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雨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0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回族新式教育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清末是回族教育改革的兴起初创阶段，回族新式学校已经出现，但数量比较少而且基本都集中出现在中国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地带；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前后是回族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阶段，各地都创办了大量的回族小学，初等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五四运动至解放前是回族新式教育的艰难推进阶段，初等教育继续发展，但中等教育经历了极大的困难，艰难前进。回族新式教育提高了回族的文化素质，促进了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回族文化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回族教育思想和人才基础。
关键词：回族新式教育；兴起；发展；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各式西方近代社会思潮，民族主义理念同期入华，“民族—国家”的近代国家构建模式成为趋新的仁人志士争相效仿的对象。待至1905年日俄战争钟日胜俄败局面的出现，更使国人以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骄傲姿态奋起直追，以民族复兴大业为己任。有着数千万之众的回族穆斯林同胞，亦愤然图强，要求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紧随时代的发展，实现中国穆斯林的民族振兴。自此，改变封闭保守的经堂教育，发展近代回族新式教育成为当务之急。
一、中国近代回族新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回族新式教育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清末是回族教育改革的兴起初创阶段，回族新式学校已经出现，但数量比较少而且基本都集中出现在中国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地带；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前后是回族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阶段，各地都创办了大量的回族小学，初等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五四运动至解放前是回族新式教育的艰难推进阶段，初等教育继续发展，但中等教育经历了极大的困难，艰难前进。
（一）兴起初创阶段（1906—1911）
在当时教育救国的大思潮下，置身于主流文化和站在时代前沿的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对民族现实的深切关注和未来发展的思考。受此影响，东南沿海及内地一些回族青年，满怀振兴民族的热情，或上新式学堂，或出国留学。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回族知识分子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创办“醒回篇”，首倡“有教育者昌，无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的思想，大声疾呼：“改良宗教，普及教育”。同年，童琮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回族教育团体“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并于镇江创办回族新式学校——穆园学堂，成为中国近代回族新式教育的开端。[1]
早期创办的回族新式学校除了童棕的穆园学堂，还有蒋森书在南京创办的钟英中学，安铭在北平创办的宛平民立初级小学，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创办的清真偕进小学及张子岐在营口创办的小学等。影响最大的，是王浩然创办的回族新式学校。
1911年，经孙中山先生同意，王浩然、马邻翼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全国性回族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2]同时，各地纷纷响应，建立支部和分会，或仿此会，成立回教教育促进会。中国回教俱进会在推行回族新式教育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回族新式教育也从民国时期进入迅速发展阶段。
（二）迅速发展阶段（1912—1919）
辛亥革命以后，回族的新式教育开始迅速发展。新式回族教育不仅在数量上有了显著增加，而且各种类型的学校都开始出现，从小学、中学教育到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从国内办学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都开始崛起。从总体上讲，新式回民教育已从兴起走向发展之路。而本阶段回族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
北京自1908年创办京师清真第一小学堂后,到国民政府成立已陆续办成12所分校。这类新式学校的建立改变了过去清真寺附设经堂，只教授教内经典的私塾式教育体制，揭开了中国伊斯兰教内教育的新篇章。
这个时期，回族社会里兴办小学之风渐盛，说明回族的思想较过去更为开放，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而各地回族新式小学的创设，为后来发展回族中等教育奠定了基础。
（三）艰难推进阶段（1920—1949）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人民群众的思想为之一新。回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参加民主革命，深感本族群众文化水平低，无论在生活上、生产上皆显落后。而已办起的回民初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不足以适应社会急剧发展上的需要。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应该进一步创办回族中等学校，以造就有较高知识的人才。全国各大城市兴起创办回族中学的热潮。但除少数属于公办或得到政府补助的回族新式中学处境较为轻松外，其余的大多数回族中等学校，皆因主办人、经费、师资等问题经历了极大的困难。因此回族中学以及师范学校的数量要远远少于回族小学的数量，发展也较为艰难。[3]
在回族中等教育中,大致有两类学校,一类是以宗教教育为主的中等学校,其中包括中学和师范专科学校,如明德中学、成达师范学校和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万县伊斯兰师范等;一类是普通中等学校,如西北中学、偕进中学、崇实中学昆仑中学、宁夏蒙回师范学校等。
二、影响
回族新式教育是回族教育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在各民族人民都积极寻求救国真理的近代，回族中的先进知识分子迎时代潮流而动，积极倡导教育，以新式教育代替传统的经堂教育，为回族子弟学习先进知识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式教育开阔了回族子弟中年轻一代的眼界，使得他们摆脱了传统经堂教育僵化的束缚，获得更为广泛、更为实用的知识。同时，回族新式教育促进了回族群众社会观念的变化。此运动的倡导者们一开始就对本民族的教育有着较深的理解，在受到东方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他们较深刻地认识到本民族教育的落后和封闭，认为这是民族落后的根源所在，提出“有教育者昌，无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的主张。[[[] 沈毅.伊斯兰现代主义与回族新式教育[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第1期).]]回族新式教育提高了回族的文化素质，促进了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刺激了回族的觉醒，为回族意识的醒提供了文化基础。另外，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回族文化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回族教育思想和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嵘.传统、创新与发展——20世纪前期（1949年以前）回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D].兰州大学，2011.
[2]周传斌著.回族教育史话[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160.
[3]李健彪.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变迁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
作者简介：王雨（1995—），女，回族，甘肃省兰州人，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