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摘要：见利忘义，舍生取义，中国古代对于“义”与“利”的取舍众说纷纭，在这众多的义利取舍观念之中以儒家和法家为主要流派，儒家倡导的是舍身取义将“义”看作是最终极的追求，贵义而贱利。但法家与儒家却恰恰相反，法家注重实际，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法家贵利而贱义，利才是法家的终极追求。
关键词：义利观 法家 儒家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混战新旧秩序不断变换。贫富差距加速扩大，社会各阶层在道德意识上产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纷纷从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出发，对当时的社会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道徳领域，最为著名的就是“义利之辨”。义利问题涉及道德本质问题。义，指的是道德标准;利，则指各种利益。参与“义利观”讨论的，在当时主要有法家、道家、儒家、墨家等等，他们从各自的学派利益和道德准则出发，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儒家、法家的义利观的选择上分歧最为明显。
一、儒家义利观
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以“仁”作为出发点来具体阐述义利之取舍。孔子希望能够在乱世之中重建礼乐社会，“义”成为“仁”之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孔子倡导的“义”之观念仍然以“仁”作为出发点，孔子将“义”看作是一种行为准则，孔子将“义”解释为道义，也就是人类做事的基本标准，也是“仁”的最基础的标准。在孔子时期，并没有形成具体的义利观，孔子“义”看作是道德标准，并没有具体的阐述“义”与“利”的关系，此时的儒家义利观仍然处于一个萌芽的状态。
儒家义利观的集大成者是孟子，孟子明确的提出了舍身取义这样的观点，并且深刻的批驳的见利忘义之人，在孟子看来“义”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准则，更不是简单地道德标准，孟子将“义”看作是儒家君子终极追求之一，为了“义”可以抛弃自己的生命，舍身取义被看作是儒家道德的最高标准之一。孟子曾明确的提出“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孔孟二人都提倡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之道，这也是儒家道德观念中的重要一环，渗透到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之中。
孔子只是简单地将“义”之观念阐述为一种道德规范，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义利之取舍，将杀身成仁看作是儒家君子道德的典范，孔孟之后又有荀子进一步的阐述儒家义利观。荀子继承了前两位大贤的义利观，依然将舍身取义看作是儒家道德标准之一，但是荀子看见了人类逐利的本性，荀子虽然大力倡导儒家传统的义利观，但是荀子也不忽视利益的追求，荀子提倡“先义后利”、“以义治利”的观点，在荀子这里儒家义利观经过三代人的补充已经趋于完善。
儒家提倡以义为先，在义利不可兼得之时应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但儒家也并不是完全否定对利益的追逐，荀子认为追求利益是可以的，但是追逐利益必须是在不违背“义”的原则之下进行的，儒家的义利观不仅仅是在论述“义”与“利”的关系，儒家所倡导的“仁义”观念渗透在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主要支撑。
二、法家义利观
法家倡导以法之天下，这与儒家的道德观念以及“仁义”之说大相径庭，在义、利的选择之下也是全然不同。法家以法之天下，强调任何事物的处理都必须要依据法律条文，尤其是针对人性。儒家倡导“仁义”究其根本还是希望能够扭转人心使得人人向善，人人皆是君子。
但法家不相信人性，更倾向于以法律条文来约束人民，正是因为法家并不相信教化之功，法家对人类逐利的本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基于这样的认识面对“义”、“利”选择之时，法家更倾向于“利”，与儒家不同，法家贵“利”而贱“义”。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深刻洞悉人性，好逸恶劳追求安逸逃避苦难是人的本性，“仁义”观念只能用来约束本身就具有高素质的君子，春秋时期生产力的底下导致人民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仓禀实而知礼仪这也是儒家所赞同的观念，正是在这一理念的促使下韩非子提出以“利”治“义”治观念，韩非子认为道德并不能实现教化，韩非子否认道德的教化作用，依法治人、治国才是韩非子所认可的理想模式。在韩非子的带领下法家认为“义”虽有其价值，但是时代条件让道德观念并不能发挥出作用，严峻的法律，追求利益的本性才是治国良药。但是法家过分的强调了人类的天性并没有看见人类后期的成长，这样的理论必然存在一定的缺陷。
三、儒、法义利观的异同
儒家倡导舍身取义，在个人层面上来说，儒家的“义利观”与法家“义利观”截然相反，儒家并不赞同法家追逐利益的说法。法家看见了人性之中的贪婪，倡导应该依循而治，利用追求利益的本性开展人性治理。逐利与舍身取义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儒家与法家的义利选择完全不同，但是深究之下两者之间在大方向上依然是大致相同的。儒家倡导以“义”为先，这不仅是对于私节的要求，同样也体现在家国大事之上。舍身取义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家国都应当遵从这样的价值选择。法家虽然以利为先，但是法家追求的利并非是个人小利，法家以法律治国，在法家的思想之中体现了集体的意志，正是这种集体意志的体现才让法家思想能够大行其道。法家思想中提倡的“利”并非是个人追求的小利，这里的“利”是民族意识和国家利益的体现。法家对于“利”的诠释并非从个人层面出发，而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角度做出的集体选择。而且儒家提倡的义利观也并不是完全反对对利益的追求，儒家注重对个人私德的培养，但是对个人的培养也是为了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来看，儒家的价值选择与法家的价值选择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有异曲同工之妙。
儒发两家在“义”与“利”的选择上看似走向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但是殊途同归，不管是儒家的舍身取义还是法家的贵利贱义，他们对待民族大义在国家利益的选择上却出奇的一致，儒家之“义”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情怀，法家的“利”之选择也是家国之志。
三、儒、法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当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们早就已经摆脱了生存的困扰，开始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奋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儒家义利观正是大行其道之时。生产力的进步让物质丰富的同时也让欲望不断地膨胀，错误的价值观以及对于利益的疯狂追求正需要儒家思想的正本清源。儒家思想中的舍身取义是当代社会正在逐渐丧失掉美好思想品德，取而代之的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等，儒家思想中的“义”之观念正是我们所缺失的，当代社会缺乏奉献精神，当革命的年代逐渐远去，当生活越来越安逸我们也不得不居安思危，在精神的上必须要高度警惕，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精神正是我们发扬时代精神的一片沃土，儒家传统精神将是新世纪的精神阵地。
法家倡导以利为先，但是法家所倡导的“利”并不是个人小利，不是追求个人私欲的满足，法家同样将民族大义、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在当今社会，个人之间的竞争、民族之间的竞争都将依托于国家，只有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了人民的幸福才会有保障。法家的以“利”为先并不是要个人追求私利，法家之“利”是国家之利，弘扬国家利益为先的精神永不过时，当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任何一个国家只有人民和国家一条心，国际竞争中国家才能取得主动走向胜利。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儒、法两家的义利观不过是灿烂文化中的一朵小浪花，但正是一朵朵小浪花让中华民族绽放出灿若星河的光芒，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不断涌入，导致很多人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失去了一个炎黄儿女的骄傲，但是实践是检验世间万物的不变真理，五千年的时间已经给出了答案，中华民族的文化永远具有其生命力，在任何时候中华儿女都应当以国家为傲，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