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偈颂的发展--中国期刊网

字体：大中小

首页> 原创作品> 正文

浅谈偈颂的发展

发表时间：2021/4/9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4月上作者：王菲

[导读] 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产生联系，时代久远，不论是藏传佛教还是禅宗，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时至今日，佛学禅宗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王菲 063500

        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产生联系，时代久远，不论是藏传佛教还是禅宗，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时至今日，佛学禅宗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文学角度来说，偈颂应该是汉译佛经中文学性最高的一部分了。
        偈颂在梵语中称为伽陀，又称偈子，佛偈，是指佛经中的唱诵词，现在多指释家的一些隽永的诗作。
        伽陀是指古印度的诗歌，在梵文中有着严密的体制，同时极为讲究格律。但是，在佛教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通过汉译佛经，这些“伽陀”为了适应汉人的诵读理解，在翻译过程中，更多依照中国诗歌的传统形式，例如最明显的多为五言，也有四言、六言、七言。但是在汉译佛经的过程中，也就是偈颂发展的初期，为了更大程度的还原原始佛经典籍的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偈颂受其限制，多语言直白拙朴，且没有韵律。这一期间的偈颂内容上通俗易懂，字数整齐一致，但是没有音韵节奏。
        现在我们常说的原始佛教典籍中，最为著名有《杂阿含经》《相应部》。
        以《杂阿含经》的一些偈颂为例，在《杂阿含经》第四十九卷，有这样一首偈颂：
        何物重于地？何物高于空？
        何物疾于风？何物多于草？
        戒德重于地，慢高于虚空。
        忆念疾于风，思想多于草。
        在这首偈颂里，一问一答，通过排比的形式和比喻的修辞手法，整首偈颂字数统一言语整齐，既生动形象又通俗易懂，接近口语，诵读性极强，但是很明显，这首偈颂除了字数为五言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中国诗歌的元素。这一时期的偈颂尚且是一种非诗非文的题材。
        偈颂的开始盛行离不开一个人——六祖慧能。
        慧能与神秀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这是一段经典的公案。五祖弘忍欲传法衣，上座弟子神秀于壁作：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尚不识字的慧能请人代书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两首偈颂就此流传千古。慧能也因这首偈颂得到了五祖弘忍的认可。后有六祖开宗，禅分南北。
        这两首偈颂广为流传，也是极有代表色彩的说理诗。这一时期，偈颂的创作更为看重说理，语言生动形象，文学性较之前有所提高。
        偈颂发展至此，虽然有诗的形，而缺少诗的魂，偈颂本身的作用是宣传佛教，因此纵然偈颂说理性再增强，不再是单纯地翻译原始典籍了，可这一时期的偈颂却仍然没有诗意，与中国古代诗歌，相差甚远。
        偈颂发展的真正转折点是在中唐时期。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全盛时期，也是佛教的繁荣时期，自中唐以后禅宗崛起，禅学影响更为深远，甚至参禅修行成为当时人民的一种风尚。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因此唐代诗人大多对佛学有所造诣，比如著名诗人王维，被世人尊称为诗佛，白居易在当时也被尊称广大教化主，这一时期的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禅学的影子，抒发出超然脱俗，闲情适意的情调。就禅诗来看著名的有王维的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的诗与禅，可以说是，人在禅中，诗亦在。
        由此可知，这些诗人的加入必然会对偈颂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偈颂与禅诗相比较来看，数量虽然少，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偈颂对仗工整，格律也更加精严，诗歌意蕴也更加浓厚。
        如白居易的一首名偈：
        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
        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
        这首佛偈出自《白香山诗集》，故事是讲唐会长初，有客舟遭风，漂至大山；一个道士说“这是蓬莱山”。有人反驳它，道士又说：“这是白乐天居住的地方”。白居易听到这个事情后作此偈，既是回应小道士的蓬莱山传言，同时也是其学佛学禅自我意愿最直接的表达。同白居易的诗一样，这首偈颂率真自然，任意挥墨。在这偈颂中，已经看不出偈颂与诗的明显区别，非讲经也非说理，更多的关注在于作偈者本人的情感表达。
        自唐代以后，禅僧的团体更为扩大，到了宋朝，禅僧与士大夫的联系最为紧密，偈颂的创作者不仅仅有文学修养极高的禅师和精通佛禅文化的诗人，最为突出的群体便是士大夫。著名的学禅诗人就有王安石苏轼苏辙等。但是他们不仅是诗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阶层——士大夫阶层。
        这一时期，士大夫参禅队伍空前庞大，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们纵使政见不合，有党派之争，却不约而同的热衷禅修。政治打击下，这些士大夫，朝臣们在禅宗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他们不仅参禅修行，还注疏了大量佛经语录。最为著名的有王安石的《维摩诘经注》、《华严经解》、《楞严经解》。由此可见禅宗在这一时期的鼎盛，偈颂也在这一时期到达了顶峰。
        王安石的论戏场偈，以五言四句为一偈：
        诸优戏场中，一贵复一贱。
        心知本自同，所以无欣怨。
        王安石官拜宰相，却两度被辞，他这一生平凡也好，显贵也罢，身在官场者，无不知戏。这首佛偈以明写戏场中的优伶，实际上是写诗人自己，庙堂之高是为“贵”，自有高朋满座。一朝被贬是为“贱”，便门可罗雀。王安石便是看破这一场“戏”了，更有归隐之心。此偈既有说理，也是诗人的人生感慨。这首佛偈，也被称为诗，脱离了传统的佛教教义，却表达着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对禅学的感悟。
        佛偈在中国诗歌的影响下从早期的汉译佛经阐述教义到后期的生活化世俗化的情感表达，从传播宗教到说理明志，偈颂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同时，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中，我们也能看到佛禅文化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影响：禅学修养有益于诗人的诗歌意境提炼；偈颂的说理性推动了说理诗，佛禅诗的发展，汉译佛经也推动了中国诗歌格律四声的提出。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从来不缺少璀璨的明珠，同时中华文化在不断的融合发展，中华文化发展始终秉持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原则。无论是从宗教角度还是文学角度，偈颂的发展都与中国诗歌的发展始终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