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硕
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1919年《官话和合本》的问世标志着来华传教士翻译圣经的高峰。《官话和合本》为后来中国人翻译圣经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和参考。研究发现，其对现代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字：《圣经》汉译史、《官话和合本》、中外文化交流
引言
《圣经》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其汉译活动自唐代起就已开始，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活跃期。《官话和合本》作为外国传教士在华主持翻译的最后一个版本和《圣经》中译的公认杰作，不仅为新教各派所接受，还适应了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圣经》汉译史相比，中国文化虽源远流长，但中国文化在外国，尤其是西方的传播却不尽人意。
正文
一、《官话和合本》
自1823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中国境内翻译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圣经》后，外国传教士在华汉译《圣经》活动蓬勃展开。但同时，围绕《圣经》翻译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息。传教者们推出的各种译本或节译本给传教布道带来了麻烦，也让中国的信徒疑惑世界上是否存在不止一种基督教。于是，《官话和合本》应运而生。
《官话和合本》是圣经中译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圣经中译掀开了新的一页。1890年，第二届传教士大会决定要统一书中关键术语和专有名词的译法，以三种语体（深文理、浅文理、官话）翻译出版和合本《圣经》。但1907年的传教士大会决定只出版官话版《圣经》，即“官话和合译本”(Union Mandarin Version)。
（一）《官话和合本》特点
《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始于1891年，历经两人负责人狄考文(Calvin W. Matteer)和富善(Chauncey Goodrich)。“两位负责人都具有较高的中文素养，采用口语白话进行翻译，不用方言土语，要高雅简洁、浅近明白”（谢天振，2009，86）。邢梅（2012，28）也表示，《圣经》官话和合本的翻译，更加体现了传教士对和合本成为汉语书面语典范的追求。与狄考文主张译文中国化不同，富善提出译文应尽可能直译原文的比喻，因此增添了不少独特的基督教词汇，努力在增强可读性的同时维持对原文的忠实度。但限于当时普通民众的理解水平，这种异化的翻译策略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文的接受和传播。总的说来，这个译本集中了之前一百年来中文《圣经》的翻译经验，继承了所有译本的优点。
（二）《官话和合本》影响
由于传教士们采取了种种方法来统一教义，《官话和合本》在各地广泛传播，渐渐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圣经译本，建立起典范的权威。牟乐平（2009，31）认为，那时候中国语言正经历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和合本的出版与知识界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不谋而合，从而促进了白话文的推广。朱维之称之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锋”、“给新时代青年以新的文学作风、新的文学实质”，周作人称之为“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它适应了当时文学大众化的推行，也同样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吸收外来文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崔梦田（2006，26-27）认为，和合本出版后，在意识形态方面，它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挑战，也提高了中国民众读书识字的能力。毫无疑问，《官话和合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中外文化交流
（一）中外文化交流之间的障碍
由于语言文字、地理位置、政策法令等原因，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一度封闭。
相比于英语、法语，汉语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只限于在国内使用，这无形之中影响了中国文化传播。
在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采取”海禁“、“闭关锁国”等政策。其长期推行，阻碍了中外联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后来一系列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使外国人更加轻视中国文化，严重阻碍了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高度注重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中外文化交流。改革开放后，更是逐步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中国文化重归外国民众的视野，但中外文化交流仍受到诸多阻碍。
（二）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存在哪些问题
王颖冲（2014，38）表示：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大陆的翻译和出版能力大大提高，也比以往更有实力外推中国文化，文化双向“开放”这才真正开始。毫无疑问，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化在外国人中的地位，但中外文化交流仍存在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西方文化进入我国要比中国文化进入西方的程度更广、更深。研究显示，我国当代文学作品译入和译出仍处于失衡状态：与译入量相比，译出量较少。中国文化在西方国家的传播效果很不理想，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对西方民众的影响相对较弱，中外文化交流的进程并不顺利。
马会娟（2013，69）指出：由于英美读者普遍对亚洲国家不了解和缺乏兴趣，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带有偏见所导致。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化经常在译介过程中被西方学者随意、甚至恶意地解读，这也是阻碍中国文化有效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官话和合本》对现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一）正确理解中外文化传播，加强文化传播的现代化变革
合理的中外文化交流应该是一个互补和互动并存的过程。中国文化应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 同时也需要我们更多了解西方文化, 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以免西方进一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误解。
我们要以传播中国文化软资源为使命和主题,培养全球传播能力,改善中外文化传播现状。刘丽侠（2012，59）指出：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时,要将正确处理以下四对辩证关系作为指导原则：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关系,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而《官话和合本》作为成功的《圣经》汉译版本，就很好地处理了这四类问题。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各国民众纷纷居家躲避病毒侵袭。来自中国的TikTok的短视频软件风靡美国，一时间成为了人们打发时光的重要方式。我们不难看出，外国民众十分乐意接受来自中国的文化。因此，我们的文化管理者要看到新兴传播媒介对文化生产、传播以及文化消费的巨大意义与价值，要积极引导新兴传播媒介的发展，促进文化传播的现代化变革。
（二）向外传播中国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圣经》汉译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因为它在灾乱之年给人以精神的慰藉和支持，满足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又何尝不能在主张和平与发展的今天，传往异国他乡，为他国人民所知，给他国人民带来快乐呢？
为此，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Bonnie S. Mcdougall（2011，5）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翻译存在以下四种模式：学术翻译、商业翻译，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以及个人翻译。作为我国进行国际交流与交往的全新方式，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国家和政府作为主导，全社会的企业、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推动中国优秀文化对外传播。马珂琦（2019，150）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从思想观念、战略步骤、方式方法、实践要求和措施保障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地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的庞大工程。
而习近平主席明确强调：“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7，198）。要让世界人民认识最真实最全面的中国，认识我们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与中国特色。
结语
如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样，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发展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即使存在着巨大挑战，我们也要坚持文化自信，借鉴《圣经》汉译的经验，发挥自身文化优势，扩大传播规模，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参考书目
[1]崔梦田. 《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互动[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2]刘丽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图书的对外传播研究[D]. 湖南师范大学,2012.
[3]马会娟. 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与问题[J]. 中国翻译, 2013, 34(01): 64-69+126.
[4]马珂琦.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研究[D].西北大学,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