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艺菲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257100
摘要：在席卷而来的新冠疫情面前，中西方各国危机治理表现存在较大差异，这不仅源于国家制度的不同，更源于中西方在文化与价值选择、国家利益上的根本差异。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中西方的差异化表现，深入探究两者产生差异的制度与文化根源，并对我国危机治理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新冠疫情；危机治理；中西差异化
1 引言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我国人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社会秩序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打乱了原有的管理节奏。对此，中国政府积极迅速采取强有力的防疫措施，从多角度及时遏制新冠疫情的蔓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收治病人、隔离疫区、减少人员流动，并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前提下，推动全国经济有序复工。然而，全球疫情整体情况却呈现出严峻的形势，许多在我国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防疫政策手段却迟迟未被许多西方国家落实。并且，与我国民众表现不同，许多西方民众对相关防疫举措也表现出抗拒的态度[1]。新冠疫情下，中西方差异化的种种表现折射出双方在危机治理体系、文化逻辑上的深刻差异，引人深思。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中西方的差异化表现，深入探究两者产生差异的制度与文化根源，并对我国危机治理提出了建议。
2 新冠疫情下的中西危机治理差异化表现
2.1 中西方政治制度区别
中西方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具有“集中体系”和“多元体系”的显著区别。在我国的抗疫防治中，转折点是2020年1月20日，在中央的重要指示下，国家卫健委采取甲级传染病的预防预测措施。其后，各地都开始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同时建立联防联控等体系，在保障居民生活物资的前提下，停工停产，居民居家隔离，最大限度降低新冠疫情带来的传染后果。
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处理方式。美国作为分权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联邦制的制度给予了各州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疫情防治期间，这种多元、分权的治理模式则暴露出了其中的潜在缺陷。在医疗物资资源分配问题中，各州之间缺乏统筹管理，出现了争夺物资等混乱的状况。疫情爆发与选举民主呈现出紧密相关的关系，不同政治力量围绕着疫情持续展开。即使美国确诊病例居世界首位时，不同政党的具体政策选择仍然不能达成一致，两党之间的竞争持续不下。在复工复产问题上，不同政党执政的加利福尼亚州等也并未配合联邦的政策，导致整个国家的防疫措施难以整体调控，加大了管控难度。
2.2 中西方价值观区别
在疫情防控的社会动员中，也反映出了中西方在价值观领域的区别。我国在防控疫情之处，就彰显了我国群众路线的重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就在医疗条件严重落后的情况下建立了“全民动员”的模式，积极调动卫生事业建设的积极性。并且，我国的全民抗疫举措具有非常坚实的群众民意基础，也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与配合。因此，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群众路线自下而上，使得决策者深入人民大众中去，“以人为本”的意识得到了践行[2]。
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在面对疫情时，表现出了规则至上的价值意识。西方社会的规则习惯来自于罗马法体系，哪怕在战争中都需要遵守原有的规则，仅仅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会出现例外。在见证了中国的抗疫经验之后，部分西方人士也意识到无论是中国采取的封城模式，还是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采取的虽然不封城，但是政府积极介入居民日常出行与消毒防护行为，再加上民众的主动配合，都是有效防止疫情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在西方国家难以采取相同的举措，法律规则高于一切，政府的举措也需要按照相关的规定程序进行。关于纽约是否采取封城措施的问题，纽约州州长做出了反对的强硬回应。在意大利等国，政府也是采取逐渐升级的方式，虽然也对疫情做出了防范、救治举措，但是难以采取先发制人的举措，整体步伐较慢。但这一价值意识也带了另一个结果，政府与民众都遵循这一套价值规则，因此，即使部分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中出现失误，社会也基本呈现出稳定的状态，并没有出现大规模问责与抗议情况。
2.3 中西方文明差异
在疫情面前，各国的不同表现与其长久以来形成的文明积淀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以及周边的韩国、新加坡等东方文明圈，采取的防疫措施与理念基本相似，也呈现出相似的抗疫结果。而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圈则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防疫主张。
我国在抗疫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防治举措“封城”中，就表现出了政府在抗疫中的权威性，民众也在此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配合，积极调整自身的学习工作节奏，而一些不服从集体决策的行为和个人，也引发了大量的批评。
当疫情迅速扩散时，西方民众表现出了迥异的对待方式。在疫情防控中，关于自由人权与个人主义的讨论度非常高。多个国家及地区爆发了民众反对统筹防控疫情举措的抗议活动，强调个人的自由人权，而忽视了公共卫生安全专家的防疫意见，这也在抗疫防治初期扩大了疫情影响范围[3]。并且，在西方的法律层面上，强有力的封城命令也是难以推行到底的，在凸显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下，个人不仅不会听从封城命令，反而聚众造成新的感染。美国直到2020年3月疫情严峻，部分州才开始采取相对严峻的政策，同时，还有许多人同意政府关于复工复产的支持。英国等国家采取了“群体性免疫”的自由放任模式，也是这一文明的典型表现。
3新冠疫情下中西方危机治理差异与冲突的根源探究与反思
3.1中西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
中西方危机治理差异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区别。
我国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将一个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传递向世界更多国家与群众，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也表现了中西双方在国际舞台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博弈竞争。这也造成了双方在政治体系上难以逾越的观念鸿沟。在新冠疫情防治期间，美国部分政客多次抨击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出“中国威胁论”，称其对世界秩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面对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许多西方国家倍感压力，以中国威胁论污蔑我国国际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矛盾不言而喻。
3.2中西双方地缘政治竞争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中西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能够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中西双方地处太平洋两岸，没有直接的领土联系，但是西方为了建立在太平洋的海洋霸权，需要对大洋彼岸的中国进行发展遏制。从我国历史和地理的实际状况来看，我国兼具陆心和陆缘特征，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在逐步拓展在海洋中的发展，这也给西方的太平洋控制战略构成了挑战，加深了西方对我国的不安情绪，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国际利益的根本冲突。国家内部的应对危机、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冲突，都与背后的国家利益相关。一方面，中西方对于安全利益给予高度关注，维护本国安全秩序、经济、政治、能源等方面。我国在确认新冠疫情人传人特征之后，迅速采取封城、隔离等政策，谨慎采取措施，保障本国人民安全。部分西方国家借此渲染中国威胁论，污蔑中国影响了世界安全，对中国进行种族主义攻击。另一方面，中西方也相当关注国家的发展利益。在此过程中，既要关注本国人民的利益，也需要兼顾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但是在疫情防治期间，部分国家表现出打压其他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的趋势，我国华为等企业、制造业等行业被多次打压就是有力论证。
3.3中国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冲突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积淀中，集体主义是重要的精神标志与特征。在中国漫长的大一统历史中，集体主义长久以来影响着从上至下的国家体系，也与大一统的发展轨迹相互促进。只有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整个组织才能长期生存发展下去。而西方的游牧与渔猎历史、中世纪列强林立，政治单位较小，这也造就了西方个体自由重于集体协调服从。
因此，在整个抗疫过程中，中国大多数公民都表现出更加“顾大局”的表现，这也凸显了我国一呼百应式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而西方民众则充分凸显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这也在文化上造就了两者的根本区别[4]。
4后疫情时代下我国如何应对中西方危机治理差异与冲突
4.1通过外交手段赢得国际社会认同
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世界各国通过经济、文化已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后疫情时代下，我国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塑造、传播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往来与积极双边多边关系。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政府外交，增强与相关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促进中西双方官方层面上的沟通。另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援助外交等手段，共同树立我国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怕牺牲、团结有力、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国际社会认可。
4.2 促进中西人文交流沟通合作，增强文化认同
中西方在包括危机治理等多方面里的差异与冲突都折射出双方的文化差异，这就凸显了尊重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在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国既要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丰富、发扬我国的优秀文化内涵，也要拓宽中西方人文交流沟通渠道，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推动中西多边交流互信、政治互信、文化互融。不仅推动我国文化走出去，也欢迎世界文化走进来，增强我国文化在国际之林的认同度。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仔细辨别，对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要谨慎对待、坚决抵制，充分发挥政府舆论导向的积极作用，共同推动双方人文交流沟通合作，建立完善相关长远策略和长效机制[5]。
4.3 充分发挥媒体中介作用
在面对中西方危机治理差异与冲突时，我国媒体在国际社会中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因此在双方舆论中很难发挥国际话语权，媒体中介在应对国家形象危机中的作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首先，我国要加强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力量，互联网时代下，新媒体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媒介传播的有效性、及时性，及时应对中西方危机治理差异与冲突，打破相关谣言，更加直接真实地反映事实。抗击疫情中我国利用5G技术直播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修建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也表现出了我国在抗击疫情等事件中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其次，要加强中西方媒体交流，在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浪潮下，传统的新闻体制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各国之间交流愈加频繁，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因此需要不断加强中西方媒体交流合作，积极发挥主流媒体作用。疫情防控期间，央视新闻就通过连线驻外记者，及时传递国外对我国抗疫的评价，使得国外媒体能够更加真实全面的了解我国的诸多情况。
5结论
总体而言，面对影响力极大的新冠疫情，不同国家在危机治理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应对机制与反应，各有特征。中西方在危机治理中表现出的种种冲突背后是双方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竞争、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后疫情时代下，我国需要采取外交手段赢得国际认可、推动双方沟通交流、充分发挥媒体中介作用，以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
参考文献
[1]张小锋.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对全球抗疫意义重大[J]. 北京教育(德育).2020 (06):43-45.
[2]穆青.从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中西方民众的不同表现看中西方文化差异[J]. 科学咨询（科技·管理）. 2020(10):110-111.
[3]张家栋.危机之下的文明差异与价值选择——审视中西方危机应对的独特视角[J].人民论坛. 2020(22):48-51.
[4]孙明霞.危机治理的中西差异及其文化逻辑——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为例[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03):46-52.
[5]刘艳房,王淑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国家形象危机及其应对策略[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3(03):12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