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洋
中共嘉善县委党校 教师
摘要:新时代结合国际形势来对我国的国际形象变迁进行考察的相关成果较少,也缺少对近一段时期,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我国国际形象的变迁及构建影响要素的分析。本文通过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西方媒体报道中中国的国际形象的变化,分析其变化原因,归纳新时代我国构建良好国际形象的因素,并探讨相应的优化途径,探讨新时代中国如何更好的构建国际形象。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国际形象;转变;提升
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的直接体现。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看作为一种软国力,这种软国力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从1949年开始时的积贫积弱,到新时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国际话语体系不断攀升,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变化的国际形象。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更使中国的形象不断的出现在世界各国人民的视野中,这就带来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在疫情国内爆发期,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疫情全球扩散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正如俞可平认为的“国家形象在全球化时代显得特别重要,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关心国家利益的人,势必要关注国家形象”,国际形象的提升,一方面可以提高国际声望,另一方面则对国内社会的凝聚力提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爆发后国内外主流媒体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文本表述,研究中国国际形象在这一阶段的演变,分析构建国际形象的要素并探讨如何对其进行优化,有着重要意义。
一、新冠肺炎疫情不同期间中国国际形象的呈现
(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国外媒体的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全民参与的抗击新冠肺炎的狙击战。中国的行动在控制国内疫情的同时,也有益于控制新冠病毒在全世界的扩散。然而,在一些西方国家,普通民众却无视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巨大牺牲,而是对中国充满了偏见与歧视。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学习、工作甚至居住在法国多年的中国人就通过各种途径抱怨他们在公共场合遭遇到的各种歧视。在美国,有华人当街遭到辱骂甚至殴打,仅仅因为出于自我防护佩戴了口罩。在澳大利亚,有的华人小朋友一直生活在当地,根本没有离开,也被同学冠之以“病毒携带者”而遭到欺凌。类似的情绪,在西方社会普通民众中发酵、蔓延,在疫情初期,造成中国国际形象较差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社会普通民众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的途径—西方媒体的报道。
在疫情爆发后,即便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新冠肺炎正式命名为COVID-19,一些有影响力的西方主流媒体或媒体从业人员仍将病毒与地域挂钩,在报道中充满了歧视与种族主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CNBC)驻北京首席记者Eunice Yoon,在各种报道中将病毒与武汉挂钩,称之为Wuhan Virus(武汉病毒),次数达25次之多。《纽约时报》刊登的《How China's virus outbreak could threaten the global economy》一文,直接将病毒与中国挂钩。德国《明镜》周刊刊发了《Coronavirus Made in China》一文,则直接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在中国采取全国性的行动来抗击新冠肺炎肺炎疫情的同时,西方社会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仍对中国的报道充满了偏见,并且将关注点集中在抨击中国的政治制度上,而不是关注疫情控制的核心问题。美国的《纽约时报》刊登的《Coronavirus Crisis Shows?China's Governance Failure》一文中,忽视中国政府采取的行动,而将关注点集中于前期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向普通民众直接呈现了“冠状病毒危机显示了中国治理的失败”。英国的《卫报》刊登的《The Coronavirus?Outbreak Has Exposed the Deep Flaws of Xi's Autocracy》一文中,将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疫情爆发相结合,“冠状病毒的爆发暴露了中国独裁政府的深层缺陷”,给西方普通民众灌输的是“疫情的扩散是因为中国的‘独裁’统治,西方‘民主’不会导致疫情的扩散”。同样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在《Totalitarian China can't help but lie about virus》一文中与《卫报》如出一辙,“极权主义的中国在病毒方面只能撒谎、没有帮助”,完全无视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的信息沟通、分享,却通过疫情危机来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报道中仍有出现,《纽约时报》刊登的《China may be beating the coronavirus, at a painful cost?》一文中,抨击了中国为了防止疫情扩散而采取的封城行动,而在《Italy, Pandemic's new epicenter, has lessons for the world》一文中,却对借鉴中国经验,同样采取了封城行动的意大利给予了表扬,称其采取的行动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在《华尔街日报》刊发的《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一文中,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Sick Man of East Asia”,即“东亚病夫”。
总体来看,西方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对中国的报道以负面形象居多,主要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地域化”,即将病毒与中国联系起来以使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病毒化”;第二类是“政治化”,即将疫情扩散与中国政治体制相结合以抨击中国的政治制度;第三类是“失败化”,即通过采用双重标准,抨击中国采取的行动,对取得的成功视而不见。通过三种方式的报道,西方媒体把中国塑造成“不民主、不负责”的“独裁”国家,在普通民众中广泛传播。
(二)新冠肺炎疫情控制成功后中国的国际形象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规模蔓延后,中国国内的情况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国内新增病例数量不断减少,多数省份病例数量清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而西方国家由于没有采取果断、坚决的行动,导致了新增病例不断攀升,成为了疫情的重灾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频频出现的妖魔化、污名化中国形象的报道越来越少,中国的国际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逐渐变成了一个“担任领导角色的大国”。
《纽约时报》在其中文版官方网站刊登的文章《中国援助各国抗击疫情 打造全球领导者形象》中,认为中国通过对外提供援助来承担了应有的责任,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强国。与这篇文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一版面的另外一篇文章《面对新冠危机 美国不再是一个慷慨的全球领导者》,两者相比较呈现出了中国崛起而美国衰落的形象,但即使是较正面的报道,其中仍存在歧视与偏见,文中称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中国试图改变专制的疫情孵化器形象”。《华尔街日报》刊登的《People Fleeing Coronavirus Head to a New Safe Haven:China》一文中,完全颠覆了之前的报道“Sick Man of Asia”的中国形象,而将中国描述为人们可以躲避新冠病毒的天堂,在《How China Kept Its Supermarkets Stocked as Coronavirus Raged》一文中,也总结、宣传了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保证物资供应的做法。
澳大利亚全国有影响力的媒体《澳大利亚人报》刊登的《Coronavirus:Italy-style lockdown could be on cards for Australia,WA AMA chief says》一文中,认为只有中国通过采取一系列行动成功的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卫报》刊登的《This wave of anti-China feeling masks the west's own Covid-19 failures》一文中,非常直接的指出了中国在全球范围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突出的共享,而西方国家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只能采用抹黑中国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与《澳大利亚人报》类似,本文的作者为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的主编,而不是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
总的来说,在西方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以正面形象居多,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点是“情况对比”,即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疫情控制的客观事实差距凸显中国的形象提升;第二点是“专业分析”,即通过医学专家等专业人士的科学分析展现了中国抗击疫情行动的成功;第三点是“中国担当”,即中国通过各种形式的对外援助,帮助一些西方国家抗击疫情,西方媒体无法继续向普通民众灌输中国的负面形象。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较为正面的报道,西方媒体“夹带私货”的情况也较普遍,如将中国的对外援助形容为拉拢同盟,是中国地缘政治的一部分。
二、国际传媒下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因素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组成,而这些因素都需要通过媒体在国际上传播、扩撒,由于媒体具有控制舆论的功能,因此,媒体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塑造方向,媒体可以根据特定的目的,通过各种手段把经过筛选的信息灌输给普通民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阶段,西方媒体报道中呈现出的不同的中国国际形象,体现了影响中国国际形象构建的因素。
(一)媒体的传播优势
西方国家长时间垄断国际传媒,西方媒体在国际传播中通常代表特定集团的利益,面对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挑战者”时,会在国际社会上传播不利于该国的消息。不论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或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原罪论”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都把中国塑造成了一个“邪恶”国家的形象。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媒体上拥有的传统优势、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的强大力量,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媒体的传播能力
西方媒体发展历史悠久,国际新闻的传播基本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西方媒体在传播能力上优势明显,因此,国际舆论基本被西方媒体所把持,传播的信息也符合媒体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中国的媒体现代化发展事件较短,面向国际发行的报刊、面向全球播出的电视寥寥无几,社交媒介平台影响力也较弱。信息国际间传播的能力西方国家领先于中国,中国无法对影响本国国际形象的不利信息展开强有力的回击。
(三)媒体的传播水平
如何将中国制度优势与西方普通民众相结合,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想,对于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至关重要。然而在国际传播中,展现中国形象的报道、宣传往往过于形式、教条,无法被西方普通民众所接受。中国的媒体对重大事件的报道速度也不及西方媒体,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普通民众中发酵之后,各种歧视、偏见也就随之而来,针对性、时效性的缺失导致国际形象塑造不利。
三、中国国际形象的优化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形象并未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消除,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西方媒体来塑造的,即便中国通过一系列官方和民间的举措来力图改变这一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范围内的爆发,西方舆论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依旧充满了偏见、歧视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因此,中国需要通过优化国际形象塑造路径来改变这一现象。
(一)提高国内危机处理水平
无论是2002年的非典疫情,还是新冠肺炎疫情,都出现了疫情初期地方政府处理不力的问题,地方政府的工作失误导致了群众对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失去了信心,随之而来的就是舆论的恶化,而消极的舆论又往往会被西方媒体采用并不断放大,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恶化。所以,在国际上塑造中国优秀的形象,最重要一点就是不断提高国内地方政府处理重大危机的水平,通过切实履行习近平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来引导理性舆论。通过不断完善内因来解决外因问题
(二)灵活应用社交媒体平台
在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了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在非常多的年轻群体中甚至只有社交媒体这唯一的途径。由于成本低、速度快,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重大突发事情传播的主要渠道。由于消息发布主体、传播主体获取信息的途径不同,导致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鱼龙混杂,许多消息都充满了偏见与歧视。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应灵活运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即时、透明的发布相关消息,引领舆论走向,避免李文亮医生类似事件的发生。
(三)即时妥善处理不实消息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西方会关注到中国国内出现的不实消息,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等渠道将其扩大化处理,最终会导致偏见、歧视、种族主义盛行。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应及时应对各类不实消息,通过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及进行各类不实消息的处理,通过科学的研判,向国内外民众进行阐明,结合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对西方媒体的不实言论进行反击,瓦解西方抹黑中国形象的意图。
(四)改变国际形象宣传策略
中国以往主要通过传播历史文化、自然风光来塑造中国国际形象,而不是当代中国的发展故事,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的政治体制频频成为西方媒体攻击的对象,因此,中国势必要通过加强展示制度的优势、建立以当代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形象传播策略。应引导、鼓励广大群众在各种互联网媒体上宣传中国制度优势,形成中国的国际互联网话语权,批驳西方诋毁中国形象的不实言论。通过讲述当代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国际事件上做出的贡献,不断用鲜活的事迹塑造中国有担当的国际形象,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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