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瑤
西南大学文学院 400715
摘要：关于先秦汉语书面语与当时口语的关系，学界早有定论，认为二者基本一致，然而多数观点缺乏论证。从目前丰富的先秦文献的典籍来看，这一问题的探讨是有可能的，也是值得的。至于如何进行探讨，一方面要注重分析文献典籍等语言材料，理清记录口语的书面语与文言；另一方面可以适当运用对比和类推等方法进行推导。
关键词：先秦汉语；书面语；口语；言文一致；言文不一致
关于先秦汉语书面语与当时口语的关系，多数古代汉语专著在其绪论中早有论述：
“……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书面语言，在先秦时期这种书面语与当时的口语应该是一致的，两者之间应该只有加工和非加工的区别，但是，汉代以后，口语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发展变化，而先秦就已经形成了的汉语书面语却带着很大的保守性，两者的差异越来越大，形成了‘言文不一致’的现象。”[1]（郭锡良《古代汉语》）
“……文言一般是指秦汉后形成的跟口语差距较大的一种书面语，秦汉前如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等比较接近口头的文字就和秦汉后的文言该有区别……”[2]（朱星《古汉语概论》）
“……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3]（王力《古代汉语》）
“一般认为，在秦汉时代，书面语言跟口语还能一致，由此向后，秦汉书面语言才被用作特定语言形式的基础，有这个基础发展成为一种‘文言文’……向后口语仍然不断向前发展，于是这凝定下来的文言文跟口语间的距离越来越大。”[4]（殷孟伦《古汉语简论》）
“文言文，是以周秦文作底子的……今天看来，周秦文不但是文言，而且是更为难懂的文字，但它却是当时当地活跃在大众口头的语言的投影……”[5]（杨伯峻《文言语法》）
各家论及这一问题时，虽说法各异，但总体观点趋同：先秦汉语书面语与当时口语基本一致。然而究竟如何得出这一结论，各家均避而不谈，久而久之，这一结论也就成了公理一般的存在。探讨先秦书面语与当时口语的关系问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一问题是否值得探讨；第二，这一问题如何探讨。
一、先秦汉语书面语与当时口语关系问题是否值得探讨
先秦人们的口语是什么样子，已经无从得知，但这不代表无从着手。尽管缺乏当时人们的口头语音资料，但先秦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可以提供相关的线索。这里有必要对先秦汉语书面语进行梳理。从目前的历史文献典籍来看，可以将先秦汉书面语分为两个时期——商周时期和春秋战国。
商周书面语主要包括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书经》、《周易》以及《诗经》中的《大雅》、《颂》诗等等。其中甲骨卜辞“奇诡难识的文字、简略的语句比比皆是……多是掌卜筮、大事记的筮、史用作提示性的文字”[6]。《诗经》的《大雅》、《颂》诗用词古老，句中、句末一般不用语气词，复句少有连词，句中又多特殊省略，因而读来佶屈聱牙。
春秋战国的古文情况略有不同。这一时期的语言“继承了历史词汇与传统语法体系,扬弃了某些古奥的语言形式,同时融合了反映新时代、新思想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也还吸取了民间创作、群众口语中的某些词语、句式。但是,它仍然没有脱离开简古的窠臼”。[6]这一点可以从《孙子》、《老子》、《墨子》、《论语》等书中的某些段落看出。但是这类简古的句式数量很少，且都是零星出现，不便于总结。
先秦时期，还有一类书面语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民歌一类的书面语，其中又以《诗经·国风》为甚。
一般而言，大多数的民歌都出自劳动人民之手，一经产生，代代口口相传。其间虽有改动，但仍然保留了当时口语中的特色。在句中句末广泛使用语助词，复句之间也注重使用连词，还大量运用重言。无一不体现出民间语言的特色。
既然有这么丰富的书面语材料，那么分析先秦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也就有迹可寻。所以这一问题是有可能探讨的，也是值得探讨的。
二、先秦汉语书面语与当时口语关系问题如何探讨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先秦时期留存有大量的书面语材料，也对其进行了简单的梳理。那么如何进行论证呢？可以借鉴朱维德先生的做法。
朱维德先生以先秦有代表性的文献典籍为基础，对各个时期书面语材料进行分析，再用汉代以来历代白话(包括民歌一类白话诗)各自与当代口语的关系作比较，证明古白话与现代汉语相通。进而得出两条规律：一是“凡是与现代汉语相对接近的书面语,在我国历史上,不论它属于哪个朝代,都必然与当时口语相一致”；二是“在汉民族共同书面语言中,凡是与现代汉语差异很大的书面语,都是与当时口语脱离的”。再将先秦文言和先秦民歌一类的书面材料分别与现代汉语比较,由此得出结论：先秦文言脱离口语,先秦民歌一类书面语则与当时口语有一致性。
不过在朱维德先生的论述中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他认为先秦文言脱离口语，那么便产生了新的问题：先秦文言的产生基础是什么呢？他是这样解释的：“以殷商以前的太古书面语为规范的,它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是模仿太古书面语的用词、句法的结果(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口语和白话作品的某些影响)”。这一解释并非没有道理，然而缺乏证据支持。因为目前殷商时期的典籍只有《尚书·盘庚》三篇得到学界的公认，是否有其他典册的存在尚不知晓。至于夏代典籍的存在，就更是扑风捉影了。但是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或许会有新的证据出现。所以这一结论可以暂作考虑。
此外，任学良先生对于先秦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也作过探讨。他首先对书面语和口语进行了定义，并援引孔子和韩非的论述，证明“先秦言文不一致”。其次他在语法上举证，指出“不前置”是口语语法，并引证了许多口语词和文言词对比的例子。任学良先生还从历时的角度，通过语言风格分析指出先秦以来口语与文言并存的事实。[7]不过任先生从阶级的角度对口语和书面语进行定义[]，不太妥当。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于先秦汉语书面语和当时口语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先秦汉语“言文一致”，基本已经成为学界定论，然而缺乏论证；一种认为先秦汉语“言文不一致”，朱先生和任先生均有详细论述。其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中已经提及先秦汉语“言文不一致”的问题，并提出了两个根据。一是汉字书写繁难，“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因为文字愈容易写,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字,也许我们的古人,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二是两类书面语——“口语的摘要”[]和提要”性质的书面语[]实际和口语有差距。就第一个论据来看，书写繁难针对的是某些材料，不可能每一类材料都会由于难以书写而要求压缩，比如民歌一类就不会。就第二个论据来看，第一类书面语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言”，确实与口语有所差距，但第二类书面语实际是“文高于言”的现象，这类书面语与当时口语在词汇、语法和音读(指标准音)方面基本一样。
综上，探讨先秦汉语书面语与当时口语关系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注重分析文献典籍等语言材料，理清记录口语的书面语与文言；另一方面可以适当运用对比和类推等方法进行推导，因为先秦人的口语已经无从得知。通过这样的方法进行“言文一致”的论述，或许也是可行的。
作者简介：文瑤，1994年 12月，籍贯：重庆合川区，女，最高学历：本科，职务：学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参考文献：
[1]郭锡良.古代汉语[M].商务印书馆，1981：1.
[2]朱星.古汉语概论[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4.
[3]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62：1.
[4]殷孟伦.古汉语简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1-2.
[5]杨伯峻.文言语法[M].中华书局，2016：1.
[6]朱维德.关于先秦汉语书面语与当时口语的关系问题[J].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84.
[7]任学良. 先秦言文并不一致论——古书中口语和文言同时并存[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