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蓉1,2，田兴斌2*
1.贵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省 贵阳市 550025；2. 铜仁学院 国际学院，贵州省 铜仁市 554300
摘要：《喜福会》曾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旋即改编为同名电影，影响深远。从解构主义角度对小说中东方主义的解读可以挖掘更多的文学内涵。从表面上看，这部小说似乎完全属于东方主义，但是细读文本，便会发现其中不仅蕴含着对东方主义的建构还包含着对东方主义的解构。
关键词：《喜福会》；东方主义；解构主义
《喜福会》一书曾连续八个月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被译成25种文字在全球发行，随后又被改变成为同名电影，且广受好评。谭恩美也因此声名鹊起，赢得了多个奖项，受到美国主流文学界的关注，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谭恩美与任璧莲、李键孙、雷祖威被称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四人帮”。目前学界对《喜福会》一书的研究多集中于母女关系的描写以及对小说中的东方主义的建构。从解构主义角度解构《喜福会》中的东方主义，有助于发掘更多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内涵。
一、东方主义思想概述
东方主义或译为东方学，最早可以追溯到 1312 年。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文学理论家、批评家萨义德 于 1978 年完成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将西方的东方主义叙事追溯到了古希腊时期，并回顾了自 14 世纪以来西方东方学的发展，认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东方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严格的社会科学。
萨义德在书中指出，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西方对于东方的叙述完全是出于想象。从西方为世界中心的观点出发，西方认为自身是发达的、文明的、高级的，而东方是不发达的、野蛮的、低级的、沉默的。西方与东方是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东西方世界的关系中，西方总是叙事者，而东方是被叙事者，是西方世界眼中虚假的、错误的东方。西方的东方主义叙述，目的就是确认西方在世界的中心地位。于是，东方主义的各种文本致力于构建卑贱的东方形象，突出高贵的西方形象，从而实现西方对东方的霸权统治。东方主义者通常采用二分法来突出东西方差异，前者的特征被定格为暴政、女人气的、重感性的、无道德的、落后的，而后者定格为民主的、男性化的、重理性、讲道德、进步等。在东方主义中，零星的观察结果经过总结而被当作典型，最终上升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概念化的定型（刘海平&王守仁，2002）。于是，皈依基督教的陈查礼和无恶不作的傅满州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极为流行的华裔形象。《喜福会》之中也随处可见东方主义的书写，但文字背后可见其被解构的踪迹。
二、解构主义概述
二十世纪德里达提出解构这一理论，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对立，主张对语言与文本的深层解构。这一理论冲击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解构主义倡导去中心、去权威，对现行的意识形态、既定秩序、人们的思维定势等，甚至是人类现有的一切知识体系均持有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小说中通过凸显母亲们的高大形象、刻画女儿们的正面形象和女婿们的负面形象、彰显中国大陆的正面形象，以及书写美国主流社会的负面形象实现了对东方主义的解构。
三、《喜福会》中对东方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东方主义者将亚洲包括中东的一大块区域称为“东方”，并产生了一个原型意义的东方人的形象，即生理上劣等和文化上的落后。这个东方是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是等待西方人去统治的、软弱的、具有女性气质的东方，是一个不开化、没有防御能力的、仅仅为西方而存在的东方。这个概念一直以来深入人心，为西方普遍接受。
在谭恩美的笔下，亚洲男人被描写成从无能者，而亚洲女人则除了性之外什么本事都没有，无论是男人和女人都是在白人男性气质的定义中生存。比如通过母亲一代的生活构建起了西方世界中的东方中国。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家是非常重要的，做什么事情都是以家为单位，在家中父权至上，与此同时，父权家长制形成了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在西方人的意识观念中，整个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的。《喜福会》红烛一章中琳达在只有两岁时，在既没有完全语言能力表达独立思想也没有清晰思维能力的辨别是非的情况下，便被父母送到山西黄家做童养媳。琳达在长大后即使知道自己要嫁给一个多么糟糕的男人时，也不能违抗父母的旨意，只能认命。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女人没有自由选择夫婿的权利，若是违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是伤风败俗之人。当时乡下的老式家庭中都恪守这样迂腐陈旧的观念，琳达作为深受毒害的妇女代表。作为童养媳的琳达在自己家中就已经被视为一个外姓人。在她十二岁的时候因为天灾不得不去黄家过起了真正童养媳的生活，即服务于黄家，照顾丈夫和公婆，承担起传宗接代的责任。
在小说中，谭恩美是这样描写琳达的丈夫天宇的：丈夫的举止十分的霸道，就像个大军阀似得，他千方百计地要逼我掉眼泪。作为童养媳，琳达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她依附于她的丈夫，甚至是整个黄家生存。因为日本人的侵略以及父权家长制的影响，她无法逃离，只能渐渐习惯在黄家的生活。之后，黄太太把我领到厨师和仆人工作的地方，所以我清楚了我的地位，过了一段时间，我认为这样的生活并不糟糕；我认为天宇就是我的天，他的任何想法都比我的整个人生要重要，黄太太是我真正的母亲，是我想要取悦的人，是我要无条件顺从的人。
通过细读文本，在父权家长制的家庭背景下生存的琳达的形象以及她的苦难人生跃然纸上，体现了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除此之外谭恩美笔下的东方男人，在父权家长制的家庭里，身份和地位明显高于女人，但是在西方人看来，亚洲男子也是缺乏男子气概的，常被认为是女性化的、阉割了得、专搞同性恋的他者，否定了居于很高社会地位的男人，彻底颠覆了全部中国人的形象，从而提升了西方的整体地位。
That night I sat on Tyan-yu’s bed and waited for him to touch me. But he didn’t... He had no desire for me, but it was his fear that made me think he had no desire for any woman. 无论琳达怎么做，天宇都不碰她，天宇对她没有欲望，这让她不禁怀疑天宇对所有女人都不感兴趣。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就像姐弟而不是夫妻。在琳达想要逃离黄家，设局说一个怀孕的仆人怀的是天宇的孩子，天宇也没有反驳”。不仅是女人，在谭恩美笔下，亚洲男人形象也流露出浓浓的东方主义色彩，这不仅体现在红烛这个故事中，在伤疤一节中也有体现。
安梅的母亲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大户人家，虽然居住在农村但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知书达理，是一个读书人明媒正娶的姨太太。但在丈夫暴毙之后，安梅的母亲带着一双儿女寄居在自己母亲家中。祸不单行，在一次游湖时，安梅母亲不幸被来自天津的商人吴青看中，被强奸后，被迫成为四姨太太。本可以守住清白，和儿女在母亲家中生活下去的，但是这样不幸的遭遇使她不得不远走他乡，沦为身份低微的生育工具。无论是在邻居眼中还是在家人眼中，安梅母亲都是一个不守妇道、让家人蒙羞的孽子，以“鬼”的身份被当做典型教育后人。安梅的外婆生病时，安梅母亲守着所谓的孝道，割肉煮汤，作为治疗母亲的药。在为外婆送终之后，安梅母亲在自己哥哥的拳打脚踢中带着安梅远走他乡，成为了吴青的四姨太太。对安梅母亲生活经历的描述体现了浓浓的东方主义色彩，构建出安梅母亲作为父权家长制家庭中的女儿、封建婚姻中的妻子以及吴青的四姨太太三种身份。
除了对东方主义的建构，《喜福会》中也体现出对东方主义的解构。通过女儿们回国时的描述，中国的正面形象被树立起来。比如在a pair of tickets中，吴精美代表她已离世的母亲回国探亲，见到了她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姐姐，在姐姐为她安排的房间中休息。The rugs, drapes, bedspreads are all in shades of taupe. There’s a color television with remote-control panels built into the lamp table between the two beds. The bathroom has marble walls and floors.....”对房间配置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和传统西方人意识形态中的中国天差地别，美国主流社会眼中的中国代表着贫穷、落后、愚昧、野蛮、肮脏，而在谭恩美笔下的中国已不是那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国家，这是对东方主义的一种解构。I can feel the skin on my forehead tingling, my blood rushing through a new course, my bones aching with a familiar old pain. And I think my mother was right. I am becoming Chinese.吴精美不停地感受到祖国母亲的那种亲和力和强大的力量，她的血液已经完全与祖国母亲的血液融为一体。此时的中国物质文明发达，西方人对中国大陆的东方主义观念终被解构。
在《喜福会》中，既描写出像吴青和天宇这样生活在父权家长制家庭中的中国男人虽地位远高于中国女人，主宰者女人们的命运、生活，也揭示了女儿们的美国丈夫们的负面形象，反映出西方男人也并非完美，从这一角度解构东方主义。小说《喜福会》中，母亲一代在中国饱受父权家长制封建思想的束缚，有着不堪回首的苦难人生。但是女儿们都是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在这个看似美好的社会中，作为少数族裔的女性仍然难以摆脱男权制的困扰。谭恩美呈现了柔弱的家庭型和干练的事业型的华裔女儿一代形象，但是白人男子依旧用自身惯有的东方主义情结去界定婚后生活模式，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眼光看待两性关系，她们依旧是他们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精神和人格，在家庭生活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比如丽娜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事业型女强人。她与哈罗德发生了办公室恋情，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帮助丈夫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两人做相同额度的工作，但是丽娜的工资只有哈罗德的七分之一，甚至不如普通的白人员工。夫妻两的生活开销又采用平分记账的方式，这就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平。哈罗德在公司经营困难时常拿妻子撒气，两人婚姻面临危机。在危机面前，丽娜在母亲的暗示下向丈夫明确表示今后拒绝平分记账的生活方式，这也让丈夫感慨我们的婚姻基础，要远比这些帐单多得多。丽娜用自己的勇敢与刚毅震慑了丈夫的自大与狂傲，既为自己争得了平等权力、挽救了婚姻，也让哈罗德不得不对自己刮目相看，粉碎了他的东方主义观念。在小说的结尾，经过打拼的丽娜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吴精美通过奋斗作了自由撰稿人，微弗莱不但击败了众多美国人捧回了许多棋类大奖，而且还成为一名税务人员。可见，在与女婿的交锋中，女儿们已完全摆脱西方人眼中的柔软无知、观念陈旧、行动迟缓、落后愚昧等刻板印象，转而呈现果敢、坚决、自主、睿智等正面形象，而女婿们的自私虚伪，盛气凌人，傲慢自大等负面形象，东方主义意识被解构。
五、总结
作品中谭恩美通过描述母亲一代千辛万苦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一代的身上，可是望女不成凤的残酷现实所造成的母女两代人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以及女儿们的现实生活遭遇恰是从现实角度暴露出少数族裔移民家庭在男权制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所面临的尴尬境地，这是对东方主义的颠覆与解构。东方主义中对美国华裔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东方主义也是阻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原因。随着当今全球化的发展，东方主义会以更巧妙的方式出现，这就需要更多的华裔作家的努力，解构东方主义，消解它对中西文化融合的不利影响，从而更好地推动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enguin Books, 2006. 1-288.
[2]张军. 谭恩美《喜福会》中“东方主义”的解构路径及其背后的多重符码[J]. 外语研究，2018.
[3]赵青. 谭恩美 《喜福会》 中东方主义的建构、解构及超越[J]. 湖南社会科学，2011.
作者简介：原蓉，1995，女，山西晋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贵州大学、铜仁学院。
*通讯作者：田兴斌，1961，男，贵州铜仁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与跨文化交际，铜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