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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金索沃小说《毒木圣经》的残疾角色分析

发表时间：2021/3/22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2月下作者：王琪

[导读] 《毒木圣经》是芭芭拉·金索沃的代表作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的残疾角色，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残疾的隐喻及其文化建构。残疾的文化内涵揭露了以拿单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对非洲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探寻了社会大众对残疾这一概念的刻板观念。同时，也肯定了艾达和非洲残疾者对残疾概念的重塑，以及对社会不公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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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毒木圣经》是芭芭拉·金索沃的代表作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的残疾角色，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残疾的隐喻及其文化建构。残疾的文化内涵揭露了以拿单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对非洲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探寻了社会大众对残疾这一概念的刻板观念。同时，也肯定了艾达和非洲残疾者对残疾概念的重塑，以及对社会不公的反抗。
关键词：残疾；社会建构；《毒木圣经》
        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当代文坛中颇具盛名的一位女性作家，《毒木圣经》是金索沃的代表作之一，曾入围普利策文学奖和福克纳笔会奖。小说通过讲述普莱斯一家从美国移居至刚果村庄基兰加传教的故事，有力地批判了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殖民统治，以及白人父权制传统对妇女的压迫和征服。值得一提的是，金索沃还把残疾与种族和性别问题放在一起，作为压迫的焦点和不容忽视的主题。残疾（disability）指的是在生理和心理上缺乏正常发挥机体功能的能力。在现当代社会中，残疾不再简单地被理解为身体上缺陷，而被认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陈彦旭，2015），与人们的种族、阶级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残疾经常被用作不正常的隐喻，成为了被边缘化的他者形象。本文通过分析书中的父亲拿单，基兰加的村民以及女儿艾达等多位残疾人角色，探寻其残疾的隐喻意义及其对社会顽疾的影射，以期为消除社会偏见，实现社会平等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拿单·普莱斯：深陷“残疾”泥潭
        拿单·普莱斯（Nathan Price）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牧师，怀着拯救非洲的信念，带领妻子与四个女儿从美国移居到刚果。他年轻的时候是一名军人，战争致使他的一只眼睛近乎失明，金索沃在塑造拿单这一角色时，利用了残疾这一隐喻，将这位独眼的美国驻刚果传教士描写为一位狭隘的西方父权制代表。
        普莱斯一家抵达基兰加开展传教之旅时，拿单他以上帝之名厉声指责了当地妇女的袒胸露乳。自第一次接触基兰加的村民起，拿单就暴露出了他作为一个独眼男人的特质。 Simi Linton（1998）解释道，一个人用一只眼睛只能感知到部分的世界，并且是不稳定的。在小说中，金索沃对拿单的塑造恰好符合了这种文学描述，拿单一只眼睛失明暗示了读者他不仅是肉体上的失明，并且在精神上也是盲目的，他并没有看透自身抱有的种族偏见。他驳斥了玛玛·塔塔巴（Mama Tataba）关于菜园的建议，以及她对毒木的警告，结果，他颗粒无收并且被毒液灼伤了眼睛，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作者的隐喻。
        拿单的盲目和傲慢毁掉了他的传教事业。他宣称“塔塔·耶稣是班加拉！”班加拉指的是珍贵之物，但是由于拿单发音不准，或者说他根本不屑学习当地的语言，导致意思变成了毒木，拿单还“总是召集会众，周复一周地挺身站在他们面前，用骄傲、清晰的嗓音说出错误的词语”。但是拿单拒绝承认他的无知，他在文化和精神上都是盲目的，就像是他想用西方的方式在刚果种一片示范园只能落得失败的下场一样，他永远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重塑非洲。他的眼盲，和他的人物本身一样，是固步自封，含有隐喻的，象征着西方殖民者对非洲文化的无视与压迫。
        拿单是普莱斯家族中唯一一个在非洲没有精神觉醒的人，因为他拒绝去“看”。对拿单来说，有差异就意味着丑陋，因此他教条般地强行把他的妻子、女儿和基兰加的人民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的短视最终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并引发了他自己家庭的破裂。拿单是一名可悲又可憎的角色，战争造成的残疾（一只眼睛失明）不仅是他自己的精神和心理伤害的代表性隐喻，同时也暗示了白人狭隘的世界观，他们看不到对自身利益的索取其实是对非洲的压迫；拿单目盲的隐喻其实可以延伸到在非洲大肆剥削掠夺的所有白人身上。
        二．基兰加的村民：重塑残疾概念
        普莱斯一家离开了给人们打下残疾烙印的美国，来到了刚果村庄基兰加，在这里许多村民身上有疾病和受伤留下的伤疤，但他们仍然没有被加上文化的标签，因为他们的社会缺乏“正常”身体的概念。Lennard J. Davis（2006）解释道，“没有人能拥有理想的身体，因此没有人需要有理想的身体”。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规范了常态（Normalcy）的概念。Davis进一步指出：“所以，随着规范的概念一同出现的还有偏差或极端的概念。”很明显，这与理想身体的概念不同。读者们生活在拥有常态概念的社会中，很容易就会对拿单眼盲的隐喻产生共鸣，并且接受身体作为承载文化意义的载体。但是基兰加的村民并没有接受这种常态与差异的二元对立，因此势必会对西方社会的身体概念进行重塑。他们的身体并没有被概念化和量化，也没有和那些所谓的正常身体来进行区分。在这里残疾仅仅是生活的副产品，而不是耻辱。仅就对身体和他人的评判而言，基兰加有着更加宽容的社会环境。
        在没有用二分法定义身体概念的文化背景下，有残疾的村民既不会被社会所排斥，也不会被认为在经济和生活上无能。邻居玛玛·姆万扎（Mama Mwanza）因为火灾而失去双腿，但这并不妨碍她的工作、婚姻和养育儿女，甚至有时还会接济普莱斯一家，这意味着在基兰加，姆万扎并不残疾，她的能力甚至比这个白人家族更加健全。没有了常态的标准，身体的不完美就不会成为被社会排斥的理由。Claire H. Liachowitz（1988）将残疾定义为一种不利的形式，它被强加于一个人的缺陷之上，是由一个几乎或根本不接受残疾人的当代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这种概念的建构说明“现实生活中，残疾人不仅要应对残疾本身带给他们的各种问题和困扰，还要应对普通公众对他们的偏见、贬抑与排斥”（关文军，2017）。在基兰加，他们的文化中没有对常态的严格标准，村民们就不会因身体上的缺陷被社会排斥，因此，基兰加的村民就免于被打上残疾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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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Thompson（1997）认为，“法律、政治、文化和文学叙事”制造残疾，创造了一种“排他的话语”，但是普莱斯家族发现在这个村子里，排他的话语并不起作用，如果残疾“与其说是身体的特质，不如说是关于身体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规则的产物”是正确的，那么金索沃描写的村民就不能被指定为残疾人，因为他们的社会不受西方文化中定义残疾的文化规则的影响。
        三．艾达·普莱斯：拒绝“残疾”的标签
        艾达是普莱斯家中的三女儿，也是一位偏瘫患者。艾达是一个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她认为自己的身体不完整，无法与她完美的双胞胎姐姐利娅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她认为自己身上有两个无法匹配的半身人，她们相加起来的时候会大于一。然而，艾达却热爱着她的身体，创造出一种存在于强势话语之外的主体性，抵制社会为她打上不正常的标签。她通过倒着读书和回文来获取新的知识，并借此嘲讽父亲拿单的世界观。同时，艾达反向看世界的方式，给了她双重视野，使她不仅接受了自己的残疾身份，同时对残疾的刚果人也有了深切理解。Susan Wendell（1992）指出在当代社会中，只有残疾人才会被社会排斥，因而他们有着健全人无法获得的体验，并且更有能力超越关于身体的文化谬误。
        当蚂蚁军团以摧毁一切的力量侵袭村庄时，艾达死里逃生，价值观也由此发生了深刻改变。她决定扼住命运的咽喉，在自救的人潮中拯救自己，她意识到即使不正常的女孩也会珍视自己的生命。这种求生的本能令她开口说话，她决定为自己发声，“我决定讲话，这样就有可能诉说。讲话成了一种自我防御”（金索沃，2017），从失语到开口说话，说明艾达摆脱了主流社会对其的建构，她拥有了自己的女性话语，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David T. Mitchell（2000）指出残疾人在文学中发挥着另一种功能，即“成为抵制或拒绝强加给他们的文化刻板印象的动态实体”。在医生的帮助下，艾达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可以直立行走。这种身体的修复给与了她更多的社会接受性，但是艾达的内心深处仍然抵制这种修复，因为她仍然坚信她的残疾给了她力量和勇气来抵抗父亲的意志。由此，金索沃并不是为了“治愈”艾达，令她回到正常状态，而是借此来批判西方崇尚完美，羞辱差异的社会风气。
        艾达始终将自己定位在社会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的位置，以此来抵制社会强加给她的各种标签。这种做法让她意识到了自我的价值，并从残疾的社会建构中解脱出来，她的精神也跟着觉醒了。摆脱了残疾的污名后，艾达被允许成为无与伦比的结合体。但是在美国，“这种天赋，我找不到合适的名字给它命名，所以它死去的时候，连个像样的葬礼都没有。”歪斜的身躯只能成为她沦为他者的根源。“很久以前，在另一个地方，美国，我就是羸弱身体与执拗意志的失败结合体，”她回忆道，“但在刚果，我却完美地混合了起来：艾达。”这也揭示了这个角色的本质，艾达既是文化建构的受害者，也是在这压迫中的革命者，正如她自己说的“我们的伤痕铸就了我们，一如我们的成就。”（金索沃，2017）
        结语
        芭芭拉·金索沃使用残疾作为隐喻，不仅反映了书中角色的特质，更映射出了社会和文化对人们的巨大影响力。拿单的残疾进一步加强了作者对非洲殖民统治的控诉，用目盲来批判白人的狭隘世界观，他们只会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固步自封，看不到非白人文化的可取之处。艾达的残疾使她挑战父权制社会的话语权，不让自己的身体沦为被压迫的产物，而是作为抵制社会不公的武器。同时，基兰加的村民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他们之中，身体损伤常见，而残疾却不存在。在此，金索沃对残疾人物的完整塑造避免了对文学或文化中残疾含义的简单概括，促使读者去思考残疾经历的复杂体验以及文化和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作者挑战了传统意义上对残疾的社会建构，将其作为批判社会偏见的利器，在文学和文化上为残疾问题提供了更为复杂深刻的见解。消除社会偏见，让每个个体都能舒展的按照自我发展，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事情，无论是健全的人还是残疾的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残疾人并不是一个容器，要强行被装入刻板印象，只有打破偏见的枷锁，才能真正的步入更加光明的社会前景。
参考文献
Claire H. Liachowitz. Disability as a Social Construct: Legislative Root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8:1
David T. Mitchell. Narrative Prosthesis: Disability and the Dependencies of Discourse[M].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49
Lennard J. Davis. “Constructing Normalcy: The Bell Curve, the Novel,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Disabled Bod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4
Rosemarie Garland Thompson. Extraordinary Bodies: Figuring Physical Disability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6
Simi Linton. Claiming Disability: Knowledge and Identity[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127
Susan Wendell.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Medical Ethics[M]. B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77
芭芭拉·金索沃著. 张竝译. 毒木圣经[M]. 海口：南海出版社. 2017
陈彦旭. 美国文学中残疾人形象之流变研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208-212
关文军.颜廷睿.邓猛. 社会建构论视阈下残疾污名的形成及消解[J]. 中国特殊教育. 2017(10):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