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区营造经验及其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启示--中国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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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社区营造经验及其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启示

发表时间：2021/5/17 来源：《基层建设》2021年第2期作者：李昕昊

[导读] 摘要：自 2013 年第一次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以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

        江南大学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自 2013 年第一次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以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仍存在部分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的政策执行不到位、资金投入不足、农民参与被动、机制低效与缺乏等问题，探究了台湾地区农村“社区营造”的政策演变，并对其实践进行经验总结，针对我国目前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现状提出对策建议：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多方协作共治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设施；强化宣传教育，促进农村环境意识创新；完善机制，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期为全力打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提供路径选择。
        关键词：农村人居环境；台湾经验；社区营造
        引言
        社区营造是从社区生活出发，集合各种社会力量与资源，通过社区中人的动员和行动，社区完成自组织、自治理和自发展的过程[1]。我国台湾的社区营造实践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经过不断探索和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被专家称为台湾地区展开的一场最基层、最普及、最温和，但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它的作用在于循序渐进地唤醒了人们对土地、对家乡的感情，拉近了邻里间的关系，是一个自下而上、浩大持久的家园再造工程[2]。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居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已成为环境整治中的难点。2018年2月4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首次明确提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战略目标[3]。近年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现实问题。今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更加凸显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在此基础上，台湾的社区营造对农村建设的经验可以为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1.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政策、投入、参与、机制等诸多方面。
        1.1政策执行不到位
        国家层面高度关注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颁布了诸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报告》等文件，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基层政府及相关部门并没有从根本上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被边缘化，从而影响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投入及工作的开展。
        1.2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2016 年，村庄建设投入资金为8320.57 亿元，平均每个行政村的投资强度为158.13万元。其中，市政公用设施投入比例为25.48%。市政公用设施中排水与环境卫生投资占建设投入资金的比例为5.62%，其中，用于垃圾处理与污水处理的投资占建设投入资金的比例仅为2.51%[4]。从市政公用设施投入结构来看，用于排水与环境卫生投资为467.82 亿元，占市政公用设施投入资金比例为22.07%，平均每个行政村的投资强度仅有8.89万元；其中用于垃圾处理及污水处理的投资占市政公用设施投入资金比例为9.86%，平均每个行政村的投资强度有 3.97 万元[4]。相对于广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设施的需求，资金投入远远不够，以至于一些地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设施还处于空白状态。
        1.3农民参与被动
        农村居民受传统生活习惯的影响，对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造成的环境影响缺乏认识。对于常年不进行垃圾分类和随意垃圾倾倒的农民，由于其本身文化素质较低，其接受教育主动性低，即使接受了环保教育，知识接受度也有一定限度。在缺乏奖惩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对于人居环境整治抱有事不关己的态度，参与积极性不足。同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刚进入探索阶段，农村居民对人居环境的整治还持有怀疑态度，对相关的设施建设行为不能充分理解，参与程度较低。
        1.4机制低效与缺乏
        首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设施的运营机制缺失。近些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陆续配备了垃圾桶、垃圾箱及中转站、运输车等设施，但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运营与管护机制，既没有运营组织，也缺乏管护经费，从而导致了这些设施的闲置与浪费。其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评估与监督机制还没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范围大、工作内容多，对此需要进行有效的评估和监督。但是，由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才刚刚得到重视，评估和监督机制还没有建立。其三，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工作协调机制。围绕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国家相关部委都实施了相应推动措施。但彼此之间缺乏相互协调和共同推进的工作机制，特别是在广大的基层，一些部门往往出现“锦上添花”而不是“雪里送炭”。
        2.台湾社区营造在农村建设中的运用
        上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台湾进入工业化中期，农业和农村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突显，带来农业生产凋敝、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乡村社区面貌破落、地方特色消失、人际关系疏离等现实问题[5]。为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结合“富丽农村”建设目标，社区营造开始在台湾农村推行。
        2.1政策回顾
        1994 年，台湾地区行政当局“文建会”正式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的概念。此后，相继推出“社区文化活动发展”“充实乡镇展演设施”“辅导美化地方传统文化建筑空间”“辅导县市主题馆设立及充实文物馆藏”等多项政策计划[6]，以文化艺术为着力点，整合空间、文化、产业等议题，以期凝聚社区意识、改善社区环境和建立社区文化特色。进入 21 世纪，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台湾地区行政当局对社区营造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创新，先后制定实施了“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健康社区六星计划”[5]。“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包含活化社区营造组织、整合社区营造资源、重建地方社会生活等内容[6]。“健康社区六星计划”透过产业发展、社福医疗、社区治安、人文教育、环境景观、环保生态的提升，打造安居乐业的健康社区，建立自主运作且永续经营之社区营造模式。
        2008 年以后，台湾地区行政当局从“地方文化生活圈”的概念出发，结合“地方文化环境发展计划”，形成了“新故乡社区营造第二期计划”。努力通过理念培育、资源整合、艺文社造和跨域合作等方式，达到“强化地方自主互助”“促进社区生活与文化融合”“激发在地认同情感”“开创在地特色文化观光内涵”的目的[6]。
        2.2经验和成效
        台湾社区营造实践效法日本的“造町”、西方的“社区陪力”“社区复兴”等理论，结合对地方文化产业的挖掘，走出了一条符合台湾实际的特色之路，再现了社区活力，使得文化、产业和经济得以复兴[7]。其主要特点归纳如下：
        第一，推行“行政社造化”。为避免社区营造倡导初期出现的部门各自为政，导致各项社区工作在推动时产生互相牵制，甚至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的情形[5]，台湾地区行政当局成立了跨“部会”的社区营造推动协调委员会，强化了“部会”间的横向沟通协调，促使社区营造朝整体性推动及多面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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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营造政策执行层面，将以往“政府”主导、强势推动的方式，转变为多元主体、协力参与的方式，形成“政府”部门、社区居民、社会力量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合作伙伴关系。
        第二，突出“在地化”和“文化性”。“在地化”就是充分考虑乡村特色、历史和资源，形成差异性和区别度，而绝不是千篇一律或简单复制，这也是社区营造的魅力之所在。综观台湾社区营造 20 多年的发展，莫不注重特色文化的多维度开发、文化与生活的结合，亦即结合生活文化特色元素，从不同的资源视角切入，发展出生态文创、产业文创、工艺美术文创、古迹文创、族群文创等不同主题的社区特色[7]。
        第三，重视振兴“在地经济”。针对都市化进程带来的直接影响，以及“9.21 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现实需要，台湾学者和社区实践组织者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对发展社区产业、振兴在地经济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共识。认为只有当产业复兴了在地经济，才有可能创造出工作机会和发展前景，才能留住年轻人，社区营造才可能有持续的力量，居民的参与也才会有持久的动力[8]。“在地参与”被视为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的重要路径，即有效盘活当地人力、物力资源，发挥社区居民的优势与主动性[9]。
        第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在社区营造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除了社区发展协会作为社区营造的主体，其他各种民间团体、公益组织、高校等也纷纷加入社区营造行列，并扮演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10]，如“社区营造协会”“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发展基金会”等。值得一提的是，由规划、建筑等方面专家学者组成的辅导团队，是社区营造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人才培训、在地陪伴、资源引介、监测评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
        3.台湾社区营造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借鉴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要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生态宜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必要性、紧迫性、长期性更加凸显。台湾的社区营造实践为我们展现了一条可实现的参与式农村社区规划新路线。在社区营造的实践和理念下，要切实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3.1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多方协作共治机制
        立足农村实际，进一步厘清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关系，明确社区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经济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以村民需求为导向，以功能互补为原则，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的“一核多元”共同治理格局[11]。为强化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建议在中央层面成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总理任组长，农业部、环保部、住建部、财政部等单位主要领导任成员。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农业部，负责日常协调工作。省、市、县也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4]。同时，要依法推进农村居民自治，促进成立村民环保、改造小组，并强化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功能，维护其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的沟通、创造和桥梁作用。对于农村居民，要搭建其平等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事务协商的平台，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参与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居民沟通协商能力、阐释建言能力，调动居民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2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设施
        首先，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根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需求，国家层面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一方面用于完善设施，另一方面用于建立运营机制。同时，建议取消配套资金，加大资金使用的监督与审计，发现问题严厉追责。其次，创新融资机制。建立“政府投入为主，村民支持为辅，积极发挥社会支持”建设公共设施的多元化投资机制和以村民为主体的公共设施运行维护管理机制，调动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再次，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长期任务，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明确政府的投资主体。同时，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捐款或以其他方式积极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之中。此外，建立和完善适应各地经济水平的地方政府补助机制，作为国家专项资金、社会资金投入的有效补充。
        3.3强化宣传教育，促进农村环境意识创新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关键在人，亦即农村的社区居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区居民”这个概念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本地村民，也包括常住外来人口以及驻地单位企业相关人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在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以促进村民自组织的形成，通过村民的自发组织和参与来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离不开社区资源，社区营造的作用是开发和利用农村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满足社区需要，促进社区发展。观念创新是实践拓展的先导，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突破认识上的障碍，通过观念创新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践。一方面，要通过宣传员入户，对村民进行少量多次的环保知识教育与实践引导；另一方面，要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环保教育活动，通过年轻人带动老年人，创造环境保护与生态和谐的农村社区良好文化氛围。
        3.4完善机制，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首先，建立环保设施运营机制。在实施之初，建议政府负责相应设施的运营与维护，然后再逐步过渡到具有专业运营能力的第三方。其次，建立评估与监督机制。采取第三方参与模式，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评估与监督机制，对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治理效果、满意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以寻求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途径与措施。再次，建立有效的参与机制。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认知水平，使他们逐步产生相应的责任意识，进而提高农村居民的参与意识，使其积极、主动、全面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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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于法稳，侯效敏，郝信波.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现状与对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03）：64-6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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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储冬爱.“城市乡间化”与乡村节日遗产保护[J].文化遗产，2016（01）：42-48.
        [10] 黄峻枝.台湾社区营造运动回顾与未来发展趋势[J].统一论坛，2016（06）：40-42.
        [11] 曹海林，石方军.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的重塑与再造[J].社会科学研究，2017（06）：88.
        作者简介：
        李昕昊（1997-），女，汉族，浙江湖州人，江南大学大学2019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