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兰
延津县胜利路小学 ，河南省新乡市 453000
[摘要] 盛唐时代的王维与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其晚年都选择了“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且游刃有余地在“山林”与“朝野”之间亦“出”亦“没”。两位诗人的“隐”其相同点都是因对残酷现实万般失望后无奈的“退”，继而纵情山水，企图借助于大自然解除纠缠身心的重重束缚；不同点却是，王维因受母亲及家庭影响，趋于佛门，一心向禅，追求一种“静、空”美；白居易因不能彻底“独善其身”故而始终“放不下”，整日与酒为伴，且斟且行且思，在微醺里醉眼看世界。
[关键词]王维；白居易；退隐情怀；
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代表王维与中唐现实主义诗人代表白居易，在其生命前期都曾经积极入世，以图以己微薄之力“兼济”天下社稷与苍生。然，历经宦海浮沉之后，王维退居于陕西蓝田辋川，在山水鸟鸣间求得一份安闲自适，同时还将山水田园诗创作推上了巅峰。白居易则选择悄退东都，在洛阳遍游峰谷溪林，整日与酒与友与琴同醉而欢，尽情享受着无拘无束的 “中隐”生活。内容都是纵情于山水。但，王维与白居易的退隐却是在宏观相同之下，存在着更多的微观相异之处。此文中，笔者试图从不同角度来具体阐释这些相同与差异性。
一、王维与白居易退隐情怀的相同点
1．失望之后的无奈选择：退隐
综观历史，人类个体的生命轨迹似乎都在划着相近的曲线：由孩提时的天真烂漫，到青年时期的执着轻狂，再到晚年的冷炼沉稳。今人亦有语“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当下开放多元化的社会里，一个人在历经各种磨难挫折之后，完全有可能取得梦想中的成功。但在几千年前的封建社会，相似的经历之后，那时的文人士大夫似乎就没有那么幸运，甚至连更多的选择余地都没有。因为 “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轴心理念”几乎是“根深蒂固”般占据了广大文人的思想领域，现实所给予文人的是一种“非A即B”的绝境之地。既然不能为社稷民命奉献自己，那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即是退隐。章尚正于《中国山水文学研究》一书中就认为：“王维仕途的三大挫折与心境的三次变化之间存在着确凿的因果关系，由此可见，说到底是个人的际遇改变了他对社会、官场、人生的信念，改变了他的心性行为，导致外求功利的动态人生演化为内向禅隐的静态人生。”此话正切中“要害”。因为在《少年行》里王维也曾有过“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少年豪情，在《从军行》里王维也发出过：“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的赤诚壮志。然，在经过因伶人舞黄狮而被贬为济州司户参军事件，继之自己一向敬重的宰相张九龄被排挤出京，安史之乱中又因在洛阳被迫受伪职幸以一首《凝碧诗》而被勉强保命之后，王维似经历了几场“浩劫”，身心俱感一种重创之后的惊悚、痛楚与疲惫。可面对现实，一介书生的力量又是何其薄弱，微不足道！所以，客观上，王维如此做与其说是因阅尽了人间冷暖，倒不如讲是他内心由于反复被刺痛而奋力挣扎后作出的无奈选择。
2.纵情于山水之间：解除束缚
王国璎在《中国山水诗研究》中讲：“隐士与自然山水是不可分的。隐士遁入山水的基本动机是由于不能或不愿和现实社会认同，因而隐身于山谷林野，以便远离当政者的权势，或避开混乱不安的世局”。诚然，王维与白居易都算不得真正的“隐士”，但“不进则退”，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做了相同的选择：远离政治漩涡。顾名思义，“远离”并不是“隔断”，只是空间距离的拉长而已，更靠近大自然而已。因为对于人类而言，大自然永远是最宽宏仁慈的“母亲”，大自然可以毫无怨言地默默容纳下所有生命的喜悦、烦恼、冲动、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咆哮与咒骂。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诗人的心灵可以得到最踏实的安慰，大自然可以让他们卸掉“伪装”祛除恐惧，剥掉层层束缚。更重要的，在这里，诗人寻求到了一种“安全感”，因为他们再也不必担心自己说的某句话，写下的某些文字会触怒谁会得罪谁，说自己想说的，这已经足够了。因为白居易在杭州任上曾作诗“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很形象地描绘出当时“帝城”长安的生存环境。而投身于自然界，在山水淙淙、鸟语花香之下，疲惫的身心会因放松而达到惬意的舒畅。
二、王维与白居易退隐的差异性
1．以禅为援和与酒为伴的不同释放方式
王维因受母亲的影响，早年即倾心于佛教，到了晚年更是一心向佛。佛家讲“坐禅”，要求“无念、无欲、性空”。既然佛成为王维心灵上一双可以给予他“抚慰”的手，那王维把自己的整个身心交之于此就不足为怪。只不过要强调的是，王维做得很彻底，近于“束手”而被其“擒之”状。故，无论心性修养还是诗歌创作，王维都在追求一种“无我”境界，将禅的“清空”演绎得“淋漓尽致”。王维能在客观自然界里让身心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且对于这种“游离”，王维能游刃有余地“驾驭”它，并与之产生一种“反照”，一种往返式的“沟通”。在此过程中，王维的心灵得到了慰藉与安抚。但，如果换一角度讲，我们则可以看出，王维的这种“慰藉”与“安抚”未免显得过于“被动”了些，好像被其主宰了一般。毕竟，生命之于生活而言，是无辜且单纯的，生活的天性却又是丰富多彩的，是应该全色调进行的，王维却只选择了其一。
2.“放得下”与“放不下”的不同态度
或许正是因为王维醉心于“佛教”，他的心灵束缚被佛之手解除得“干净彻底”而无牵挂。周围的世界只是一个生存的依托，天下百姓的安危也离他已远。尽管是“亦官亦隐”，其实从心理上而言，王维已经完全将自己交给了“禅”。尤其在晚年，王维已经近乎于一个“僧人”，这一点可从《酬张少府》看出：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2][P35]
王维内心已没了太多的顾虑，他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故而，他很轻松。虽然有时他也发一些“愤慨”，比如像《辛夷坞》中的“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借辛夷花的自开自落来讽喻自己的怀才不遇之苦闷心情。有时也表达自己的愿望，如在《椒园》中的“椒浆奠瑶席，欲下云中君。”[2][P74]比较含蓄地表达了期盼“明君”降临于世，给世间苍生带来福祉的美好愿望。但，“愤慨”也好，“愿望”也罢，都太“清浅”，王维更多的是沉醉于自己的禅境生活。与王维相比，白居易就没有那么“潇洒”了。因为白居易对佛家及其坐禅一直持一种比较理性的观点，“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着其思想中心，这种“核心思想”牢扎于他的意识深处，即使在“中隐”的晚年亦如此。由童一秋主编的《中国十大文豪》一书中如是说： “但是话说回来，其实，他又何尝能真正解脱呢?他虽远离政治，却又关心着朝廷的起伏动静。表面上的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却无法冲淡他内心的紧张和焦虑。曾经那样勇地站出来为民请命的诗人，他内心的热情是不可能真正熄灭的，直到年老力衰，他还在牵挂着百姓关心着百姓，只是自己无能为力罢了。”
与此相对应的便是，对于自己的“中隐”生活，白居易就常常抱有一种“愧意”，这种“愧意”可以看他的一首《和自劝二首》：
稀稀疏疏绕篱竹，窄窄狭狭向阳屋。屋中有一曝背翁，委置形骸如土木。日暮半炉麸炭火，夜深一盏纱笼烛。不知有益及民无，二十年来食俸禄。就暖移盘檐下食，防寒拥被帏中宿。秋官月俸八九万，岂徒遣尔身温足。勤操丹笔念黄沙，莫使饥寒囚滞狱。
在白居易看来，自己身为父母官，不仅未为百姓做些什么，相反，每月还要拿着朝廷的俸禄，所以他觉得很惭愧，心中有一种“忐忑不安”感。故他常常试图努力做点什么来弥补一下。仅从这一点而言，王维能够以“静心”对待世间万物，能够让自己沉醉于“亦官亦隐”的生活带给自己的安闲舒适和恬然自得，白居易却做不到。由此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觉得“醉吟先生”比“诗佛”更伟大更亲切，也更值得敬仰？
综上所述，王维与白居易在晚年虽然走的都是“亦官亦隐”的“中隐之路”，但是由于个人或家庭及生活背景不同，再加上二人的人生志向也有所不同，故此，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王维诗里的禅意之美，闻到更多的却是白居易诗中的酒香之美。虽说人的生命结局都是“殊途同归”，可由于人生追求不同，所以才有了他们一个个色彩多姿的个体的鲜活亮丽。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隐逸的道路上，王维与白居易都完成了解脱自己的任务，他们应该都得到了自己所向往的人生幸福，尽管这种幸福可能不够完美。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本就没有完美，所以他们应该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