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方位探析

发表时间:2021/4/28   来源:《中国教工》2021年2期   作者:袁垚
[导读] 科学判断党和国家的历史方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和依据
        袁垚
        中共盐城市委党校 教务处,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科学判断党和国家的历史方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和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基础上,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全面准确理解这一最新理论成果,需要从理论逻辑和实践基础两大方面去科学把握其形成的历史方位。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方位

        历史方位,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因此,认识一个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只有找准其历史发展坐标和把握其时代脉搏才能更加清晰明了。毛泽东在分析国情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时曾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1]646同样,科学判断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和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基础上,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全面准确理解这一最新理论成果,需要从理论逻辑和实践基础两大方面去科学把握其形成的历史方位。
        一、理论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高举伟大旗帜,坚定理想信念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时代基础,回答时代课题的理论需要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高举伟大旗帜,坚定理想信念的客观要求
        纵观人类思想发展史来看,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被实践所证明得最具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旗帜。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正是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使得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开始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是被实践证明的团结、奋进、胜利的旗帜,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指针。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但是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742尽管,当今时代同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大变革,但是从社会主义500年发展的世界历史眼光来看,今天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向的历史时代,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正是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需要持续发展、不断与时俱进,与具体的历史的时代特征相结合。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3]23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不断开辟二十一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客观要求。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立足时代基础,回答时代课题的理论需要
        任何一种理论唯有与时代同步,与时俱进,才能永不式微。与时俱进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鲜明的品质和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奥秘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赋予其新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建设与指导,并勇于在实践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两次重大历史性飞跃成果。因此,当时代在变化、实践在发展时,自然就会呼唤新的理论来指导现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4]544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作为党的行动指南的重要组成部分,绝非是主观意愿上的抉择,而是一种客观必然。因为,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在新时代的历史发展方位上中国共产党人将肩负着新使命、新担当,面临着新矛盾、新挑战,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思想去引领和指导新时代的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基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和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与紧跟时代步伐基础上,深刻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其内容全面、逻辑严密,核心要义包含“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具有高度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和突破性,遵循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实需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磅礴伟力。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课题之问现实需要下应运而生的。
        二、实践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基于深入分析和准确研判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世情国情党情的新情况新变化作出的科学论断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的创新都是特定时代的和实践基础上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化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全面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以及认真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基础上,对我国新的历史方位的重大政治判断,也是一项关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局性战略考量。准确理解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就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基础。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基于世情的新变化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的状态,整个客观世界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整体。因此,任何一种新的认识与分析都要与具体的、历史的、逻辑的相统一,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5]499所以,能否在错综发杂、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下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时代主题及特征,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当前和未来发展的现状和前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总是能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对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形势作出科学的把脉与诊断。比如,在2014年11月底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针对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经济调整的曲折性,国际矛盾斗争的尖锐性,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我国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习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

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6]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从现实角度顺势而为,应对挑战,解决全球性难题,进一步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7]而对这一规律性认识的归纳和总结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倡导的世界各国应坚持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旗帜,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愿与各国人民齐心协力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这一点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中再次提及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遥相呼应,同频共振。因此,正是长期以来党中央基于对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才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情基础。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国情的新变化
        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应有之义:“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11而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深刻变化程度最主要聚焦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全方位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根本性的深层次变革。具体来讲,就是经过长期的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格局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正在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且正向高收入国家目标迈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使得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变成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国家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正日益向世界舞台中央靠近。这些成就和变化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历史阶段。毋庸置疑,这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就是十九大报告中的重大政治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充分凸显了我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但这个新时代依然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新时代的“一变与两不变”,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地位没有变。尽管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广泛需求对现实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多的考验,从而推进了社会全面进步。但这个主要矛盾变化并为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因为新时代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而不是其它以外的阶段。“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9]252另外,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尚未完成,在劳动生产率水平、创新驱动能力以及“三农”现代化水平方面仍有较大努力和提升空间,党的基本路线仍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是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综合判断,新时代的基本国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现实来源。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党情的新变化
        中国共产党作为拥有近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其最值得注意的密码基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清醒判断和认识党自身发展的历史大势和执政的规律,明白党自身从哪里来,要去向何方。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从一叶扁舟一路劈波斩浪,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波澜壮阔历程,变成今天的复兴号巨轮。因此,时刻看准认清党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是不断丰富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依据。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针对党在取得革命胜利后的任务和形势分析,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强调了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并发人深省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忠告。这些论述正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就市场经济给长期执政党的建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冲击,强调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党情,具体要求也不尽相同。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532
        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问题导向,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重拳出击,狠抓反腐倡廉,在多个场合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并以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形式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战略高度,但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任重而道远,永远在路上的战略布局。当前,我们党在进行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征程中,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因此,我们党执政的时间越长,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就越多,这就迫切需要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把党的建设也应更加坚强有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经得住历史和时代的考验,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正是这样纷繁复杂的党情概况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生成奠定了党情基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11-30
[7]习近平:《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9-30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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