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言言
（北京市第十七中学 北京 100022）
摘要:“与民同乐”的思想,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被后世“以儒治国”的各朝代的圣贤君主和有志名士所认同并践行。欧阳修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在其被贬至滁州之后,把自己的为政理想,运用到滁州的百姓治理上,并卓有成效。其中《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与民同乐”思想，就是他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的一种表达。
关键词:欧阳修;与民同乐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以“山水乐”兴笔,以“太守乐”回笔,以乐为基调,表达了山水之乐以及与民同乐的美好图景，其中山水之乐是表象，而与民同乐才是政治理想政治信念的表达。作者用了十个“乐”字，无不体现了无限乐民、与民同乐之意。理解好文章中所提到的“与民同乐”,也就抓住了解读文章的关键之所在。
文章开篇先是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醉翁亭的湖光山色。与此同时,也欣赏到这里树木蓊郁、山势回环、流水潺潺、路亭翼然的秀丽通幽之美景。作者从动态的角度描写了一日之间朝暮景色的差异，又从代表四季景色特征的野芳、佳木、风霜和水石四种景物入手，进行景色变幻描写,突出了四季景色跌宕有致,给人带来无穷的乐趣,突出醉翁亭的自然之美，让人心旷神怡。其实,醉翁亭之美,是客观的存在，这种美的存在人人可见，却并非人人都有此等审美的眼光。惟有发自肺腑之热爱,发自心底之快乐,才会把所见之景凝练在百字左右的语段里,写成如此千古名篇。由此可见，醉翁亭的山水美景,是醉翁“乐”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醉翁乐的终极所在。因为，行文至此,作者并未停止在自然山水带给人们的“乐”上，而是又写了滁州百姓无愁事的安乐生活。你看，即使背负着也一路高歌不觉劳苦；即使赶路者也能够不急不慌在树下休息；前后呼应伙伴的人民多么的和谐有爱；来来往往的老少男女更是构成了一副绝妙的游人图。沿途络绎不绝的游人不是有权的官员、有钱的富人,他们都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大家都很开心快乐。为什么快乐呢？因为没有物质的负担,没有生活的压力，有的是生活的美好与惬意。我们对比杜甫的《石壕吏》，“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真实地描写了其在路途中所见人们的凄苦生活。诗中“偷生”二字,很好的写出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悲苦。连年征战,民生凋敝,能够苟且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错了,哪里有快乐可言。又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描述了唐代繁重的苛捐杂税迫使人民群众终年劳作、饿殍遍野，加之天灾寒暑肆虐，人们颠簸流离、十室九空。正所谓“苛政猛于虎”,此时的人们凄凄惨惨，无以聊生。如此对比之下,《醉翁亭记》中的所描述的人们生活的场景,近乎于桃花源里面的理想生活了。
对于“游人之乐”的描写,作者也并未停止在“无物质生活压力”的层级上。而是把笔触落到了更深的层次上。文中的“太守”和“游人”,在称呼上看似有等级之别,在描写宴会的场景时,却在字里行间,强调“太守”和“游人”并无分别。文中写道:“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宴会上并无山珍海味,百姓们自己钓鱼、酿酒、收野味野菜,拿到宴会上,跟太守分享。在太守面前,百姓们并无礼法之拘。有投壶的,投中多的为胜,负者照规定的杯数喝酒。有下棋的,有喧哗的，太守也没有官架子，醉醺醺坐在众人之间,看山林盛,看众宾欢。多么美的一幅图画啊。此意境无等级压迫，无生存之窘迫,无明争与暗斗，人与人之间,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另外,这个世界和陶渊明的桃花源,是十分相似的。只是,又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世界不是空想的、去了一次就不可能再找到的世界,而是他真实的营造的,真实的世界。欧阳修这位庐陵太守真正的做到了“与民同乐”。相比于山水之乐的悠然,此处的“与民同乐”,才是欧阳修这个被贬谪至此的庐陵太守,内心最大的慰藉。
“与民同乐”最早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其中孟子问齐王是独自一人欣赏音乐快乐还是和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齐王回答，不如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也就是说，独乐乐和与人乐乐、独乐乐和与众乐乐相比，后者更能让统治者快乐 。通过这种对乐的感受对比，使得统治者认识到了与民同乐才是英明的抉择。孟子认为,在那个七国割据称雄的时期,如若从七国诸侯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霸主,就势必要得到民众的拥护。而想要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得实行“仁政”,让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保障,更甚者,让人民精神生活愉悦。这样才能成就真正的霸业。如若只是君王自己快乐,而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早晚有一天,人民会奋起反抗,君王之霸业也就会轰然坍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主张，是儒家经典著作中十分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话,很好的诠释了“与民同乐”的深意。总之,在当时那个诸侯争雄的时代,“与民同乐”这一观点的提出,反映当时的“士”阶层对诸侯王的道德要求。这一观点,被后世“以儒治国”的各朝代的圣贤君主以及有志名士认同。到了宋代,文人的地位比其它朝代要更高一些。宋朝重文教,轻武事。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政权，为了不使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赵家的统治政权之内,赵匡胤为宋王朝的统治者定了“重文轻武”、“儒术治国”的基调,其影响贯穿整个宋朝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宋代文人的地位被大大的提高了,相应的,他们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有了更强的“兼济天下”的意识和责任。反映在“与民同乐”上,就是其要求的主体,不再是只有君主本人,还有千千万万的在朝为官的士大夫们。与欧阳修一样具有国民意识、大局意识的还有范仲淹，他在其名篇《岳阳楼记》中就发出了同样的呐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是王的天下，也是百姓的天下，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古代有志文人不可磨灭的理想之精神。这种精神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反响。他们以此为自己的理想，也在现实中不断的践行这种理想。欧阳修就曾在《丰乐亭记》一文的结尾写道:“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业”。此话印证其在《醉翁亭记》中所表达的政治理想,以及“醉翁之乐”的根本原因在于“与民同乐”。总之,几千年之前,由孟子提出的“与民同乐”的观点,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后世各个朝代的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且其道德主体不再局限于古代的君主,而是扩展到了为政一方的士大夫这个更大的群体。
《醉翁亭记》这篇文章写于欧阳修被贬滁州的第二年。当时宋王朝政治体制出现了诸多问题，机构臃肿、腐败奢靡、军费开支浩大，百姓不堪重负等。仁宗宝元、庆历年间与西夏发生战争屡遭失利、国内民变四起、哀鸿遍野。在这种内忧外患的逼迫之下,仁宗推出了“庆历新政”。但是改革之事,在中国历来成功者多,失败者少。又因为弊病沉疴已久,改革历程一波三折，范仲淹等人备尝艰难，但毁谤新政的言论日益激烈，致使仁宗彻底放弃新政,欧阳修也因此遭到贬斥。面对新政的失败，欧阳修写道:“阳城淀里新来雁,趁伴南飞逐越船,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诗中反映了欧阳修愁苦异常乃至夜不能寐,明确的流露出遭贬谪之后悲伤、愁苦的心情。到任之后,官场的失意、理想的破灭使得他他倍感压抑，胸中的块垒难以排解, 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能像古人一样寄情山水来消愁遣怀了。在丰山、琅琊诸名胜之地,探寻风景胜地,印下他深深的足迹。只是,对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且有社会责任和担当的宋代文人来说,他真的能陶醉于山水之乐,而忘情世事吗其实不然,他不可能甘心只是沉溺于寄情山水的。只是因为奸佞当道,朝政清颓,他的轻徭役、除积弊等政治主张难以践行,这才寄情山水,发泄愤懑。但是,欧阳修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未一味的沉浸在这愤懑之中,而是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运用到治理滁州上来。
欧阳修幼年丧父，刻苦勤奋,饱读诗书,23岁考中进士,并以文章名冠天下。儒家的治国思想、为官之道早就浸透到了他的灵魂深处。他被贬到滁州做太守之后,实施“宽简”政策，和孟子提倡的“民为贵”的观点如出一辙。对待百姓不是欺辱和压榨,而是宽容且担当，为民谋利纳福。治理滁州一年有余,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州郡平安、百姓安乐。在此期间,他又趁冬闲之时,带领几万百姓,修建了滁州城墙。为了加强滁州的兵防,又亲自监督操练民兵。对此，他在写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颇有些夸耀的说道:“小邦为政期年,粗若有成,故知古人不惑小官,有以也”。对于欧阳修来说,虽不能“兼济天下”,但能够“独善其身”,造福一方,也是一件极其快乐和满足的事情。据史书记载,欧阳修被贬滁州的那段时间,大宋王朝正值衰竭没落、民生艰难之时。幸运的涂洲百姓在这位“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的太守治理之下,能够免于苛政杂税,免于颠沛流离,过着安稳的生活，正是欧阳修等心系百姓，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现实实践。面对如此合乐的景象,欧阳修仕途上的烦恼和艰辛被精神上的愉悦所安慰。如果说对自然界的山水感发,仅仅是作者愉悦的表层原因,那么,隐藏在深处的快乐,就是对滁州百姓丰衣足食的陶醉,难怪作者对此深感“乐亦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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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言言，女，1988-，山东济宁人，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北京市第十七中学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