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泽龙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6
摘 要：当下教育强调“创设综合性学习情境”[1]，这使得教师在课堂上更注重探索多样化的教学“形态”，这种百花式的课堂对教学的质量难以保证，造成了现代教学看似大放异彩实则暗礁险滩的“教学形态困境”。如何在顺应现代气象的教育改革中谋求达成教育的基本目的，需要在教学操作中坚守深刻性、建构严肃的课堂话语体系以及与教学目标对接：建立即使的考评机制，避免现代教育陷入韦伯的“铁笼”。
关键词：后现代、教学形态困境
一、阳光下的深渊：教学“形态”缘何为“困境”
现代教学抱持人本主义，在课堂上力求发展多样的“形态”以保证教学的“丰富多彩”，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一条更舒适的道路”。“寓教于乐”无可厚非，但冗杂的教学“花招”势必会对教学的质量产生影响，以至于为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而遗弃教学活动中的砥柱——基础知识与技能。在不能有效把握寓教于乐之“度”时，出现教学繁华下涌动的暗流就并非杞人忧天，寓教于乐“不是简单的课堂气氛活跃与快乐, 也不是通过某种手段使学生获得一时的欢娱, 更不是牵强地将娱乐元素植入课堂, 而是将教学理念和教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 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的, 在接受和掌握各科知识的同时引导和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审美观, 让学生最大可能地感受到学习过程的乐趣”[2]。教学形态的多样化，把课堂变成“侦探游戏”、“密室逃脱”、“丛林冒险”甚至是“Cosplay”,处在身心可塑期的青少年很难不被浮华本质所吸引，其结果就是青少年的“学习”只停留在了最浅层的游戏体验和感官刺激，导致三维目标中的“知识与能力”无法建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更无从谈起。“学生的兴趣和情感是促进学习的土壤, 轻松学习、快乐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需要娱乐性, 但绝不能将教学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娱乐”。[3]
信息化的后现代时期带来了教学可能的多样性，也泛滥出阻碍教学的洪流，当解构和消解成为常态，教学的无限“可能”就变生了以往教学中所摒弃的“不可能”被搬上课堂的契机。“作为教育的引导者,让课堂气氛生动起来,给每节课冠上‘明星乐翻天’、‘奔跑吧,孩子’等娱乐性标题,而且有的老师将自己授课的语言用词直接与一些网络热词接轨,有时,为了学生更好的记忆诗词篇章,老师还要充当改编人,将经典改成迎合学生口味的内容。[4]教学目标无从实现，多样的“教学形态”却愈发合理、合法化，隐藏在阳光下的深渊造就了“困境”。
二、教学形态困境如何规避
形态的多样化来源于后现代思潮和科技发展，当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机械模式而忽略教育本身的目的，这种僵化使教育陷入韦伯的“现代铁笼”。如若不能加以缓解和解决，教育和教学的脱节势必会使得教育本身陷入海德格尔“诸神远离的黑夜”。然而在一个本身处于后现代社会的现实里，后现代主义的必然性来源于发展中的经济基础，显然不能彻底否定，也不具备彻底否定的可能性。“改革开放为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提供了渠道......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提供了现实基础”[5]。彻底地、一味地反对教学“形态”的创新不具备可能性，一味割裂地制止后现代思潮的产生更不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缓解，通过在教学操作中坚守深刻性、建构严肃的课堂话语体系、与教学目标对接：建立及时的考评机制可以缓解教学的“形态困境”。
（一）教学操作中坚守深刻性
波兹曼在对教育的思考中认为“教育与娱乐不可分”[6]，诚然课堂可以采用“适当的”幽默，但是如果过度与泛滥，就会演化成束缚。
这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立足于知识的传授、能力的提升，从课堂设计到教学实践，始终坚持“娱乐为用”、“传道授业解惑为体”，娱乐化形式的作用起到点缀和导入的作用即可，不可任之泛滥。课堂还是要以基础知识的掌握与深刻的思考为核心，学业性的要求必须要落实在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那些不顾教育的相对独立性，甚至视学校教育为政治、经济活动，或依附与政治，经济上的惯常做法简单取代教育特有的做法，轻率地否定教育的特点、规律，都是有损于教育工作的，也不利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因而是非常错误的，需要认真防止或纠正”[7]。教育的本质是引领与教化，在教学操作的根本目的中，必须使其贯彻教育的目的——立德树人，需要教师坚守深刻。
（二）建构严肃的课堂话语体系
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消解中心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即否定权威。教师在课堂中虽然不再代表权威和绝对真理，但却滑向另一个极端：教师成为了可以不顾客观实际随意被质疑的角色，教师的话语权正在流失。带来的现象就是没有了客观的真理，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被质疑被解构，课堂上可以因为任何原因对教师所授内容进行反对，还可以为这种行为找一个保护伞——创新与批判思维。课堂话语体系的严肃性有利于保证教育的“真理性”，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教师的权威性是知识传递中必然的要求，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与力量，自己思维的彼岸性”[8]，知识的客观性可以被反思，但绝不能被无所顾忌地质疑和消解，“如果我们不相信因果关系就不会有现代科学”[9]，对于某个确定的定理、概念的反驳必须是有逻辑、客观地进行学术性反思，不能以后现代的随意主义来消解主体。严肃的话语体系来源于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在后现代思潮弥漫的今天，其对于教学活动的进行发展被必然性地需要。
（三）与教学目标对接：建立及时的考评机制
教育目的是国家对本国教育培养的人才的质量和规格的总要求，教育目的与培养目标、课程目标、教学目标共同组成了教育的层级结构。考试作为检测知识与能力的较好方式可以有效映射教学目标的完成度。后现代思潮充斥着的今天，课堂形态的多样化已然成为一种趋势。还原以往呆读死记和体罚的教育方式是不科学的，重要的并不是“反多样化”，寓教于乐和使用现代手段教学本身是没有错的，但过度泛滥就会使得教学陷于泥淖。返本归元是必要的，检测教育教学中的“度”是否适宜还应该追溯学生是否获得了知识、发展了能力、丰富了人格，而如何检测？“巴班斯基(Babanski)提出教育教学最优化理论,旨在实现对学生的最优教学效果。教育过程评价贯穿于学校教育的所有环节,尤其是针对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学习结果的衡量,过程性评价的引入,可以优化具体教育教学”[10]。通过在过程中建立评价机制，不但可以促进教育发展良性化，而且可以优化具体教学的落实，对于打破“形态困境”的桎梏起着建设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2020年修订.p42.
[2]王鹏,王为正.泛娱乐化语境下课堂教学应何“去”何“存”[J].教育评论,2017(01):17-20.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32、153.
[4]季晓华,赵天怡.教学伦理视域下泛娱乐化课堂教学的审视与重构[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22(04):103-105+129.
[5]张义莎.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的现代化[J].中国集体经济,2009,No.294,150.
[6]李运端;冯海英.“娱乐至死”背景下的儿童教育探究[J].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5,v.37;No.130,71-74.
[7]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第七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66.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5.
[9]Reichenbach.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M].1951,p.42.
[10]班振.从价值转向与哲学基础探寻教育过程评价的意义[J].教育导刊,2020,No.689,18-22.
Sun?Abyss:?How?to?Avoid?the?Dilemma?of?Teaching?Form?in?Post-modern?Perspective
Zhao Zel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