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龙
(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不断出现的放生热，是中国民间爱生、护生的表现。一方面放生作为信仰民俗而带来了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伦理学在放生问题上的关注缺失，也客观上加剧了这一种乱象。借由科学组织和政府的专业力量，在生态伦理领域形成具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体系，多方合作才会使放生具有伦理可能。
关键词：放生；佛教；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 B82-05
一、放生问题引论
放生多指佛教的信徒或僧侣等出于善心、积福报等心态，通过赎买的手段将各类动物放回到自然环境之中。当前，全国各地放生热潮愈演愈烈，放生活动不是只有佛教组织参与，而是被广大非信教群众所参与。放生活动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既存在着对原有生态环境的破坏现象，还表现为人们对群体认同感需要而带来的无意识社会行为。
（一） 关于放生的研究
目前有关放生的研究主要涉及历史溯源、思想渊源，以及对现状的反思等。李祎[李祎. 当前都市中的佛教放生现象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7.]以“上海菩提学会”放生活动为中心进行民俗学考察。姚华、杨路明[姚华,杨路明. 佛教放生仪式中的空间意义[J]. 学术界, 2013, 181(6): 163-169, 286.]等认为佛教放生的空间仪式恰恰是一种伦理秩序化的表达，同时很多学者和宗教界人士己经开始反思放生对生态的影响，桑吉扎西[桑吉扎西. 藏传佛教的放生、护生习俗与环保理念[J]. 法音, 2015, 368(4): 18-23.]认为藏地放生对于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和动植物保护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放生活动存在的乱象，正是暴露出科学引导缺失、伦理断位等问题。如何科学合理放生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从伦理学对放生民俗进行研究，这对于推动放生的良性发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二） 中国放生传统的渊源及其流变
汤狩猎解三面之网是放生思想的一个缘起。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受其思想影响，放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接受，并演变成了一种具有民俗化倾向的信仰行为。佛教的《金光明经》[倪丽华. 《金光明经》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 2020.]集中蕴含了放生的伦理思想。明清以来，佛教中、民间的善堂、善会都有放生行为，放生俨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民俗文化现象。[李祎. 当前都市中的佛教放生现象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7.]当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人们开始追求精神生活。放生作为一种结合信仰的社会性活动而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放生的伦理考量
（一） 依据道教、佛教的伦理依据
佛教《金光明经》中“流水长者子放生”是佛教经典中最早存在的放生记述。流水长者子品进一步推动了放生活动在中国本土的传播与发展弘扬。六道众生皆有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亲人，因此要用慈悲心来救众生。佛教高僧大德不仅是佛教教义的弘传者，同时也是放生民俗的倡导者。
佛教的戒杀、护生来源于对佛教戒律的演化，从五戒向外扩充的宗教律条在信众和民间形成了一种习俗。这种来自于宗教的道德律令，通过宗教礼仪的形式，赋予“放生”这种宗教修行一种道德救赎的意蕴，进而将放生行为给予了伦理价值。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依据
《周易》中表达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认为天地有好生之德，让天下万物生生不息是天地所具有的德性，也因此，儒家主张效法天地好生之德，爱惜物命，不妄杀生命。孔子、孟子均主张将仁爱之心推及其他生命。戒杀护生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了人类自身的权益。放生作为对自然生灵的一种保护手段，使得自然界趋向于一种平和的自然生态。
（三） 现代性与环境伦理学的伦理依据
随着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多种因素的叠加，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道德的边界不断扩张，经过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生态中心论的进一步发展，生态的伦理价值得到了各种系统性的论证。
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人一方面作为人自身占有着自然界，同时人也被有机体的自然所占有，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是人作为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完全占有。[郑慧子.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一个文化进化的观点[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45(1): 58-63. ]敬畏生命伦理学将生命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新的维度。生态中心论超越了动物权利和生物中心论，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将所关注的道德对象着眼于整个物种和生态系统，借助于整体性的眼光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经过审慎考量，从人类为中心的生态观念中走出来，放生之路渐趋向护生转化才是应有之道。
三、放生活动未来的伦理可能性
（一） 科学组织下的放生
中国民间存在的放生活动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一种非科学化的状态中。首先我们要认识放生对象可分为野生和养殖动物。史海涛[史海涛. 形象检索法与形象检索表_史海涛[J]. 四川动物, 2014, 33(2): 305-308.]提出的形象检索表简便、易学，检索效率高，可以满足放生者简便识别出自己所要放生动物，降低盲目放生行为的发生。
增殖放流是为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持水产增量，在科学机构组织下进行的活动。例如2008年千岛湖首届放鱼节等。增殖放流不仅能够科学地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经济效益，还可以让放生团体参与到其中。只有严格按照科学程序进行放生，才能有良好的结果。
（二） 政府组织下的放生
政府部门要组织科研人员对民间放生活动进行专题研究，从而统一协调出台规范的法律法规。例如，在《南京市渔业资源保护条例》[杨红珍,杨静,李湘涛. 从科学角度谈动物放生[J]. 生物学通报, 2015, 50(8): 4-8.
]中，对在长江中的放生行为实施登记、报告、检疫、定点制度，并对放生的动物种类有严格规定，以免造成外来物种入侵的严重后果。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规定时，不仅要对放生物种进行明确界定，还要对程序、地点场所等相关情况予以明确说明。政府部门在放生问题上应该发挥更强有力的行政作用，协调推动各方力量让放生活动以更加理性和科学的方式发展。
（三） 佛教自我发展下的放生
古代放生民俗中，佛教放生仪式仪轨复杂、紧凑，参加放生仪式的民众能从中感受到庄严、神圣。放生仪轨需要与时俱进，以符合现实需要。佛教的高僧大德及研究学者，在放生问题上也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社会作用。其次学者和僧侣引导信众和非信教群众树立正信正行，合理放生的信念，要有效规范和引导信众合理放生，将放生活动同动物救助、环境保护等行动结合起来并促进合理放生。
四、结语
放生在今日之社会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宗教活动，成为一种普通群众可以通过网上预约、微信群等形式自由参与和快速结合的社会活动。一方面放生活动成为了积累功德的方便途径，另外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放生活动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放生，它也成为人们一种自我消解和获取群体认同的途径。
如果放生活动想在未来长久的发展下去，这就需要人们从当前片面与不科学的放生观念中解放出来，扭转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功利化放生观念，引导放生观念走向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并以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从事放生活动，进一步做到慈悲护生、合理放生，放生活动长久发展才具有伦理可能。
参考文献
李祎. 当前都市中的佛教放生现象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姚华,杨路明. 佛教放生仪式中的空间意义[J]. 学术界, 2013, 181(6): 163-169, 286.
桑吉扎西. 藏传佛教的放生、护生习俗与环保理念[J]. 法音, 2015, 368(4): 18-23.
倪丽华. 《金光明经》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 2020.
李祎. 当前都市中的佛教放生现象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郑慧子.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一个文化进化的观点[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45(1): 58-63.
史海涛. 形象检索法与形象检索表_史海涛[J]. 四川动物, 2014, 33(2): 305-308.
杨红珍,杨静,李湘涛. 从科学角度谈动物放生[J]. 生物学通报, 2015, 50(8):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