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晓镜1 王欣1 安英红1 赵贵彩1 李振旭2 赵贵彩
（1邢台学院 2邢台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社科基金“新时代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生成机制及培育路径实践研究”（HB20HY028）阶段性成果
摘要：察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是全世界最早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察举制度选拔科目的制定中，有较多的内容涉及到国家认同方面的教育，本文从“孝廉”、“贤良方正”、“明经”、“明法”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说明。
一、察举制度概述
西汉时期，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汉武帝时，有关“察举制”的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制度逐步完备[1]。其后，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推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下层人士有了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
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二、“孝廉”常科
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2]。“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这表明，“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
“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
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东汉和帝（公元89年—105年）时期改以人口多少为举荐基数，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岁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岁举六人。
三、“贤良方正”科
“贤良方正”始置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3]。“贤良方正”即是品行高尚之人，此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州牧、郡守等。被举者皆由汉文帝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四、“明经”科
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明经”就是通晓经学。秦朝就有此科，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其实，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汉代的读书人无不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汉代许多名臣，如孔安国、贡禹等都是明经科出身，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明经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可见经学在汉代察举制中地位之重要。
五、“明法”科
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选官时既选拔通晓儒学的儒生，也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因此设立“明法”一科，作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汉武帝时令举“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这是设“明法”科的开始。在此之前，汉初就开始招天下明法之士，辅佐以法治理国政，可见朝廷对律令的重视。由于通晓律令而以明法入仕、位至高官者，汉代不乏其人。如：郑宾位至“御史”，陈咸、陈忠位至“尚书”，吴雄位至“司徒”。郭射“家世掌法律”，世代通晓律令，有七个人当上廷尉，即国家最高司法审判官。
参考文献 ：
[1]许为.“以名入仕”与“以文取士”人才选拔制度比较——以察举制和科举制为中心[J].领导科学,2019(18):60-62.
[2]曹婉丰.从“孝悌”到“举孝廉”——略论汉代政治与伦理的同构[J].现代哲学,2020(06):142-147.
[3]汉代的推荐制度[J].学语文,2015(0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