伪证罪的教唆犯，因为杀人犯希望有人能替自己作伪证，这就说明缺乏伪证罪的责任上的期待可能性。
        （二）期待可能性与伦理
        从伦理学角度来讲，人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但人的本性中始终都会有利己的一面，任何人都有善的一面，对于人性应当加以善的引导，以此来约束恶的一面。对于人来说，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时，迫不得已去伤害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这是求生的需要，是符合社会道德伦理的。
        三、伦理在刑法中的要求体现
        伦理体现在刑法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刑事立法上，我国大幅度地减少了死刑，严格控制了死刑的适用范围，限制公权力在司法领域的滥用，同时在立法中顺应随时代变化而改变的伦理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提出“重婚罪”，这项法律规定是对一夫一妻制的原则的保护，符合当今社会主义的婚姻制度以及当代人的伦理价值观。第二，在刑事司法中体现，对犯罪的判定从伦理道德、法律法规两个方面出发，双重判定才让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四、伦理在刑法中的价值意义
        道德伦理在刑法中的价值意义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对刑法立法的指引和对刑法立法的限制。指引依赖于伦理道德规范的容忍、谴责及排斥规则。例如无故给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肯定违反了伦理道德的容忍规则, 但一概作为犯罪处理稍显不妥。因此要引入排斥规则, 即当一个行为超越了公众的容忍界限, 但还不足以将该行为入罪, 只有当其达到刑法可罚性标准时，才应作为犯罪加以规定。
        在“辱母杀人案”中于欢面对母亲与自己被绑架，母亲被施暴者侮辱，报警后却没能得到警察的帮助的情况，对施暴者实行防卫，伤害施暴者以保全自己与母亲的行为，在社会公众看来，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并不能期望于欢不作出反抗，母亲和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于欢实行正当防卫以保全自己和母亲的行为是符合社会道德伦理的。但当时于欢被判定负刑事责任，这样的判定结果并没有让广大人民信服，也没有达到伦理要求的正义，由此而来的公众舆论对司法机构和相关部门施加压力，促使中国刑法不断完善，执法人员不仅要满足法律意义上的公平，还要平衡社会伦理要求的公平，这样才能更好地树立司法主体的威严和法律的神圣，也让伦理价值在刑事司法中发出更大的作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除了要以它的严酷惩治犯罪，威慑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外，更应以其温情的一面感化受刑者，以其人性的面孔对待罪犯无辜家属，如此，才能惩恶扬善，使人们从内心深处敬畏法律，真正的彰显刑法的正义凛然。伦理与刑法之间必定存在矛盾的地方，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用道德伦理来完善法律，运用法律来约束社会道德伦理行为。
参考文献：
[1]曾粤兴.刑法伦理性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5（04）：66-78
[2]时延安.刑法的伦理道德基础[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03):28-45.
[3]庾兰艳. 刑法伦理性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