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尹雪艳人物形象

发表时间:2021/4/26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5月下   作者:钟丛敏
[导读] 尹雪艳是白先勇创造的经典女性人物,从一个舞女到官太太最后成为台北的高级交际花。尹雪艳步步为营,努力经营自己的人生。她是男权社会中男性欲望的猎物,也是父权制的挑衅者,更是一个具有女性自我救赎精神的落难者。

四川成都西华大学  钟丛敏   610039

摘要:尹雪艳是白先勇创造的经典女性人物,从一个舞女到官太太最后成为台北的高级交际花。尹雪艳步步为营,努力经营自己的人生。她是男权社会中男性欲望的猎物,也是父权制的挑衅者,更是一个具有女性自我救赎精神的落难者。
关键词:女性主义;尹雪艳
        女权主义批评是在女权主义思潮影响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在西方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领域的一种批评方法,旨在建构支撑“女性写作”和“女性论述”的“女性话语”。女性读者应当以“女性”的角色来解读作品。白先勇关注女性命运和生存处境“他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生动。”。他笔下的女性人物涵盖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职业。尹雪艳是当中最具争议、最特殊以及最为迷人的女性人物。人们往往注意她“妖孽”的一面,而忽视了尹雪艳这个人物体现的女性主义。
        一、被捕猎的对象
        在男性的绝对的主导地位下,女性被迫服从男性将自己视为客体看待,不断形塑自身以被动的姿态等待男性的青睐。“社会本身要求女人把自己看成一个肉欲对象……以便当做猎物献给男性的欲望。”在一个女人被视为猎物的社会中,作为高级交际花的欢场女子,尹雪艳不过是一个更具魅力的猎物。
        上海十里洋场的男士们对尹雪艳的追逐,更多是一种对物件的追求。传出尹雪艳命犯白虎的谣言后非但没有让那些男性对她敬而远之,反而激起了男性的好奇心,都想“闯闯这颗红遍了黄浦滩的煞星儿”。明知尹雪艳享着重煞的令誉,却依然以身犯险,不只是因为尹雪艳足够美丽。更是因为男性的“冒险精神”,想要证明自己比其他的男性更有勇气,不惧怕所谓的煞气。在原始社会中,能猎得最危险的猎物的人最受尊重。尹雪艳就好比是那个危险的猎物。获得她的青睐,大大满足了男士的虚荣心。
        男性往往都是以对待猎物的轻佻态度来对待女人,而尹雪艳这样的欢场女人更难获得所谓的尊重。王贵生用金钱“将尹雪艳身边那批富有的逐鹿者一一击倒,然后用钻石玛瑙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白先勇的描写是形象而辛辣的。将两人关系的实质曝光出来。他将尹雪艳周围的追求者形容为逐鹿的猎人。而尹雪艳是被套在脖子上的链子牵回家,仿佛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动物,一个被猎人捕捉了的母鹿。
        二、父权的挑衅者
        “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波伏娃认为人的心理本身有双性倾向,但女性是在男权文化的规训而逐渐失去了男性的一面,仅仅保留了纯粹的女性心理,从而被塑造成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尹雪艳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人。但是就尹雪艳这个人物真正的内核来说,她又背离了所谓的女性气质,本质上一个冷血薄情的高级交际花。所谓的女性气质也不过是她外表的伪装。



        尹雪艳会毫不留情的丢弃这些无法再为她提供优质生活的人。白先勇无不讽刺的写道:“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娘姨。”尹雪艳的薄情更像是女性对父权制的一种破坏和不屑一顾的反叛。“在父权社会背景下,其派生的文化价值系统便不能不以维护父权制为目的。”因此,中国传统的三从四德要求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既然嫁给了丈夫,那么就要无条件接受丈夫的一切。即使王贵生破产、洪处长丢官,尹雪艳也不应该离开他们。中国传统中受到赞扬的女性应该是《琵琶记》中的赵五娘这样任劳任怨,侍奉公婆,即使被丈夫抛弃也要千里寻夫的贤妇。这样是备受称赞的妇女形象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但是,很显然尹雪艳与赵五娘相去甚远。所谓的传统的女性价值在尹雪艳这里一文不值,唯有永恒的利益能让她停驻脚步。这种对父权制下的文化价值的不屑可能并非尹雪艳的主观意识,但是毕竟表现了一种可贵的对父权的反叛。
        三、自我救赎的落难者
        纵观尹雪艳的人生轨迹,她做到了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从百乐门的舞女变为高官太太,又在丈夫破产后重振旗鼓成为台北名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拯救了自己,并实现了阶级跃升。尹雪艳并非《台北人》中唯一的欢场女子。还有金大班、五宝、娟娟、蓝田玉和月月红等等。他们的命运都各不相同。单就地位和自立程度来说,尹雪艳是其中的佼佼者。金大班在滚滚红尘中沉浮二十年,最终不得不妥协嫁给了六十几岁的富商。蓝田玉在丈夫死后就渐渐退出了交际圈的中心,生活日渐拮据。尹雪艳虽然也曾依附于他人,但始终是没有真正的把所有希望寄托于男性。尹雪艳所有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将自己的人生经营的更好,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料。一方面她尹雪艳努力获得了自己经济的自立。另一方面尹雪艳保持了精神的独立。尹雪艳完全是靠着自己的苦心经营成为台北上流社会有头有脸的人物。
        有学者用马斯洛的人的需要的五个层次来分析尹雪艳,认为她还处于低层次的物质需要阶段。不断地笼络当权者,已获得经济利益。但对尹雪艳这样从底层上来的女性,不能将希望寄托于男性,唯有金钱更够给予她最稳固的安全感。她在众多的依附于男权的女性中能保持一份相对的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已是相当难得了。
        四、结语
        尹雪艳虽然在女权主义的视角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她局限性。首先在她的奋斗过程中,伤害了无辜的人。尹雪艳为了个人的利益,让洪处长抛妻弃子。让一个传统女性失去了唯一的生活依靠。在男权话语体系的统治下“造成女性悲剧命运,苦难历史的因素,除了男权统治及其政治符码外,女性之间的斗争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其次,尹雪艳的具有反叛意义的行为并不是具有女权意识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对父系制的有破坏作用,但主观上没有这种反抗父权的意识。她也无意于要反抗男权社会。最后,尹雪艳的奋斗经历是个人行为,对其他女性的借鉴意义不大,她的某些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然而,尹雪艳毕竟体现了一种冲破男权束缚的可能性,尽管方式值得商榷,但是其意义依然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白先勇著.首届北京文学节获奖作家作品精选集 白先勇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3]赵一凡等编著.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钟丛敏(1997-),女,汉,四川省成都市,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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