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国铮
牡丹江师范学院东方语言学院
摘要：历史观因其易受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所以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日本人的历史观从其随时代发展的历时角度来看也具有同样的性格。而且，由于日本文化与他国先进文化共存时往往先依附于后者，而后再通过“调和”方式来完善自身，因此日本各时代历史观还常带有外来文化的特征。但日本本土文化中的神道思想也并非一直处于被压制和依附的状态，当条件适合时它会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反叛夺回主导权成为主流思想，进而主导该时代的历史观。
关键词：历史观；神道；文化；历史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体现在历史反思者的理解和叙述中，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尽相同，而不同文化滋养下的人对历史自然也就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历史观具有文化属性。同时，历史具有生成性，所以历史观也具有时代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领悟也就必然带有时代属性。因此，通过对历史观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从一个侧面了解相应文化的传统和时代特征。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通过探究日本人的历史观，可以让我们明晰日本人对待历史的认知特点及其背后要素的作用机制，更深入地认识日本文化。
日本在公元四世纪末逐渐形成统一国家开始，便形成民族自觉和国家自觉。自大化改新至奈良时代初期是由奴隶社会向早期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日本皇室的王权并不稳固，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皇室一派通过发动宫廷政变才最终消灭苏我氏，夺取了朝廷的实权，建立了新政府。这时最需要的是统一人心和树立朝廷的权威，于是从那时起到公元8世纪前期，日本皇室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通过改革政治制度和制定法律法规强化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还通过编撰史书的形式讲述王权的历史，以树立天皇的权威，于是便出现了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记》。
日本的原始神道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大约形成于弥生时代前期。它虽然没有中国道家思想那样完备的理论基础，但也具备了一些对世界的朴素认识和哲学思想的萌芽。在氏族国家阶段，这些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思想产生了很多关于天神、地祇和各氏族的神话。随着国家向中央皇室的集权，宗教信仰也被皇室统合了起来。皇室为了树立天皇“万世一系”、天皇即国家、天皇是“现人神”等思想观念，将日本古代氏族神话(主要是天皇系氏族神话)上升为民族神话、国家神话。在《记》《纪》的故事中登场的众神，大都是比拟为皇室或各豪族祖先的人格神。虽然后来这些神分别被当作各个特定神社的奉祀神，但是实际上是与现实的宗教信仰无关的政治努力的反映，尽管有人说在“神代的构思中采取了宗教表达方法，但从总体来看，未必可称为神话，而无非是政治思想借用神话形式所作的表述。”同时，神道是自然神崇拜的泛神论，所以神道思想和神话传说并不具备关于世界本源的抽象思考和表述，朝廷在编撰史书时便有意地在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嫁接上中国文化的历史观。他们在“记纪”神话中首先借用了中国古籍对宇宙初开时的表述，然后再以原始神道万物有灵的观念把大自然进行人格化，赋予日本国土以生命使之成为神的同胞，还赋予岛屿等其他自然物以生命特征，最后延续到人间和皇室。由于这一时期编修史书的主题和目的都是为皇室的集权政治服务，其历史观必然要体现王权的正当性、合理性和权威性，所以他们在史书编撰时主要采用了原始神道的“神国”和“皇统”的思想，同时由于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其史书和史观还显露出嫁接中国文化的痕迹。
平安时代中后期，日本皇室逐渐衰落，贵族势力通过与皇室联姻获得“摄关”的权力，并因此而逐渐把持朝政。随着国内农民起义和地方势力的崛起，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逐步加剧，皇室为与“摄关”争夺权力开始实行“院政”。在“保元、平治之乱”后，日本社会从大官僚贵族封建主统治的天皇制早期封建国家向以中小封建主为社会基础的军事封建主集团统治的中期封建国家过渡。此时的王朝贵族社会已经显示出从繁盛走向衰落的趋势，而新兴武士阶级则作为新兴力量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日趋没落的贵族们因希望保持荣华生活而将之记录下来，然而这种对荣华的向往恰恰显露出他们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奈。这一时期的《荣华物语》、《大镜》等就在讲述了历史上的繁华的同时，也表现出人们对日趋没落的现实的无奈，体现了人们无力反抗现世遭遇并急于找到一种解释和诉求以自慰的心理。以《大镜》为代表的史书是日本衰退史观的萌芽阶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宿命史观和道德史观的萌芽。其中注重前世的历史观发展成为《愚管抄》的“宿命史观”；而注重本人的才能和努力的历史观则发展成为后来《神皇正统记》的“道德史观”。
镰仓幕府时期，公武两重政权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依然激烈，“承久之乱”后皇室权力急剧衰减，甚至出现了南北朝的局面。身处这一时期的公家一方面感慨于现状的凄凉，一方面对未来失去信心，处于极大的不安之中。在这种情势下，官撰历史那种客观罗列历史事实的叙述方式已经无法让人们尤其是公家理解残酷的现实境遇。人们丧失了能够依赖的东西，他们的精神支柱就转向了保证救济个人的佛教。虽然后醍醐天皇推翻了镰仓政权实现了“建武中兴”，但不久权力还是回到武家手中，出现了室町幕府。所以整体上这一时期是武家政治走上历史舞台，公家政权的律令体制逐渐瓦解的动荡时期。
佛教有完整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经书和教义，这些都是皇室神道无法相比的。最初日本朝廷利用佛教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同时利用佛经理论说明佛与天皇的依存关系，从而达到拥护天皇制的目的。后公武角力导致世道大乱，出现了镰仓佛教的“末法说”。它更加强调了佛教的彼岸性、超越性，打破了日本原来强调此岸性、日常性的现实主义传统。当时的人们面对动乱世道很容易相信末法预言，从而产生衰退史观，于是考察历史规律和意义的史论书慈圆的《愚管抄》就诞生了。《愚管抄》的核心是佛教的“宿命史观”，认为历史是由人类以外的力量创造的，而且时代呈逐渐衰落的趋势，人无力改变现状，只能顺从于必然下降的历史。这种认识更容易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此时，传统的神道思想将舞台让给了体系上更为先进的佛教。这种“佛主神从”的思想一直延续到镰仓时代中期左右。
在佛教极盛时期，神道失去了霸主地位，不过皇室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神道。在朝廷的推动下，神道主动向佛教靠拢并与佛教融合，出现了用佛教诠释神道现象，后来发展成“本地垂迹”说。它积极吸收佛教的先进元素，在平安时代与佛教的真言宗结合形成“两部神道”，开始走向理论化。进入镰仓时代以后，日本平民宗教开始发展，武家统治者鼓吹神国思想，支持神道。同时，伊势神宫外宫的度会氏创立了伊势神道，建立了独自的思想体系，神道重回舞台的时机成熟了。于是伊势神道高举“反本地垂迹”的旗帜，主张“神本佛从”，开始发起对佛教的反叛。到了南北朝时代，理论神道的系统取得了划时代的发展，他们站在神道的立场从历史上和宗教上说明天皇的地位，给神国思想奠定理论基础，而神国思想也借助神道摆脱了受佛教支配的境遇。同时，自镰仓中期以后，受中国宋学影响，日本儒学也得到了发展。虽然这个时期的儒学主要是作为佛教禅宗的附庸发展的，但却受到皇室和贵族的欢迎。“建武中兴”失败后，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被南朝统治者用作同幕府和北朝皇室斗争的思想武器。
于是，作为这两种思想的结合，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诞生了。它将伊势神道所强调的“至诚敬神”的伦理加以推广，将神道的理念借助儒家的圣人之道转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根源，强调了儒家“天理报应”的观念，认为在继体正统的实现上是善因善果、积善余庆的道理在起作用，从而为“肇国悠久”和“皇位神圣”说赋予了神圣的依据。
在室町幕府时期，为适应社会需要，京都的吉田神社的吉田兼俱继承了反本地垂迹说和神国思想的传统，创立了“吉田神道”。吉田神道对室町时期以及江户时代的神道界影响很大。不过，由于战国时代的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陷入低潮，以伊势神宫为首的各神社都日趋衰败。进入江户幕府时期后，朱子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提出只有天才能给予人类相应的果报。这避开了公家还是武家的主体问题，形成了人与天之间仅仅以道德为依据的果报关系，创造出武家自己也可以开辟历史的理论，为藩幕体制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其注重名分的理论使“三纲五常”具有绝对的、永恒的、至上的特性，非常有利于维护武家封建秩序。朱子学虽抛开了宗教的外衣，却比宗教更利于维护封建秩序，这一点颇受幕府的欢迎。从此，儒学开始摆脱对于佛教禅宗的从属地位独立发展，进入它在日本的全盛时期。此时，神道又一次向儒学靠拢，开始出现用儒学诠释神道的现象，结果“儒学神道”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是封建社会日本文化的极盛时期，朱子学的兴起也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独特的近世史学。近世史学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史学的主要精髓，把褒贬人物、劝善惩恶、探讨治乱成败等作为史学第一要义，同时又重视道德内省的影响，不再把治乱兴败的终极原因归结于政治与军事，而是归因于伦理道德，更加注重君主个人的修养、行为和君臣名分。
德川时代中期，日本社会产生了一种对朱子学的抵触思潮。以山鹿素行为代表的古学派完全以古典为依据，认为儒学只有在古代才有真义，后来的全是伪说，从而形成了一种与朱子学对抗的局面。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尊奉古典，自认为得古圣人道统之真传。山鹿素行奉“记纪”为至尊，认为“记纪”中再现着日本的“古来之道”，因而提出依据“记纪”来“明日本古来之道”的主张，甚至得出“日本乃神国，在神代就已经确立了皇位与天壤无穷无尽的道理，是最高贵、最优秀的‘中国’”的结论，显示出日本中心主义特征。
受儒学古学派的影响，德川时代后期出现了以复古主义为特点的文化运动，主张恢复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即“古道”。学者们“凡事皆依古书考其本，以明日本上代之事的学问”。国学者专注于日本古典古语的研究，力图摆脱汉文化影响，在谈论本国历史时，致力于将对日本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文化因素排除出体系之外，建立自足的民族史学体系。国学派史学提倡皇统优越、御宇万邦的史观，为战争时期的皇国史观所利用。
在儒学与国学争执不下时，欧洲已经完成了文艺复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急欲寻求海外市场，而东方封建制度正处于末期，自然经济日趋瓦解。因此，西方资本主义便将视线转向东方，洋学从宗教、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对日本文化造成剧烈冲击。虽然幕府采取了一系列锁国政策，但依然无法阻挡历史的潮流。德川幕府出于维护自身封建统治的目的，希望巩固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但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新兴力量已经开始主动学习洋学，并进而带来了思想变革，产生了一批启蒙思想家。启蒙思想家们为移植西方近代学问和方法，在批判传统儒学和佛教的基础上，引进了西方的实证主义。日本的儒学古学派和国学派已经体现出了实证主义的萌芽，在启蒙思想家们的推动下得到更加适宜生长的土壤，明治维新后得到了更全面的发展。
明治新政府成立前后，启蒙思想带来了文明开化和自由民权运动的浪潮。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下，日本的史学发生了质的飞跃，先后出现了以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解释日本历史的文明史观，将历史看做是人类精神和思想发展过程，并希望从这个角度找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史观，从经济现象角度解释日本发展史的社会经济史观，以及唯物史观等进步历史观。然而，由先进文化带来的思想开化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慌，于是明治政府决定利用神道恢复天皇权力，统治国家。他们在1868年强令神佛分离，1870年发布《大教宣布之诏》，建立了“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神道被定为国教。明治政府是神性的和家制的国家形态。它一方面强调天皇的神性和神国的国体，另一方面又主张天皇家是社会所有家庭的本家，皇室道德就是国家道德，“忠孝一致”、“忠君爱国”是国民道德的核心。因为这种神道直接隶属于国家和天皇，所以国家神道也就成为了国家对内统治国民思想的工具，和对外侵略时的精神武器。这一时期，基于国家神道的“皇国史观”成为思想主流，日本也因此给世界近代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国家神道具有的这种强烈的侵略性格，二战后盟军发布“神道指令”，废止了国家神道，实行政教分离。1946年天皇发表的“人间宣言”更是从观念上否定了天皇的神性，国家神道终于解体。
战后日本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表现出了多元发展的趋势。出现了丸山真男的“近代主义史观”、生态文明史观等。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还向日本人灌输了他的“近代化论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占据一席之地。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现代日本的历史观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神道各教派和神社实行法人化，在宪法的保障下实现了信教自由，神社回到了普通宗教的行列。不过因为它依然是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宗教，因而也成为一小撮右翼的目标，他们不遗余力地要求恢复国家神道，重提天皇史观，苇津珍彦的天皇观和自由主义史观大体属于此类。
综上，纵观日本人历史观的发展演变历程，其在各时代均呈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但神道思想却一直存在并影响着时代思潮，是一条贯通古今的线索。在日本政府中央集权建立初期，它为树立皇权的正统性和权威性服务，于是天皇史观成为主流。但随着体系更加完备的佛教逐渐被政府采用，神道只好退居后台完善自我。当幕府政治鼓吹神国思想时，完善后的神道则又通过对佛教的反叛回到舞台中央。而当德川幕府以儒家朱子学理论维护统治地位时，神道又再次后退并寻求与儒学的融合。等到古学和国学兴起后，它又以“尚古史观”的面貌出现，实现了对儒学的反叛。至近代，虽然西方的科学和文明思想一度占据历史观主流，但在政府推行国家主义时，神道则又藉此占据主导，摇身一变成为国家神道，实现了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反叛。因此，日本人的历史观总是由外来文化与本民族的神道文化轮流充当其主要决定因素，且二者表现出相互压制与反叛的矛盾发展特征，从而在历史长河中划出一条在二元间摆动前行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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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日本人的历史观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研究”（编号1353ZD011）和牡丹江师范学院博士启动金项目“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历史症结与历史观研究”（编号MNUB20150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房国铮（1976—），男，黑龙江牡丹江人，牡丹江师范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硕士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