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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体系中语文科目名称的演变

发表时间：2021/3/29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3月下作者：姜韵琳郭语然

[导读] 在汉语母语语文教育史上，科目名称历经六次定名演变。从“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到“国文”，由“国文”到“国语”，再由“国文”、“国语”变为“国文和国语”，而后又合称“语文”、后来拆分为“汉语”、“文学”，最后又合为“语文”。本文通过探究汉语母语课程的六次定名演变，对六次定名更名的时代背景、更名缘由、更名结果等展开思考。

黑龙江大学姜韵琳；郭语然 150080

摘要：在汉语母语语文教育史上，科目名称历经六次定名演变。从“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到“国文”，由“国文”到“国语”，再由“国文”、“国语”变为“国文和国语”，而后又合称“语文”、后来拆分为“汉语”、“文学”，最后又合为“语文”。本文通过探究汉语母语课程的六次定名演变，对六次定名更名的时代背景、更名缘由、更名结果等展开思考。由课程名称的六次更名可以看出，人们对汉语母语课程的认识在曲折中发展，呈现出不断深化的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母语教育的发展，“语文”一词的定位出现了模糊，名实关系出现偏离。因此，重拟汉语母语课程名称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基础教育体系；语文科目；名称
        1.引言
        我国的母语语文教育源远流长，在近现代之前为“文史哲不分家”的泛母语教育。随着实践的发展，汉语教育在1904年取得了独立学科的地位。自汉语课程独立定名设科以来，基础教育体系内母语课程名称曾经历过六次更名。每一次更名，都反映出所属时代的母语教育者对这一学科的认识，以及母语课程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不同时代的教育需求。新中国成立后，“语文”这一名称成为最广泛、最有影响力的汉语母语课程名称，并沿用至今。学者专家及教师学生对这一名称的含义却莫衷一是，为了探究这一名称是否符合教育沿革与教学实际，厘清汉语母语课程定名历程成为一项必要的工作。
        2.语文科目定名历史
        在汉语现代教育史上，基础教育体系内语文科目名称曾历经六次定名演变。从清代的“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国文”，由“国文”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语”，再由“国文”、“国语”变为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文和国语”，新中国成立后又合称“语文”、后来拆分为“汉语”、“文学”，最后又合为“语文”。这六次演变反映出人们在不同时期对汉语课程本质的不同认识，也反映了不同时代对母语教育的要求。我们将粗略梳理这一过程，以此展现语文科目定名之演变发展。
        2.1清代的“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学”
        1904 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形式颁布并实际推行的的现代教育学制。该章程划分了不同教育阶段，规定中小学实行分科教学，语言课初等小学为“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和中学堂为“中国文学”，确立了汉语母语课程的独立学科地位，为汉语母语课程初次定名。
        这一设科定名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我国推进现代教育制度的一次尝试。同时，这一尝试也具有一定局限性。设立“中国文字”科目意在“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设立“中国文学”科目意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各备应世达意之用”[1]。由此可见，母语教育的实际性强烈，在课程内容与教学理论上也略显浅薄。无论是“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学”都无法准确概括汉语母语课程，所学内容并不能以之精准概括，因此民间学校多以“国文”称之，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各有立名，课程命名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统一。
        2.2辛亥革命时期的“国文”
        癸卯学制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大部分私立学校以“国文”指称汉语课程，公立学校则用“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科目定名不一。辛亥革命后，由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主导教育改革。蔡元培吸取历史教教训，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对汉语课程的教育内容与教育目标作了较大调整，汉语课程名称正式更名为“国文”。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规定“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虽在实际教学中人们开始重视口头语，但在教育守则中却没有得到明确，“普通语言文字”实际所指也仍是文言文，当时的语言教育仍然是以文言文教育与书面语教育为主。故而“国文”一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
        2.3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语”
        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后，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声势高涨，进步文人大力呼吁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提倡“言文一致”和“教育统一”。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语言发生了变化，新的语体与词汇的出现冲击了旧的教育形式，反映文言文教学的“国文”名称也不再适用。社会实践对母语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北洋政府也开始进行教育改革。1923年，北洋政府正式实行教育改革，规定汉语课程由“国文”更名为“国语”。这一转变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反映了文言文教育向白话文教育的转变。这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实用性人才的需求，也符合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
        2.4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语”和“国文”
        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将小学课程称为“国语”，将中学课程称为“国文”。这一更名也是基于当时国内复杂情势而作出的更改。“国文”更名为“国语”后，首先受到了复古流派的强烈抨击和阻挠。封建复古流派提倡复古，维护封建礼教，他们激烈反对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其次，虽更名为“国语”，但在初中和高中的实际教学中，文言学习仍然占有较大比重，以“国语”作为课程名称，与课程实质不符[2]。而且，在当时，文言文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实用价值，如当时政府的公文、法令、条约, 以至墓铭、账簿、书信等仍以文言文为主[3]，所以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在当时是不现实的。尽管作了暂时的妥协，却也在白话文教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小学“国语”，中学“国文”，二者的并存符合当时社会实际和教学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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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也出现了新的局面。1949年，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担任主任，与学界人士共同商讨中小学教材问题。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总署编审局出版了《初中语文》和《高中语文》两本教材，取消“国语”、“国文”两个名称，更改定名为“语文”。
        关于这一名称，在此版教材的“编辑大意”中有以下说明：“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这一更名意义重大，语言教育呈现出不断深化的局面，教学理论与教育内容得到进一步发展，基本挣脱了文言文教育的桎梏，对于我国的现代汉语教育建设颇有影响。
        2.6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和“文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全盘苏化”的影响下，“语文”被拆分为“汉语”和“文学”，实行分科教学，在当时得到了一部分教师的支持。然而，在推行过程中，分科教学的弊端却不断显现。首先，“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虽然使汉语和文学成为独立个体，强调了它们的独立性，但却忽视了它们相结合时的整体性，使得二者结合时有一定困难，不利于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其次，分科教学把汉语和文学分开教授，无形中限制了教授范围，也割裂了语言学习。如汉语只能教授字、词性、标点等内容，文学则局限于小说、散文、诗歌等内容。并且，在类似“纯汉语”和“纯文学”的教学中，各种概念的深奥、难懂、晦涩无疑增加了学生理解的难度、老师教授的难度。
        分科教学是一次汉语母语教育的大胆探索和尝试。事实证明，将“汉语”和“文学”强行割裂开来，进行不合理的分科教学是不利于教学实践的。汉语课程不久后也迎来了下一次更名。
        2.7“汉语” “文学”合并，“语文”沿用至今
        1958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同时也顺应教育发展的需求，“汉语”与“文学”分科教学至此结束。汉语课程名称由“汉语”和“文学”合并为“语文”。而后，“语文”这一名称虽历经波折，却没有再经更名，沿用至今。“语文”一词统一了课程名称，反映了语言教学课程的实质，确定了教学应该朝着语言教学的方向前进，为语文教学指明了方向，有着深远的意义。
        叶圣陶先生曾指出：“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4]
        尽管如此，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对于什么是语文仍然产生了广泛的争议。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中说：“'语文'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不清楚。可以解释是语言和文字，也可以解释是语言和文学。”[5]语言学家王力也认为：“现在语文这个名称很多地方的用法都不一样……那我们这语文课到底是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呢？好像多数人的了解应是语言文学，可是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语言文字。”无论是学者或是专家，对于“语文是什么”都无法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在教育飞速发展的今天，经过调查，我们也发现人们对于语文的含义仍然莫衷一是，有些老师认为是语言文学，有些老师认为是语言文字，这对教学实践是不利的；而学生同样对于汉语母语教程缺乏清晰的学科认知。正因为这一定名具有歧义，对目前的教学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3.总结及建议
        历史上，汉语母语课程的六次更名均服务于我国发展的客观需要，人们对于汉语母语课程的认知呈现螺旋式上升，在曲折中获得发展。这一历程启示我们，语文教育必须立足当下。汉语母语课程名称定名为“语文”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母语教育的探索从未停止。现阶段基础教育体系内的汉语教育，正面临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冲击，也被日益开放的国际语言环境影响。“语文”这一定名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歧义和模糊性，从而导致了汉语教育的定位模糊。而在教学实践中，无论是顶层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大纲的制定，还是具体的教学设计和教学的实施，普遍存在“语”“文”不分，轻“语”重“文”的现象，语文课程人文性张扬的同时工具性却大大减弱。我们恳切希望各界能够正视当下的母语教育现状，或者重新拟定一个符合当下教育需求的科目名称，或者在顶层的教学设计、教学大纲的制定、具体教学实施中确定语言和文学的教学比重，明确二者的不同性质。以此提高汉语教育的实用性、创新性、时代性，做到语文教育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帮助学生培养母语自尊和爱国意识，从而增强母语自信及文化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204 - 205.
[2]雷芳.汉语母语课程定名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5.
[3]雷芳.对汉语母语课程名称定名及演变规律的探讨[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09)
[4]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730.
[5]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34 - 335.
作者简介：姜韵琳（2001.07—），女，湖南省岳阳人，哈尔滨市南岗区黑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郭语然（2000.12—），女，云南省蒙自人，哈尔滨市南岗区黑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 本文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基础教育体系中语文课程内汉语言教学现状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0201021203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