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
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摘 要：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学范围内的界定的获奖对象是世界上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2016年度的奖杯却首次跨界被一个音乐文学家捧起。这其中所传递的诺奖对文学观念变革的及时“感应”不言自明。我们一方面欣喜地看到中古世纪的民谣传唱传统在文化现代性的继承与创新；另一方面必须保守地呼吁文学的经典性不应跨界的就是文学的跨界性，因为事件性的文学史不能代替文学性的事件史。对文学与音乐的联系，我们将这一颇具音乐资讯风情的2016年度的文学景观视为建设外国歌诗艺术叙事学学科的最佳契机：如何学科化、学理化地找到在中古传统与现代叛逆之间的经典地位；如何将象牙塔与路途客栈之间的自身风情化的音乐景观与乐理转化为一种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资本与生产力，才能自信回答“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的不会是经典化与学科化。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界定研究； 鲍勃·迪伦；理想主义倾向；歌诗艺术叙事学学科
一、前言
2016年10月13日，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这一年诺奖的遴选结果，在诺奖历史上有着跨时代的意义。因为文学奖第一次颁发给了一位词曲创作人，可谓是史无前例。在瑞典文学院宣布鲍勃·迪伦（Bob Dylan）获奖的重磅新闻传出之后，美国人不无幽默地打趣道，“选迪伦做诺奖得主，就像选川普当总统一样，大家都没有想到。”如今美国总统即将拜登执政，有没有想到这一倾向都是最彻底的民主与法治的理想。“一石激起千层浪”，迪伦在学界和艺术界激起了最激进、最广泛的评论。究其原因，多半还是与迪伦众所周知的民谣歌手的身份有关。迪伦真的是多年前《华盛顿邮报》一篇书评所形容的“一位化装成荡秋千演员的诗人吗？”大家质疑着，一个民谣歌手为什么能够突然闯进这个精密运行的系统之中？瑞典文学院给出的理由是“迪伦在美国歌曲的伟大传统里，创造了新的诗意表现手法”。该学院成员韦斯特·贝里赞扬迪伦可能是最伟大的在世诗人。而苏格兰小说家韦尔什则表示：“我是迪伦的粉丝，但音乐与文学截然不同，我感到愤怒”。瑞典作家斯文松则称，瑞典文学院“为取悦群众而颁奖给迪伦”。迪伦获奖的消息传到中国，普遍的反应是这是在文学领域内跨界艺术成功的典范。中国的媒体人对迪伦获奖的事件没有欧洲传统叙事学者的震惊，但是也可以用“出乎意料”来形容。为什么出乎意料？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被界定在文学领域，必须是文学的理想摘得文学奖项的桂冠，而这么一个民谣歌手摘得文学桂冠，明年是不是可以给一个版画画家摘得文学桂冠，后年是不是可以把授予殊荣的眼光投向建筑学家？这样的泛跨界艺术是不是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艺术的边界，反而是一种艺术水准的下降？获奖的事件是一种艺术现象，我们从哪几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现象呢？
二、歌诗艺术：文学门类的革命抑或文学理念的回归
从1964年起，鲍勃·迪伦作为现代行吟诗人日益受到美国学术界的瞩目。美国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恩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是迪伦首次将诗歌同民谣相结合。在欧洲自理查曼大帝时代就有吟游诗人首开口述文学之先河，而在美国是由鲍勃·迪伦首创。”诗歌作为最古老的文学体裁之一，是一种基于简洁美感意义之上的文字表达，最早源于上古时代的宗教信仰、口述文学、神话传统、古典戏曲及古书经典等，是诗人对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生活等不同形态的情感反映。不少语言学研究表明，诗歌最早就是用吟唱的方式表达的，诗歌在久远之前便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而民谣，用鲍勃·迪伦自己的见解来说，是“一个更为辉煌的现实，它超越了人们所能理解的尺度，如果它呼唤你，你将消失掉，被它吸收进去。我在这块更多原型而非个体组成的神秘国度里感到很自在，这里人性原型被生动地描画出来，在形态上是超自然的，每一个坚毅的灵魂都充满自然的知识和内在的智慧。每个人都要求某种程度上的尊重。我对它坚信不疑，并为它歌唱。它是如此真实，比生命本身还要真实。这是被放大的生命。民谣是我生存所需的全部。”
三、理想主义的倾向：媒体诗人的开创抑或传统文学的挽救
鲍勃·迪伦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流行乐歌手，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世界一片哗然。
质疑诺奖标准“难以捉摸”的有，赞赏鲍勃·迪伦是“实至名归”的有，但无论如何，诺贝尔文学奖的边界是不是拓宽了，诗歌与音乐是断裂的还是联接的，给鲍勃·迪伦的是诗意的评价还是肯定的是他对美国社会文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迪伦能拿得诺奖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诺贝尔遗嘱中提起的理想主义倾向。每一次新晋的诺奖得主的创作生平和文学背景一经公布，从主题、选材、形式、贡献等等角度深入阐发作品为什么能够获得诺奖青睐的研究从来都是络绎不绝，精彩纷呈的。确实也有一些研究者因为最近诺奖的颁发越来越玩起了跨界而重新回到对诺奖的理想主义倾向的探讨，可惜这些研究还没有超越文学的类型学、文类的革新这些话题，真正做到从灵魂的向度发现远隔时空两端的诺贝尔与创作者的心灵相遇，用自己的语言向广泛的读者描绘这一幅灵魂的“寻找”与“得着”的画卷。显然他们与诺贝尔是不同时代的人，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理想主义高度？，在自己的心里会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坚定着他们颁发奖项的选择倾向与创作作品的立意考虑，在哪些层面上他们相遇、相知与默契？我们作为读者和研究者，在自己的心里感应到在什么立场上理解、阐释与重现他们的相遇？这些是我们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必须回答的议题。
四、外国迪伦学与中国歌诗学：中美文化语境交融的合流发展
一位乐评家说，“鲍勃·迪伦是一个魅力无穷的巨大的谜，他是那种可以琢磨、研究、聆听、阅读与佩服的歌手与作家。他在中国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对中国当今学界更有参照意义的是迪伦的文学地位：牛津大学现代诗研究专家克里斯朵夫·里克斯，撰写了一本厚厚的《迪伦的原罪观》，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迪伦的文学意义在于他完全唤醒了游吟诗人的传统，他的歌词不仅源于文学传统，也来自民间故事、街头杂谈和报纸。著名诗人肯尼斯·雷克思洛斯曾说“是迪伦首先将诗歌从常春藤名校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解放”一词是最高的理想主义，事实上，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教授克里斯·理科斯便开始了广泛的迪伦学研究工作。他认为迪伦是自约翰·贝里曼和罗伯特·洛维尔之后的“美国最杰出的语言大师”。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迪伦现象，接近学科化迪伦的发展。迪伦语言学再进一步就是迪伦新闻学。《乡村之声》记者杰克·纽菲尔德称迪伦为“媒体时代的布莱希特”。这时轮到常春藤名校将迪伦研究当作一门学问了。他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受到许多人的追捧。在西方的一些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名为“迪伦学”的学科，而迪伦的歌词也被作为诗歌入选许多美国大学的文学教材。鲍勃·迪伦业已成为“混合媒体的艺术”的代言人，他创作的鼓手先生被选入了全美中学和大学通用的《诺顿文学入门》。
互构与互动是这一理想的必然表现，营造时空性的历史价值是国家—政府允许让公民设想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共同经历同一段历史的共同体是区域命运共同体，是地球村命运共同体的初级阶段，是虚幻的文化经济图景变为现实的文化经济图景的必经道路，实现的契约文化经济命运共同体是现实主义社会前景的基石。音乐就像商场空间的装修，附加的风格一定会赋予表达意义，这不是卖酒广告这是国家行为的市场主体设计，自由贸易的市场主体行为需要音乐类型的形象包装和创作。双媒介化、多媒介化的创作运作在时空性上产生了跨媒介性的音乐效果和价值，不仅能适应场域的发展需要，还能引领和创造新的意义层级和场域。歌诗“主体”在古老传统中寻觅现代情感，将自身经验置入古老的世界，建立和发展独特的交换机制——确定精英的身份与大众文化文化协和与机制灌输。媒介发展中的歌诗创作的演化问题可以溯源至古西班牙探戈这种歌体，这样文化文本的再生能力一定会得到激发。在路上的空间的功能为主的仪式音乐的学科化属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和音乐神经语言学学科的学科范畴，冠名以“叙事学”，不是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向，是反对艾科对媒介的定义——具有与“符号”原载体“异物质的”。音乐资讯的新锐观点还将不断提出，实际上早已变成了随处可闻的聆听的音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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