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 李学勇 吴梅 沈廷强 马绍冬
楚雄市人民医院 云南楚雄 675000
【摘要】目的 探讨传统中医药对疫情防控的作用，为下一步如何让中医药在新型疫情防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参考。 方法 对中国历史上暴发的大规模疫情进行梳理、统计、分析，同时探寻中医药在历次疫情防控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有效做法。 结果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综合分析出中国历史上中医药对疫情方面的有效方法，对疫情的中医药防控治疗原则、方法进行归纳整理，提出如何建立在新型疫情中的中医防控体系，对下一步如何让中医药在疫情防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进一步思考。结论 中国传统中医药对疫情防控作用明显，病前能够有效预防疫情，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病中能缓解症状，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病后能够促进恢复期人群机体康复。
【关键词】中医药；疫情防控；作用研究
自2019年12月我国湖北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以来，据Worldometers世界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3月1日7时，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COVID-19）病例超过11466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54.2万例，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00万例的国家达21个，783个国家病例超10万例。美国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超过2924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52.2万例。与疫情早期相比较，特别是在积极应用新冠疫苗以后，全球疫情防控工作呈现积极向好的态势，但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疫情反弹风险不可忽视。
2020年1月2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中发布了新冠肺炎的中医药治疗方案，至今已更新至第八版。其中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医治疗方案比例明显增加，中医治疗方案中不仅有辨证论治内容，还推荐了相应的中成药治疗，尤其对重症和危重型中药注射剂具体用法用量作了推荐。部分地区的中医药参与救治比例超过三分之二，国家有关部门披露的临床实践数据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效果良好。那么，中国传统中医药（包括民族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一、中医对疫病的认识：
中国传统中医药（包括民族医药）在悠久历史中形成了自己对疫病的独特认识，拥有一套完善的防治理论，在长期与疫情的抗争中积累了许多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中医认为：疫病是具有特异的致病因素“疫疠时邪”的一类特殊疾病，包括戾气、疫气、疠气、时气等。多具有传染性、流行性、季节性和地域性，并有症状相似、起病急、传变快、病情重等特点。在先秦著作《礼记·月令》中有：“民殃于疫”，“民必大疫，又随以丧”，东汉《说文解字》提出：“疫，民皆疾也”，说明疫病具有广泛性和流行性的特点。而在《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中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明确提出了疫病的传染性，指出疫病具有症状相似的特点。明·吴有性《温疫论》曰:“时疫能传染于人。”，“病偏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清·熊立品《瘟疫传证汇编》曰:“阖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说明疫病具有季节性。杨栗山《寒温条辨》曰:“凶年温病盛行，所患者众，最能传染人，皆惊恐呼为瘟疫。”指出疫病具有季节性、起病急、传变快、病情重的特点。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及临床疫病所表现的病邪及证候性质的不同，中医大致可把疫病分为“温疫”和“寒疫”两大类，温疫指其病邪及证候性质属温热，可包括湿热疫、燥热疫、暑热疫等类型；寒疫指其病邪及证候性质属寒，可包括风寒疫，寒湿疫等。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病名，如：鼠疫、疟疾、霍乱、大头瘟、烂喉痧、痘等，一些病名沿用至今。
二、中国疫病流行情况：
根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的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暴发过1400多次瘟疫，大规模的至少发生过321次。这还是大的史籍所记载的，地方府志记载的疫情就远不止此数。
关于疫病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在其中有“疾年”的记载，指疫病多发的年代。周代《礼记》中“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赵世家》“惠王二十二年，丙寅年，赵国大疫流行。”东汉时期《论衡》“饥谨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病，干户灭门。”，《伤寒杂病论序》:“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寰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三国时期著名的“建安七子”有五位死于瘟疫。
隋唐宋时期，据《隋书·炀帝纪》所载：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又据《宋史·仁宗纪》所载：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元史·五行志》说：由于连年大旱，导致“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续名医类案疫门》记载：“南宋宝庆二年，丙戌年，元，下灵武，既而军中病疫，服大黄辄愈。”
明清时期的疫情流行相当严重。据《温疫论·原序》中记载:“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而在清·余伯峋《鼠疫抉微》中记载：“鼠疫初名核瘟，同治间安南已有是病，于光绪己丑.辛卯间由安南传之广西，壬辰.癸巳岁渐传之广东之高州，患疫而死者数万，甲午岁传之广州，死者五.六万，乙未年高州又起，钦廉亦相继而作。”另自万历年间开始，华北地区暴发鼠疫，崇祯十六年鼠疫蔓延至北京，《明史》记载当时京城“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据研究者推测，光是万历至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规模暴发的鼠疫，死亡人口就超过1000万。而帝制时代的最后一次瘟疫，是1910～1911年间，在东北的满洲里.哈尔滨.山东等地爆发的鼠疫，这也是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鼠疫，导致6万多人死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陆续发生过四次重大的疫情。1957年，“亚洲流感”在贵州爆发，很快蔓延到国内各个省市自治区和其他国家，导致国内各省市自治区25万多人患病，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流感疫情。1968年，香港爆发“香港流感”，疫情从1968年持续到1970年，在世界范围内造成100万-400万人死亡[29]。2002年11月，广东爆发非典型肺炎，疫情波及我国内地24个省市区的266个县市区及国外32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死亡率超过了10%。2019年12月，湖北武汉市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很快波及国内其他省市自治区，目前,全球已有200多个国家爆发疫情，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
三、中医学对疫病流行原因的认识：
中医学认为：疫病属急性外感疾病的范畴，致病主因为外感疫疠时邪，其发病和流行原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可包括个体因素、气候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等。
（一）个体因素：
中医学认为疫病的发生与人体正气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内经》所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明·吴又可《温疫论》说：“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明·张景岳《景岳全书·杂证谟》也指出“瘟疫乃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则邪不可干，自不相染。”说明人体正气不足，防御力低下，则疫邪容易侵入人体，导致疫病的发生及流行。隋·巢元方《诸病源侯论》提出发病是“岁时不和温凉失节”，病因是人感“乖戾之气”，病变特点是“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治疗上“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除之”。
（二）气候因素：
历史上的疫病大流行，大多与气候的变化、季节的交替有关。西周的大疫灾，发生在春夏之交。春秋时期有5次大疫灾，都发生在春季或夏季。东汉时期，有7次发生在春季。隋唐五代有12次发生在春夏交替前后。元代人疫灾有1l次发生在春夏之交。明代大疫灾约50余次发生在二月.四月至六月间。清代发生更有110次发生在春季。[30]在《礼记》中就多次提到疫病发生与季节气候的关系，如:“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秋行夏令，民多疟疫”，“果实早成，民殃于疫”，“民必大疫，又随以丧”等。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也提到:“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认识到气候的反常可以导致疫病的发生。这也说明因气候变化，“戾气”容易侵入人体而发病。
（三）社会因素：
1.人口迁徙：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疫病一旦爆发，容易随着流动的民众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如秦朝统一后先后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移民，造成了当时的疫情大流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三十年春，关中大疫。”南宋时期大批人口为避战乱，渡河南下也把疫病传染给了江南民众，《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同时，还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明清时期政府更执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造成大批流民背井离乡客死于路，这也是造成了明清时期疫病高发的直接因素。
2.战争：主要是战争过后，尸体横野，污染水源和环境，容易引发疫病；战争还导致大量的灾民逃难，由于气候、饮食等方面的差异，流民不适应当地的环境，极易出现疫病。据《三国志》记载三国时期：“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曹操在兵败北撤后，也曾感慨道：“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说明三国时期的战乱，也是造成了疫病大流行。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期的主要战场江南地区，也暴发了一场规模罕见的瘟疫，这是清代江南地区疫死率最高的瘟疫。当时战事频繁，太平军、湘军、流民、难民等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原本富庶的江南地区生存环境恶化，最终引发多种瘟疫，死亡人数高达320万～600万。战乱导致的疫情，也是与战乱时期难民增加，人口流动频繁有关。
（四）环境因素：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是说每逢重大自然灾害之后，由于正常生活环境被破坏，因而造成灾区大规模流行病、传染病、食物中毒等疫病的暴发流行。南宋名臣真德秀就曾因为当时泉州的臭水沟而发文《开沟告诸庙祝文》称：“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燕为病疫。”同时，封建社会时期的卫生条件医疗技术条件很低，每当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后，人们很容易感受疫气，在大范围地区内爆发疫情，自然灾害之后引起的人畜死亡，大量尸体没有得到及时的掩埋处理，导致环境的污染，水源的污染，使得大量蚊虫肆虐，传播疾病，从而极容易出现肠炎、痢疾、霍乱等传染性疾病。除此之外，由于灾后大量的人口聚集在小范围内生活，这时也是疫病传染的重要原因。
四、中医药对疫病防治方法及作用的概述：
中医在疫病防治中起到的作用从古至今从未缺席，中医在治疗上的主要核心，是在治疗的基础上还有预防功能，同时使患者的肌体抵抗力也大大的增强，还能有效的降低疫情死亡人数，能治疗大部分的轻症患者，缓解重症患者体内的病毒扩散，所以中医在防疫情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病前预防方面的作用和代表方法：
1.提高个体免疫：中医学在2000多年前就奠定了“治未病”的预防医学思想，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是中医学“治未病”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素问·刺法论》中强调:“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染易者?…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都是中医预防疫病的理论基础及指导原则，与现代传染病学提出预防传染病的主要措施：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近似。
2.免疫预防：中医学早在晋代葛洪《肘后方》中就记载了以狂犬的脑敷治狂犬咬伤的方法,是古代中医学免疫思想的体现。
在明代，种痘预防天花，受到广泛的注意，据明·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宁国府太平县”，并“由此蔓延天下”。清代，《种痘新书》记载:“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后来,人痘接种法传到欧亚各国，为消灭天花病毒贡献了中国智慧。
3.药物预防：早在《山海经》中就载有预防疫病的药物和食品，如“箴鱼食之无疫疾”。到隋朝巢元方《诸病源侯论》更明确提岀对伤寒、时气、温病等可“预服药”以预防。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防备之”。其书中载有36首辟疫方,其在雄黄丸方下记载了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的大疫:“太岁在酉,疫气流行者极众。”雄黄丸以18味药研末，蜜丸装袋佩戴，“入山能辟虎狼虫蛇，入水除水怪蛟蜃。”该书预防疫病药物的使用方法中，除了佩戴外，还有口服、烟熏、粉身、身挂、纳鼻、浴体等；剂型除蜜丸外，还有汤剂、散剂、膏剂、酒剂等。《千金要方》还有太乙流金散、赤散、雄黄散、金牙散、杀鬼烧散、虎头杀鬼丸等预防瘟疫病的药物。元·滑寿《麻证全书》提出在麻疹流行期间用消毒保婴丹代天宣化丸来预防麻疹发生。
4.驱除病害：传统中医药相当重视消灭病虫害以预防疫病，并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方法。历代本草书中记载了用牛扁、百部、白矾、轻粉、雌黄、草蒿、藜芦等药物杀虱子及虮子，用芸草、菖蒲等药物驱杀跳蚤。在周代就设有专职的除害防疫人员，运用各种药物驱杀虫害。在敦煌石窟中还保存着“殷人熏火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熏的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明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把“蝇、蚊、虱、蚤、臭虫”列为夏日“五大害”,为人们驱杀的对象。如对苍蝇，人们为防止其污染食物，早就普遍采用了食罩，此外还使用蝇拂、竹帘等以驱蝇、防蝇，并用一些药物擦拭器具以辟蝇。历代本草书中还记载了用百部、苦楝孑、藜芦、矾水、藁本等药物灭蝇，用皂荚、草乌、芥子等药物灭蛆的方法。对于蚊子的防范，后汉时期古人就普遍使用蚊帐，还有用药草烟熏驱蚊的方法，如《月令辑要》引述:“浮萍阴干和雄黄些少，烧烟去蚊”。南宋时南昌地区已有专门从事“货蚊药以自给”的店家，说明当时蚊药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清代刘奎的《松峰说疫》中记载“透顶清凉散，凡遇时令不正，瘟疫流行，人各带之，或嗅鼻，可免侵染。”《松峰说疫》中还记载了用屠苏酒方、麻豆投井方、苍术、贯众、赤小豆等进行饮用水的消毒。书中还载有避瘟方65方,使用方法有内服、纳鼻、取嚏等不同,其中不少预防疫病的方剂为其自创,对现代传染病的预防这些方剂仍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5.其他还包括：
1.政府隔离：西周，出现隔离病人的防疫措施；秦朝，《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有防治传染病的法律条文；西汉后期，政府对疫病患者进行隔离，并建立救治机构，“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南齐设有“六疾馆”，隋唐时期设有“药坊”、“病坊”，寺庙也收治病人；宋朝开始探索瘟疫流行的原因，注意到自然环境和疫病之间的关系，重视城市卫生建设，建立规范的医疗救助体系，充分发动民间力量防疫。
2.公共卫生：地方官员组织人力清理污水，疏通井渠河；大灾后及时掩埋尸体，采取土方法预防疫病。同时注意饮食卫生、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等不一而足。古代对疫病预防涉及环境净化、养生摄身、接种预防和情志调节等方面，有烧熏、悬挂、佩戴、涂抹塞鼻、取嚏、涌吐、点眼、洗浴、粉身、熨法等十余种预防方法，并综合个体体质、发病环境、时令季节等。
（二）病中治疗方面的作用和代表方法：
1.内治法：
疫病初起治疗代表方剂“银翘散”，来自于清·吴鞠通《温病条辨》，功能能疏散风热,辛凉透表,清热解毒，用于风温热病初起，现代研究表明该方有很好的抑制流感病毒和疱疹病毒作用。现代临床常用于发热性疾病的初起阶段,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诊疗方它的身影。疫病入气分治疗代表方剂“达原饮”，出自明·吴又可《瘟疫论》，功能调畅气机,透达膜原，主要用于疫病邪入气分阶段。疫邪在半表半里之间的代表方剂“小柴胡汤”出自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功能和解少阳，多用于疫病处于半表半里阶段。而在疫病由气入血阶段的治疗代表方剂“清瘟败毒饮”，出自清代温病学家余霖所著的《疫疹一得》，功能大清气血方，“清瘟败毒饮，治一切火热，表里俱盛，狂躁烦心。口干咽痛，大热干呕，错语不眠，吐血衄血，热盛发斑。不论始终，以此为主。”此方清解气血热毒之力尤为突出，可泄十二经之火，是“气血两清”的代表方剂，清瘟败毒饮具有清热解毒，凉血解毒之效，主治瘟疫热毒，充斥内外的气血两燔证。疫邪侵入营血后的治疗代表方剂“犀角地黄汤”，出自《瘟疫论》，功能清气凉血，用于气血两燔之发斑，现代临床主要用于血分热盛，邪入营血证。
其他一些专科专病治疗方剂如：李东垣《东垣试效方》普济消毒饮：“大头瘟者,此天行之疠气也。…不速治,十死八九,宜普济消毒散。”功能清热解毒，疏风散邪，是治疗大头瘟病（流行性腮腺炎）的常用方。“麻杏石甘汤”出自《伤寒论》，功能辛凉宣泄，清肺平喘，该方有镇咳平喘.抗变态反应以及抗病毒抑菌等作用，临床常用于治疗流感.麻疹.冠状病毒肺炎等属表证未尽，热邪壅肺者。温病名方“甘露消毒丹”出自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五·疫证》：被王士雄誉之为“治湿温时疫之主方”，方能治疗湿温时疫，湿热并重之证，为夏令暑湿季节常用方，现代临床常用于治疗肠伤寒.急性胃肠炎.黄疸型传染性肝炎.钩端螺旋体病.胆囊炎等证属湿热并重者。
其他专药治病包括：青蒿治疟疾：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屠呦呦教授借以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研发，主要也是受到其中提到的青蒿一握绞汁服的启发。
2.外治法：
香薰消毒：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有在瘟疫、咳嗽、诸虫伤等病症中都有以香熏为代表的外治方法。熏烧中药具有“杀百毒、避百邪、杀虫饵”的作用。所用药物中以沉香为最，亦可加艾叶、丁香、苍术等。
药物涂抹：多采用芳香辟秽解毒的药物如藿香、菖蒲、艾叶、苍术、草果、白芷、冰片等制成鼻剂给药。雄黄散(雄黄150克、朱砂、苍术菖蒲、鬼臼各60克）研细，水调涂五心、额上、人中及耳门等处，特别涂于面鼻等处，有防止呼吸道传染病的作用。
药囊佩戴：以芳香辟秽解毒为原则；采用芳香化湿的中药，如雄黄、雌黄、菖蒲、藿香、苍术、草果、艾叶、冰片、蚤休、丹砂、矾石等制成香囊，佩戴于胸前或臂上及门、床帐前，起到预防作用。
穴位贴敷、膏剂：在《外台秘要》中用雄黄散外敷涂搽作为辟瘟方，同时根据症状不同，病程不同，做成贴剂膏剂等敷于辩证后的学位起到相应的化痰止咳平喘，解毒通络的作用。
其他：熏蒸、针灸、拔罐、穴位注射等中医外治疗法对人体的免疫系统有双向调节作用,在治疗对症相应疾病，改善机体功能的同时，还能调理脾胃，缩短病程，加速病后康复。
（三）病后康复方面的作用和代表方法：
中医讲究顺其自然，譬如“一身正然浩气，则鬼神不侵”，达到与自然一般的开拓心境，就能促进病后康复。中医药能够有效缓解症状，能够减少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能够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能够促进恢复期人群机体康复。
1.情志方面：情志康复是指对疾病过程中和疾病恢复期病残者的精神调摄，以及医生以某种言行控制其病态心理而达到心身康复的一类方法。多让患者保持乐观欢愉的心态，能安定神气，使气血营卫畅通无滞，促进健康。同时避免情志刺激，增强病残者的自控能力，尽量减少各种情志刺激因素，建立新型的医患关系。在心理治疗方面，中医学也有据可考，明·吴昆《医方考》中记述：“情志过极，非药可愈，须以情胜。”金．张从正《儒门事亲》：“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
2.饮食方面：饮食方面的康复是通过进食由食物，或食物与中药相配合，经烹调加工而制成的食品（药膳），达到防病治病，调养心神，保健强身，延年益寿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如：《素问·脏气时法论》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而在历代医书中，食疗的记述相当普遍，象我国第一部药物专著《神农本草经》就十分注意收载能补益强身，防老抗衰的食物，如薏苡仁.枸杞.大枣.茯苓.鸡.雁肪.蜜.藕.莲子.胡麻等。《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许多简.便.验方中，属于食疗的不少，对饮食卫生与禁忌的记载也较详细。《千金要方》首先把“食治”立为专篇，指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
3.传统运动疗法方面：我国传统运动疗法即古时称为导引术，强调意念锻炼和意念引导呼吸，引导肢体活动相结合。常用方法有气功、五禽、.八段锦、太极拳、太极剑等，以活动筋骨,疏通气血,调节气息,来畅通经络,调和脏腑增强体质,达到治病强身的目的。实践证明这些传统运动疗法在防治疾病方面有重大价值，已成为国内外广泛采用，是疫病后期重要的康复措施之一。
4.中医传统物理疗法方面：中医传统物理疗法以砭.针.灸.导引.按摩等五大治疗手段为基础，还包括香薰.汗蒸.足疗等，以经络学为指导，结合患者的病症进行调治以达到康复疾病的目的。如《韩非子·扁鹊见蔡桓公》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个人觉得这是见过最早的劝人刮痧，疾在腠理，那么刮两下子不就好了吗？非要拖到深入脏腑骨髓没救了 。
五.对下一步如何让中医药在疫情防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进一步思考
中医传承发展方面：首先要坚定文化自信，以传承为根基，强化中医思维。深入挖掘中医药疫病防控相关理论，包括五运六气等在疫病预警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温病的理论和实践应用，并积极挖掘民间或传统的有效防控疗法，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可及的疫情防控技术和方法，并为相关的决策判断提供参考依据，不断提高防控综合水平。
中医药创新方面：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以创新为动力。在探索中医药优势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和传统中医药的有机结合，推动中医药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创新。积极研发新型中药制剂，加强实用性研究和临床应用评价。深化改革创新，大力推进院校教育改革，把现代高等教育和中医师承教育的优势相结合，把优秀的学术.临床经验等挖掘出来，为进一步传承研究提供基础。
中医文化普及教育方面：大力弘扬“治未病”的理念，防患于未然。在如今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下，更要强化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以中医药为主体的传染病防控体系，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教学制度改革力度，更加注重中医药人才“治未病”能力的培养，增强其在重大传染病的防范意识和工作能力。
许多的成功治疗案例证明，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医药疗效显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面对新型疫病，中医传统的治疗总则“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依然具有良好的效果，对未知疾病的处理仍具相对的优势，其辨证方法对新型疫情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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