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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开办私学，广泛传播"仁"的思想，一心主张仁政，以德治国，以礼经世，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今中西文化教育。“仁”作为儒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阐释为道德层面的价值标准。本文通过对《论语》一书中“礼”和“仁”的历史成因及相互关系的重新探讨，试图将孔子所提倡的“仁”还原为一种社会的“共识状态”，并由此剥离附加在原始“仁”之上的道德层面的价值取向。因此，正确认识和了解"仁"与"礼"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研究孔子及其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孔子；仁；礼；共识状态；价值层面
一、前言
近代中国因受西方文化冲击与自身积弱所致，对于儒家思想逐渐产生一股前所未的批判浪潮。儒家自汉代奠立独尊地位后，其“礼乐伦常观”深深影响道德、法律各种社会规范的制订。作为一个农业型态国家，这套模式曾有效地维持帝国两千多年的运作，然而随着西方霸权侵逼与经济型态转变，“礼乐之治”显然不足应付社会需求。历史的钟摆于是向另一端荡去，“德先生”与“赛先生”逐渐取代孔夫子的地位；“改革”、“维新”也成解救中国于覆亡的救命灵丹。而当中国始终无法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法治社会时，人们于是将矛头指向儒家思想，认为儒家“重礼轻法”、“重人事轻制度”等性格实是导致中国无法成为现代化国家的主因。“儒家思想”某段时间似乎成为“封建落后”的代名词。在“文化冲击”与“社会改革”两股浪潮激荡下，遂遇千百年来未有之困顿。如今随着时代激情沈淀，我们对于“礼乐之治排斥法治社会”这样的论述不禁产生怀疑：儒家确是推崇“礼治”，但“礼治”是否即等同于“人治”并排斥“法治”，显然是个需要细究论证的命题。此外，古人对于“礼”的理解，果真与今人对于“法”的认识如此泾渭分明，完全没有交集？显然也不能单从字面理解，而须透过比较分析才能论定。本文以孔子为研究对象，首先论述“礼”、“法”彼此辐射的概念内涵与范畴，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检视孔子对于“法”的理解，并阐述其中蕴含的现代性意义。
二、孔子“法”思想特色分析
通过上述将“礼”纳入“法”体系的论证，旨在为本文题目取得正当性，换言之孔子究竟有无“法思想”并非问题，问题在于他如何看待“法”本身。许多学者因为无法超越“礼”、“法”名相束缚，因而对于孔子乃至儒家法律观多所批判。其观点固有持平中的者，但仍难免有失察乃至误解之嫌，如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云：孔子虽不破坏法治，却不满足于法治，如《论语‧为政》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卫君〉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篇说：“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这些都是孔子不重视法治的明显例证，尤其如〈颜渊篇〉所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简直不承认法律的必要了。
杨氏认为孔子既不不满足于法治，甚至不承认法律的必要性。而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也指出孔子有“重人治、轻法治”的倾向：孔丘并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但是他在论述“法”与“人”的关系时，将统治者个人置于“法”之上，这与他在论述“法”与“礼”的关系时，将礼置于“法”之上，在论述“法”与“德”的关系时，将德置于“法”之上，是完全一致的。
上述二家批评最大盲点在于未能厘清“法治”、“刑治”的区别，同时将“法”限缩在“最狭义”（刑事处罚）与“狭义”（条文规范）二说之中，进而得出孔子“重礼轻法”的观察。更由“孔子批判刑治”跳跃论证到“孔子反对法治”，进而忽略了“礼”即“自然法”与“广义之法”的面向。这点我们在前段已有甚长篇幅分析，在此不拟赘述。
纵算退一万步言之，即便将“法”限缩为“条文规范”与“刑事处罚”，同样也无法得出上述的结论。盖因“重贤人”不等于“人治”；“重德化”也不等于“去刑罚”。孔子反对的是“严刑峻法”，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与“自然正义”之“刑罚”，则非但没有轻视、排除的意思，反而积极肯定其存在意义。
（一）孔子并不反对“刑罚”作为国家治理的手段
检视《论语》及孔子一生行谊，可知孔子从未反对“法治”，甚至不排除“刑罚”作为体现国家威权意志的手段，证据甚多，如：
（1）就经典传承而言：儒家重视圣人及经典传承，任何事物一旦列入《六经》之教，某个程度已经具备“圣言量”，获得权威地位保障。《尚书》中有〈吕刑〉一篇，据传为周穆王诰吕侯之辞，其中提到周人所用刑法，乃上天命伯夷所作，旨在管理人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敬忌，罔有择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吕刑〉认为“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意即掌管审判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民众，而是以造福民众为目的。同时亦谆谆告诫：刑罚之施用必须谨慎小心，盖“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只有明智的人才能主持刑法，因此审判无穷无尽的口供，要能合乎五刑的公正之道。可知先王既不排除刑罚的施用，推崇《六经》之教的孔子自然不可能断然否定之。
（2）就孔子景仰之政治人物分析：孔子最推崇的政治家子产，本身即有明显法家性格，乃至被视为是法家学派的先驱人物。子产于执政期间曾为郑国铸造刑书，孔子却未对他有过一语的批判；也或许是执政过严，致使“子产不仁”的传言四处流布，孔子则以“子产不毁乡校”一事否定这种说法。从反面解释来看，孔子其实已经肯定子产到达“仁”的境界。子产临终前交代继任者大叔执法不能过于宽松，“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则多死焉，故宽难”，让人民轻慢的法律，只会让令更多人罹陷法网，不如严刑可以止暴立威。对于这种标准法家式的言论，孔子不但没有批判，反而附合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并在子产死时为之哭泣，盛赞他是“古之遗爱也。”此外对于“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以正刑书，晋不为颇”的著名政治家叔向，孔子称赞他是“古之遗直”。因奢侈而遭“小器”之讥的管仲，也因其维护华夏正统，孔子也给予了“如其仁”极高的评价。
管仲、子产均是早期法家重要人物，也是注重实业性格的政治家，从孔子对于他们的推崇与肯定，可见孔子本身并不否定“刑罚”乃治理国家的重要方法。重点在于“刑罚”的施行，不应逾越合理的范围，否则即成儒家谴责的暴政。而只要“刑罚”能够保护高位的价值规范，如子产体现“恭敬惠义”德行；管仲成就“尊王攘夷”功业，如此则兵刑之用自然也就有其正面意义。
（3）就孔子言行经历考察：除孔子景仰的政治家子产具有法家性格外，实则孔子本身经历也十分耐人寻味。批评孔子不重法治、否定刑罚者，实应好好思考孔子曾经担任“鲁司寇”一职的意义。很难想象主张富贵“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与“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孔子，假若衷心否定“法律”乃至“刑罚”的功用，如何能够违背自身信仰，而竟担任执掌刑事审判、定夺生死的“司寇”一职。
（4）就流传孔子事迹观之：据《荀子‧宥坐》篇载，孔于鲁执政时，立朝七日即杀当时名人少正卯：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孔子杀少正卯一事，历来引起许多正反不同的讨论：有人认为此事为假，以孔子之仁德修养，不可能如此草率杀人。有人主张此事为真，因为这则记载既出孔门之中，非外人诬陷，且《史记》也收录其中。在没有其他强烈证据排除的情形下，应当予以尊重。
儒家后学流传此则记载，主旨自然在于宣扬孔子慎谋能断，以及对于道德秩序的重视，但从今日“罪刑法定主义”角度观之，若此事为真，则孔子无疑逾越了道德、法律应有的分际，盖孔子所持的五点理由全属道德范畴，所谓“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以不正义的手段亟求正义的实践，难免坐实儒家“重礼轻法”、“以礼乱法”的批判。
此外我们亦不当忘记《史记》载孔子为鲁司寇时的另一次行事：定公十年，齐鲁会于夹谷，齐国故意于奏宫中之乐时，使优倡侏儒戏于前，孔子于是“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夹谷之会首见于《左传》，然而《左传》却无孔子杀优倡的记载，仅写孔子义正辞严遏止齐人“使莱人以兵劫鲁侯”计谋一事。22则孔子诛优倡之事是否为真，乃太史公别有所本，抑或汉人有意无意之伪造，仍值得商榷。
设若此事为真，分析孔子诛杀优倡始末，可知这次刑罚的目的，同样是为保护“礼”的尊严所致，其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仍有讨论空间，然在当时时空背景下，与今日的人权恐怕也难以强求一致。但无论如何，“诛杀”手段显然为儒家所承认，正如《荀子》言孔子自陈杀少正卯的合法性来源，“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据此，则儒家对于刑罚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
（5）就语法逻辑分析：最后检视杨鸿烈先生所举文献，可以发现其对孔子法律思想的诠释，均逾越语法本身辐射效力，而属过度推论。譬如孔子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旨在陈述刑罚惩治的“不足”，然却无法反推出孔子对于律法效用的“否定”。而如前所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一语，不仅不能作为孔子轻视“法治”的证据，恰恰好相反，正因为孔子理解到“刑罚”的作用，才会置于“礼乐教化”之后，视为安定国家百姓的重要条件。
二、反对严刑峻法，符合现代法律思维
以上五点论述，旨在反驳“儒家简直不承认法律的必要性”一派的主张，事实上孔子对于三种层次意涵之“法律”均予不同层次的重视，许多时候更依赖“刑罚”维护“自然法”（礼）的尊严与权威。但不可否认，孔子也的确希望将人民争讼减低到最小，更反对“严刑峻法”的手段。
是以孔子于〈子路篇〉中说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又〈颜渊篇〉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些话语实是今日法治国家耳熟能详“刑期无刑”的主张，也是一位真正有执法权（司寇），从法治教育角度所发出的感想。正如今日社会多有呼吁“治乱世用重典”者，法界人士对此反而秉持审慎保留的态度；许多标榜“法律干预得越少越好”以及“推动废除死刑”者，也多从法界出身，民间及立法机关对于废除死刑反而有强大的反对声浪，此种现象与心理应当细腻体会，不得遽以“胜残去杀”一语认为孔子主张人治，反对法治。
儒家“民本思想”自然无法与现今“民主思想”等值观之，也不能够就此过度推导出孔子已经具备现代自由人权的观念。但是儒家重德爱民，注重个体德行自觉的观点，稍加演绎的确可以与推导出与现代法治教育相同的结论，亦即：“法律”与“处罚”的确是维系社会必要的手段，但不能过度恣意，应当维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否则削足适履的结果，反而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同时丧失社会核心价值中最重要的某些理念：对现代法治社会而言即是“自由”与“人性尊严”；对儒家而言，即是“个人道德自觉”，以及“自然法”（礼）的神圣性。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于“法”概念的厘清，试图诠释孔子思想中的现代性意涵。儒家之“礼”极为类似今日之《宪法》与“宪政惯例”，古人“引经决狱”、“以礼制法”的行为，正如今天以《宪法》指导法律、判决般，有其学理与实际规范操作的必然性。从此概念衍生思考，同时也能解决另一问题，亦即“可否将重视人才甚于制度的儒家归于『人治』一派”？既然“具体形式规范的有无”，并不是判断“人治社会”的标准，则所谓的“人治”，应是“即使有各种成文规范，但可凭有权者的意志而任意予以推翻，不受任何机关的制裁”。准此，则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明白反对君王恣意行事，即非“人治”的思想。反观韩非主张人主统驭须庙谋独运，不为人知，所谓：“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才是真正“人治”的主张。汉家“阳儒阴法”，无形之中继受法家此一权谋思想，造成日后中国社会法治不彰、人治主义弥漫，亦令人不胜欷嘘。本文运用现代法理学概念重新检视文本，除发扬儒家思想内蕴精粹幽微、与时并进的面向外，更希望藉由不同视域的刺激，辨析传统思想优缺利弊所在，从而寻找一条属于中国文化自己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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