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利亚
重庆师范大学
摘要：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主要是指一种对政治结构秩序的认同和忠诚型危机，它是现代性危机的一种表现，源于对政治经济系统双向蚕食公共领域，使得公共领域逐渐丧失了政治、批判、监督、审视、沟通协商的功能。
关键词：危机；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
一、合法性危机内涵
Crisis（危机）一词，通用于社会科学、医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之中，如在社会科学，它被称为“危机”，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在医学上，则称作“危象”、“危险期”；而在美学上（戏剧、小说等），则被称作“关口”、“转折点”可见，无论是社会科学中的“危机”，还是医学上的“危象”以及美学中的“转折点”，它们的含义都大致相同。正因如此，哈贝马斯通过解释医学上的“危象”、美学中的“转折点”来说明社会科学中“危机”的含义。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我们将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就像疾病暂时剥夺了主体的某些控制力，我们将这一过程说是危机，这一过程就赋予了它一种标准的含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了解放”。因为危机又分为经济危机（经济系统）、合理性危机（政治系统）、动机危机（社会文化系统）。
合法性危机主要是指政治体制机构中存在的问题是现代性危机的一种，也是公众在理念和信念上对现存的统治秩序正当性的一种反思和疑惑，进而引发的一种现实中的具体行为，对现有秩序的授权“投票”行为。
二、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一种全面性危机，他把晚期资本主义划分为经济系统、政治行政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并分别分析了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政治行政系统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社会文化系统的动因危机。
1、经济危机
哈贝马斯指出，经济危机是经济系统的产出危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不等于“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危机的表现主要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家权力参与了资本运作过程的自我调节，经济危机也表现出了新的形式，如“政府财政危机、持续的通货膨胀，国有资产与私人财富之间差距的加剧等”。这是一种持久性危机。但无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还是这些新的危机形式，都表现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新的危机形式表明，国家行为不可能弥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也没有终止价值观律动的能动作用，而且其本身也变成价值规律的一种执行机构。因此在政府功能取代市场功能时，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改变整个经济过程的无意识特性。它不能对产权结构进行实质性干预，否则就会引起“投资中断”；它也不能消除周期性紊乱，即内生的停滞（萧条）倾向。所以，长远来看，行政行为必然强化经济危机。
2、合法性危机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作为一条重要线索贯穿于整个社会危机理论的始终，其既是危机由经济领域转嫁到政治领域的集中表现又是存在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动因危机在政治领域所引发的“投入危机”。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的概念是仿照经济危机的概念提出来的。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提供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生的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的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法性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的“投入危机”，它指的是在贯彻经济系统所产生的那些指导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各项原则时，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它所不可或缺的来自群众的“忠诚”，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合法性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因而出现“赤字”。
三、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
在《交往与社会进化》、《合法化危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著作中，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做了回答。简要的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1、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杰出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后哈贝马斯把这一概念引入自己的学术视野中。 18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各个方面深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私人领域开始从国家权威下解放出来，市民社会和国家相分离，而且社会关系也采用经济领域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是一种自由的私人契约，成为市民社会的核心关系，资产阶级民法保证了这种契约关系不受等级和国家干预，从而保证了人民的基本自由与人权，这种自由和人权体现在公共领域，便是公共领域获得了批判和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政治功能，公共领域与承担立法任务的议会联系在一起，一切法律的形式和出台都经过公共领域的充分讨论，法律代表了民意、大众的意志，公共领域开始发挥其政治功能，并且逐渐上升到制度层面，被资产阶级法律予以确认，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因而具有了政治监督功能，从此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得以确立。
但是，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存在的两个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严格分离。从19世纪初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集中和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出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交错发展的趋势，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国家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并承担了过去由私人承担的一些职责，自由资本主义的公平交换以及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模式被破坏，国家活动渗透到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国家机构与社会公私合一，形成了再度政治化的社会领域，这个领域属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领域，私人领域和国家领域重新融合在一起，私人领域原本具有的批判中介和调节功能逐渐丧失，而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舆论工具被国家控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失去了批判和监督政府的功能，转而变成了“操纵和控制公众的工具”。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使晚期资本主义产生了合法性危机。
2、系统的局限和政府对文化系统的干预产生了不可预料的副作用
在《合法化危机》中，哈贝马斯将合法性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系统的局限和政府对文化系统的干预产生了不可预料的副作用。他说，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将它的势力范围不仅扩展到经济系统，而且扩展到社会文化系统，当有组织的合理性不断扩展时，文化传统却遭到了破坏和削弱，但是残余的传统必须逃脱政府的控制，因为对合法性至关重要的传统是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再生的，而且政府对文化事务的操纵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使原先由传统确定的、属于政治系统的边界条件的意义和规范成为公众议论的主体，这样一来，思辨的意志形成的范围扩大了—这是一个动摇非政治公共领域结构的过程，而这一结构对延续系统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原来被视为理所当然并且作为政治系统条件的文化事务，便落入到行政计划领域。而且，行政行为领域与文化传统领域之间的结构差异就构成了一种系统限制，限制着通过有意识的操纵来弥补合法性欠缺的努力。
五、结语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已经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不同了，现在的危机是一种全面的危机，这其中既有经济危机，也有政治的以及社会文化的危机。而在经济领域里经济危机已经不再是对资本主义合法性构成最致命的危机，尽管经济危机并非不存在，然而它也只是一种倾向；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最致命的危机形式是合法性危机，而且经济危机已经向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转移；同时，社会危机的根源也不再发生明显的变化，它已经逐渐由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文化领域，它已经不在是由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所产生的，而是人们固有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崩溃造成的‘意义’资源的匮乏所形成的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忠诚度下降，产生的人们的信任危机、同一性危机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