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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鸿沟的堂吉诃德——施特劳斯的现代性论断

发表时间：2021/4/20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5月上作者：魏恩泽

[导读] 在经典解释传统中，《堂吉诃德》是第一部人文主义的现代小说，是作为对旧骑士小说的讽刺与人文主义书写的典范出现的。经由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的现代性批判，可清晰窥见作为人文主义书写的堂吉诃德所意欲跨越的现代性鸿沟，以此勾勒处于古典传统与现代叙事交合点上的《堂吉诃德》的独特位置。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18级魏恩泽

摘要 :在经典解释传统中，《堂吉诃德》是第一部人文主义的现代小说，是作为对旧骑士小说的讽刺与人文主义书写的典范出现的。经由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的现代性批判，可清晰窥见作为人文主义书写的堂吉诃德所意欲跨越的现代性鸿沟，以此勾勒处于古典传统与现代叙事交合点上的《堂吉诃德》的独特位置。
关键词堂吉诃德人文主义施特劳斯现代性
        一．走出书斋的堂吉诃德
        我们敬爱的堂吉诃德先生，在拉 ·曼却过着摇摇欲坠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是处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夹缝中摇摇欲坠的小布尔乔亚（petty bourgeoisie）生活，被呈现为社会历史批评中反映社会不同阶层力量的本质性对抗的文学表达。但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摇摇欲坠”仍然是一个重要隐喻。几乎同时期的拉伯雷《巨人传》中也描写了为了经受教育、追寻真理的庞大固埃。他们不处于顶端的王权、教权阶层，也不厕身于无智识的赤贫阶层中。在世俗化的人文主义者看来，这些人的生活是贫乏的，或者，是他们不愿意去表现的。人，再也不能被轻易放置在与神同在共生并相匹敌的位置中（在《伊利亚特》中，狄俄墨德斯（Diomedes）就成功击伤了阿瑞斯与阿弗洛狄特）。人，在这里，必然表现为一条绳索，尼采所言：“人是系于禽兽和超人之间的一条绳索，一条凌驾于深渊之上的绳索。人的伟大处，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终鹄。人的可爱处，在于他是过渡者。”值得强调的是，尼采著名的绳喻，既是我论述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塞万提斯的书写的开始，也是其终点。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处于“摇摇欲坠”的中间状态，也正是这种中间状态，构成了人文主义者所期待的对人可能性伟大的事实性确认——堂吉诃德的远征。当然这种我们业已接受的文学史解释还需要接受吉诃德先生疯狂的一面。徒于想象中增添些许恢弘的人文主义还要面对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荒诞行动的无情揭露与戏谑。这从否定的角度回应了我们对于堂吉诃德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热切期待与幻想。这种内在矛盾与热切的幻想缠绕始终。而施特劳斯对于现代性构建的阐释与批判可以使此种矛盾清晰可见。
回到文本开头，堂吉诃德预备着骑士之旅。吉诃德先生先是被所谓“骑士小说”，被腓力西阿诺·德·希尔巴德迷了心窍，决心以骑士道行事，去拯救世上一切，“要消灭一切暴行，承当种种艰险，将来功成名就，就可以名垂千古”。吉诃德先生于是开始幻想：
        假如我也碰到个把巨人，我和他交手，把他打倒或劈作两半，一句话，我把他打败，降伏了他，那么，我可以命令他去拜见个人儿，叫他进门去双膝跪倒在我那可爱的小姐面前，低声下气地说小姐，我是巨人卡拉库良布洛，是马林德拉尼亚岛的大王：有一位赞不胜赞的骑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和我决斗，把我打败了，命我到您小姐面前来，听您差遣那可多好啊啊!
        在堂吉诃德的美妙设想下，神话中的巨人，也是那外在艰险，人世的暴行，一切的恶，最后自觉向他那可爱的小姐下跪，表示臣服。巨人的动作此处值得玩味。从骑士小说的罗曼司写作模式来理解，这是叙事的经典模式：骑士最终寻求女性“庇护者”的宽宥。但堂吉诃德却被赋予了更多内在撕裂的理想：真诚、善良、理想主义，和其骑士小说叙事构成相对而交织的关系。于是，外在的一切艰难险阻，残暴与恶行就要最终向那可爱的小姐低头了，也即是，堂吉诃德在出征之前就认定，那外部的一切都要最终被他打败，听他那认定的可爱的小姐差遣。这一最高价值的认定，即可体现出堂吉诃德作为一人文主义者之特质：总是在头脑中认定了一最高的价值（人的理性世界或世界精神等等），并且认定必经由实践以实现这一最高价值。这在《堂吉诃德》中表现为荒诞的反复几次的出征与回归。《堂吉诃德》在确定了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倾向后，还揭示了实践本身，或者说历史本身（属于人的实践所导致的扩展、变化、达成）是通向人文主义的必由之路。只有藉此，最高的应然（即所谓至高的价值，也即堂吉诃德脑中的关于可爱的小姐“幻想”）才会下降到实然世界中来。这一判断，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从古典到现代的两对矛盾，即：启示与理性的矛盾；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或历史/行动与自然正当的矛盾）。有关前一个矛盾的转向，会相对容易的多。在堂吉诃德这里，即表现为他走出书斋这一举动。这举动本身，便潜藏了矛盾之间最终的统一。
        堂吉诃德实践的意义，来源于它承认了同时也贬斥了从书斋中所领受的知识、原则、纲领。这些知识、原则、纲领就像神的启示，只能静默等待，只能被接受。堂吉诃德对于骑士小说的熟习与迷恋是既定的，是人物发展的开端，是其不容置疑的基础。堂吉诃德的实践又赋予这被领受的“启示”以具体内涵。如他著名的大战风车，赢得曼布里诺头盔的大冒险，都展现了启示与理性相交织的生活。堂吉诃德，即是骑士精神的传教士，是服侍他心中的完美理想、根除一切暴行的修士，而这一切的起点是“启示”般的骑士小说。而实践才赋予了“启示”真正的合理性。这同古典意义上启示与理性的分野不同。古典意义上，“比如说，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最好的政体的形成，依赖于不太可能走到一起的，哲学与政治权力的叠合(coincidence，契合)”，人的理性生活，或者说人的理性的限度是被神所贬斥的。古希腊的德性（sophrosyne）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人实践后走向的四大德性之一（在《理想国》中）。《理想国》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即现世的最佳政制（politeia）的问题，其开端与发展的特殊脉络，都和启示与理性、和堂吉诃德行动后的下一个举动—命名—直接相关。再补充一点，最佳政制的问题，关涉到人如何投身到政治生活中，而哲学家不愿成为完全投身政治生活，则是城邦正义实现的最大问题。故，《理想国》最后采用了厄尔神话与灵魂不朽的表述证成最终可以被理性“领受”的，属于灵魂的正义。灵魂与城邦的冲突，某种意义上，就是历史/实践与自然正当的冲突，也就是希伯来传统中启示与理性的冲突。施特劳斯笔下，作为西方古典传统的古希腊与希伯来传统，都存在着某种对于自然正当/神的神圣性（divinity）的划界：此岸世界的理性/实践（属人）是为了彼岸世界服务的。是自然正当的观念，或者说，神的观念为人留下此岸的领域。
        神造物，不是说他造出自身之外的什么东西，而是他抽身引退，使某部分存在得以在神之外生存。造物的放弃，也就是顺服，对应了这种神性的放弃。世界不是别的，而是一个顺服的整体。
        这是古典传统与现代意识的显著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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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即是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尝试，即我们熟习的马克思“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是世俗化的基督教信仰。伊比鸠鲁学派强调现世的幸福、自然的快乐，是在原子论唯物主义（任何存在均能够被化约成物质性的原子（Ατομικ??）与虚空中谈论人的限度。追求现世的快乐正是否认了那灵魂及与之伴随的正义、神的最高价值、差等化的自然秩序，而走向看起来可以把握的确定：原子化的物质。然而，就像堂吉诃德的骑士小说一样，这种原子化的物质最终导向看似荒谬的古典享乐主义，堂吉诃德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既完成了对古典传统的背离/弃置（aufheben），也使得其嘲弄与反思“人文主义”、现代意识的声音凸显于文本之中，在启示与理性的交织之间寻找最后的可能。
        命名，是《堂吉诃德》中这可能性确立的最初起点，就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其与古典文本的微弱联系：《理想国》中，命名为确立理想城邦的最初起点。这同样是启示与理性的二分视野下，理性自身的起点。而城邦之前的存在，是非人的，也是非可言谈的。
        “那么，”我说，“且让我们在思想中（λσγω）来从头开始创造一个城邦.而真正创造一个城邦的，看来，是我们的需要。” （[369b-369d]）
        从思想上从头创造一个城邦，也即在语言上命名、言说一个城邦。城邦是人的起点，而从命名开始的这个起点，也即是堂吉诃德决心迈出书斋，为自己和马儿驽骍难得和那可爱的小姐命名的实践起点。
        二．鸿沟，悲剧的起与末
        现代性从对是/实然与应该/应然、实际与理想间鸿沟的不满开始。在现代性第一次浪潮中，解决方案是：“通过降低应然，把应然设想为对人没有太高的要求，或者说与人最有力也最常见的激情一致，来拉近应然和实然（之间的距离，使应然更加接近实然）；……”
        这里的悲剧性即在于，我以上竭力以《理想国》来佐证《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身处的鸿沟仍然难以跨越。《堂吉诃德》中仍然潜藏着两种异质的声音，既是对古典传统的背弃，也是对现代意识的背弃。
        对古典传统的背弃，如上体现在对于启示与理性的综合之中、对于骑士实践的肯定之中，并藉此完成对于人文主义理想的肯定。但旋即第二种异质的声音又跳将出来，在堂吉诃德人物塑造中时时提醒我们，这怪异而可笑的道德骑士的悲剧性。这样交织的叙述弥漫在堂吉诃德的奇遇当中。
        《堂吉诃德》第二部中神父与理发师再次探望堂吉诃德，诊断其疯病的程度。他们三人就仿佛是新式的政论家、哲人王，大谈治国保民之道，笔调一转，一个独属堂吉诃德的最简便美妙的计策又浮现出来，作为保国安民的“妙策”——传令全国的游侠骑士，到京城来聚会——这使得原本认为堂吉诃德已经恢复神智的神父与理发师大惊：“堂吉诃德真是疯得透顶而且傻得没底了”。值得注意的是，神父与理发师判断堂吉诃德恢复理性的方法即是通过谈论国家大事，谈论治国保民之道，并用世俗理性（政论家的比喻）来理解堂吉诃德。恰与《理想国》讨论最佳政制保持同一。但与《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不同的是，堂吉诃德的妙策，并非有关灵魂正义的厄尔神话，而是一鼓作气以游侠骑士的召集来一劳永逸解决土耳其人，解决国家的灾难。《理想国》中藉着城邦、通过城邦而实现的灵魂的正义恰恰证明了城邦的发展，应当最终是为人在自然正当的条件下实现正义服务的。而堂吉诃德的妙策，同苏格拉底一样，归向了单一，而不是杂多，归向可被阐明的最高秩序（骑士之精神），但又将其目的由天国拉回人间。这既是古典传统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的鸿沟所在，也是应然与实然之间悲剧性的交错与无法弥合的矛盾。这矛盾，便是徘徊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堂吉诃德的阴影之所在。即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文主义者的声音、怀疑主义者的声音与古典的柏拉图主义的声音在堂吉诃德的人物周围聚拢、统合，成为悲剧性起始与终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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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班牙）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此处原译注即为：此处也可译为“在语言中”“在理论上”。参见（古希腊）柏拉图著.理想国[M].长沙：岳麓书社.2010.第75页
12（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著.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2[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第40页
13（西班牙）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7页
14（西班牙）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8页
15（西班牙）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7页
16（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著.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2[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