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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章经》的版本演变——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特殊案例

发表时间：2021/4/9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4月上作者：王晶

[导读] 《四十二章经》是学界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译佛典，此经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若干从文字到思想都带有明显差异的版本，本文以高丽藏本、宋真宗注本和金陵刻经处本这三个差异最大、流传最广且最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为例，通过版本的文字对比去探索佛教中国化的趋势。

西安西北政法大学王晶

摘要：《四十二章经》是学界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译佛典，此经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若干从文字到思想都带有明显差异的版本，本文以高丽藏本、宋真宗注本和金陵刻经处本这三个差异最大、流传最广且最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为例，通过版本的文字对比去探索佛教中国化的趋势。高丽藏本基本上反映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而宋真宗注本加入了大乘般若学思想和中国禅宗思想，金陵刻经处本加入了更多空宗和禅宗思想，并在修行方法上体现出来。三个版本的历史演变体现出的思想差异从一个特殊方面折射出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四十二章经》、版本、比较、佛教中国化
        汉末《四十二章经》的翻译体现了佛教初传之际中国僧人和士人对印度原始佛教的最早认知。此经在历史流传中出现了很多版本，现有历史痕迹的版本共有十二种，其中《大藏经》内有七种外有三种，有明确历史记载但已亡佚的有一种，近代通行本有一本即金陵刻经处本。《大藏经》内的七种版本分别是：《高丽藏》本、宋真宗注本、宋守遂注本、明智旭本、明道霈补注本、清续法藏本和《宝林传》本。《大藏经》外的三种版本分别是：乾隆临赵孟頻本、大历年间的怀素草书本、叶德辉刻本，这些版本是以书法或石刻的形式记录经文内容，其中有记载但已经亡佚的版本是宋六和塔本。最后一本是现行本金陵刻经处本。
        这十二种版本可分为三个系列：高丽藏本系列保持着汉末初译的风貌，宋真宗注本独成一体，而宋守遂注本则构成近代通行本的基础。本文以此三个版本为基础，考察《四十二章经》在中国流传的版本变化和思想发展过程，从而展现佛教逐渐中国化的历史趋势。
        一、《四十二章经》三个重要版本的介绍
        1.高丽藏本
        高丽藏本的《四十二章经》是收录并记载于《高丽藏》中的经文，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第一部木刻汉文但现已失传的大藏经《开宝藏》。其已失传，但经过传播并记载于《高丽藏》的《四十二章经》是现有《大藏经》中最早的版本。“高丽藏本是最古的本子，其后的诸多版本多有改变。”[1]
        高丽藏本的《四十二章经》记载于日本《大正藏》第17册。此版本字数最少，除了第一段经序以“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2]来论述汉明帝夜梦金人，说明佛传入中土的原因外，其余的各段均以“佛言”开头，突出去奢除欲、修行得道的核心思想。这是《四十二章经》最早的版本，所以其经文在思想上更接近原始佛教的本意。“夫吾人既确证丽本为南北朝之旧，又合乎印度原文。”[3]也正因为如此，《高丽藏》本的《四十二章经》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梁代以前出现的《四十二章经》仅有一本，也就是记载于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的版本。吕澂认为，“这对后来屡经篡改的各种版本而言，可以成为‘原本’”[4]
        2，宋真宗注本
        宋真宗注本最早见于《永乐北藏》。清代的《乾隆大藏经》所记载的就是此版本。所谓 “宋真宗注本”是北宋真宗皇帝撰写《四十二章经注》所依据的版本，经文前有宋真宗皇帝简短208字的《注四十二章经序》。这个版本的《四十二章经》从内容和形式看和高丽藏本都有很大不同，内容明显增多，形式上以经文和宋真宗注合于一体的形式展开，也是以去奢除欲、修行得道为中心，但在同一个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明显不同于高丽藏本，增加了若干大乘空宗和中国禅宗的文字及思想。现录入《大正藏》第39册的《佛教西来玄化应运略录》即是此一版本。
        3，金陵刻经处本
        金陵刻经处本是现在流传最广，被人们广泛使用的一个版本。它可以追溯到宋代青原派曹洞宗第十三世守遂禅师。“而世俗久已流行者为守遂注本，金陵刻经处印行者亦是也。”[5]注经一直流传到明代，古灵了童对注经进行了补注。守遂注本被收入《大藏经》最早见于《嘉兴藏》的续藏部分，并且收录的内容带有古灵了童的补注。从原文看，此版本的字数明显少于宋真宗注本，言语风格有了很大改进，行文押韵，且此版本每章前加了四字标题，这是自宋朝以来佛教寺庙研究和教学的结果。在思想内容上，它同前两个最大的差异是增加了更多禅宗和空宗的思想。
        二、高丽藏本与宋真宗注本文字及思想对比
        1.高丽藏本和宋真宗注本文字对比
        高丽藏本和宋真宗注本的内容差异可以通过文字的逐个对比表现出来，以下选取思想差异最大的三章来进行对比。
        高丽藏本第一章：“佛言：辞亲出家为道，名曰沙门，常行二百五十戒，为四真道行，进志清净，成阿罗汉。”[6] 宋真宗注本第一章：“佛言：辞亲出家为道，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常行二百五十戒，为四真道行，进志清净，成阿罗汉”[7]后者比前者多了“识心达本，解无为法”这几个字。
        高丽藏本第三章：“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骂，妄言，绮语；意三者：嫉，恚，痴。不信三尊，以邪为真。优婆塞行五事，不懈退，至十事，必得道也。”[8]宋真宗注本第三章：“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佛无为。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无修无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9]可见两个版本的内容极不相同，后者的“无念无作，无修无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有着巨大的思想转变。
        高丽藏本第十章：“佛言：天下有五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制命不死难，得睹佛经难，生值佛世难。”[10]宋真宗注本第十一章：“佛言：天下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判命不死难，得睹佛经难，生值佛世难，忍色离欲难，见好不求难，有势不临难，被辱不嗔难，触事无心难，广学博究难，不轻未学难，除灭我慢难，会善知识难，见性学道难，对境不动难，善解方便难，随化度人难，心行平等难，不说是非难。”[11]比较可见，宋真宗注本比高丽藏本多出了十五难。
        2.高丽藏本和宋真宗注本文字差异体现出来的思想差异
        第一章中真宗注本的“识心达本”四个字，明显受到中国化佛教特别是禅宗“明心见性”思想的影响，是高丽藏本中小乘佛教不可能出现的思想。小乘佛教没有涉及到“心性”，而是更多的谈论“缘”、“因果”等，祈求超脱生死，归寂灭为乐之境。而“识心达本”是指通过对心的认识来通达本原，这是对印度佛教本体论的突破，是心性论的体现，此处可以明显地看出佛教中国化的痕迹。
        第三章真宗注本多了丽藏本所没有的内容，“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是大乘空宗的思想，“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是“空”的体现；“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是“中”的体现。“无念无作，无修无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是中国禅宗思想的经典表述形式，与“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在文字表达上极为相似，体现的含义也相同。“无念”不是“百物不思”而是表达与外物接触时，心不受环境的影响，并且“不于境上生心”；而“无作、无修、无证”，即对事物不留恋，同时又有着“无相”的特点，脱离事相，达到无染无杂的境界。
        宋真宗注本的第十一章中“触事无心难”和禅宗法融的心性论的核心思想很契合，法融认为人的心理活动、精神作用总称为“无心”，“问：‘心若为？’答：‘心寂灭’”[12]，可见增加的这一难暗含了禅宗的思想。“心行平等难”强调的是心的地位和作用无差别，而这正是《坛经》心性论的思想旨趣。“对境不动难，善解方便难”这是大乘空宗思想的体现，“不动”即“不动心”，而“方便”是大乘佛教中专有的说法，旨在借助俗谛入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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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化度人难”符合大乘佛教“使开一切智之教”的精神风貌。“见性学道难”突出了“性”，强调了修习佛教需明心见性的禅宗思想。
       从上述文字对比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差异可以看出来，宋真宗注本的《四十二章经》在思想上已经初步涉及到大乘空宗和中国禅宗，暗含了佛教逐步中国化的倾向。
        三、宋真宗注本和金陵刻经处本的文字差异及思想差异
        1，宋真宗注本和金陵刻经处本的文字比较
        宋真宗注本第十章：“饭辟支佛百亿，不如饭一佛。学愿求佛，欲济众生也。饭善人，福最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亲，二亲最神也。”[13]金陵刻经处本第十一章：“饭百亿辟支佛，不如饭一三世诸佛；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14]
        宋真宗注本第十六章：“佛言：吾何念？念道。吾何行？行道。吾何言？言道。吾念谛道，不忘须臾也。”[15]金陵刻经处本第十八章：“佛言：吾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会者近尔，迷者远乎！言语道断，非物所拘，差之毫厘，失之须臾。”[16]
        宋真宗注本第十七章：“佛言：睹天地，念非常；睹山川，念非常；睹万物形体丰炽，念非常。执心如此，得道疾矣。”[17]金陵刻经处本第十九章：“佛言：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道疾矣！”[18]
        宋真宗注本第三十四章：“佛言：夫人为道，犹所锻铁，渐深，垂去垢，成器必好。学道以渐深去心垢，精进就道。异即身疲，身疲即意恼，意恼即行退，行退即修罪。”[19]金陵刻经出本第三十五章：“佛言：如人锻铁，去滓成器，器即精好。学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净矣。”[20]
        宋真宗注本第三十六章：“佛言：夫人离三恶道，得为人难。既得为人，去女即男难。既得为男，六情完具难。六情已具，生中国难。既处中国，值奉佛道难。既奉佛道，值有道之君难。既值有道之君，生菩萨家难。既生菩萨家，以心信三尊，值佛世难。”[21]金陵刻经处本第三十六章：“佛言：人离恶道，得为人难。既得为人，去女即男难。既得为男，六根完具难。六根既具，生中国难。既生中国，值佛世难。既值佛世，遇道者难。既得遇道，兴信心难。既兴信心，发菩提心难。既发菩提心，无修无证难。”[22]
        2，宋真宗注版和金陵刻经处版的文字差异体现出来的思想差异
        宋真宗注本和金陵刻经处本相同话语不同字义的比较所见无几，这两个版本从文字上看差别非常之大，因而比较只能从“句意”中入手。
        真宗注本第十章延续着丽藏本的“孝其二亲”的思想，这是佛典翻译初期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道德的产物，而金陵刻经处本第十一章则以“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结尾，此可谓将禅宗的思想和观念发挥到了极致。正如慧能所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23]
        宋真宗注本第十六章对“念”、“行”的解释基本遵循丽藏本的原始佛教的思想，而金陵刻经处本第十八章对“念”、“行”的解释完全禅宗化，不同于原始佛教中的“解脱”，突出了“无”的思想。“无念念”就是“念”，“无行行”就是“行”，“无念”是禅宗中的“于念而不念”，“无行”是“不立足于行”，这体现了自慧能以来中国禅宗“离言绝相”的修行之本，两个版本修行方法的差异正是佛教不断中国化的体现。
        金陵刻经处本第十九章中所多出的“观灵觉，即菩提”，这是中国禅宗“明心见性”说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菩提”在原始佛教中就已经出现，是“觉悟”之义，达到“菩提”需要修行“菩萨上求佛道，除五住烦恼，证得四智菩提。”[24]修行的方法在前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而金陵刻经处本的“观灵觉，即菩提”完全的摒弃了原始佛教的修行方法，主张“观”，观的是“灵觉”，此可谓体察内心、体悟心性即可得道。把原始佛教的外在修行之道转化为内在的觉悟，这是禅宗“明心见性”和“顿悟成佛”思想的体现。
        宋真宗注本三十四章和金陵刻经处本三十五章表面文字差异不大，但前者表现的是小乘佛教修行去垢的思想，而后者表达的是禅宗心性本净思想。前者通过学道求得解脱，后者通过学道达到明心之境。
        真宗注本第三十六章基本延续《高丽藏》本小乘佛教思想，而金陵刻经处本三十六章从“既兴信心”始，明显加入印度大乘佛教和中国禅宗思想，“发菩提心“为大乘思想；“无修无证”则是中国禅宗思想的表述。
        从上述内容对比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差异可以看出，金陵刻经处本增添了更多禅宗和空宗的思想，并且从修行方法上得以体现，可见佛教中国化的色彩更加突显。
        小结
        一、从经文完整的组织结构看，三个版本都有“经序”，但高丽藏本的经序脱离开经文本身可以独立存在，不属于经文的必要部分，且“经序”内容和后两个版本内容完全不一致。宋真宗注本的“经序”相当于后世佛典翻译的“经序分”并且增加了与之对应的“流通分”。金陵刻经处本承继了宋真宗注本的“经序分”和“流通分”的形式。金陵刻经处本每章前有四字标题，前两本则没有，这是版本流传过程中佛教僧人和学者解说讲经结果的体现。
        二、从内容上看，高丽藏本最接近原始佛教，宋真宗注本开始出现了大乘空宗和中国禅宗的思想，金陵刻经处本完全的、彻底的将空宗和禅宗思想融入其中，并且在修行方法上有了体现。这反映了版本流传过程中添加的中国佛教因素和中国文化色彩在逐渐增多。
        从常理上讲，一个经典的版本流传通常只是抄写、刻板过程中所导致的文字
        差异，但不同版本的《四十二章经》却产生了文字、风格乃至思想的巨大差异，从初译到近代通行本均强调是中国第一译的历史地位，《四十二章经》的版本演化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折射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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