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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陈桥兵变中的两条军令

发表时间：2021/5/17 来源：《基层建设》2021年第2期作者：李腾

[导读] 摘要：赵匡胤所颁布的两条军令使得陈桥兵变具有之前五代兵变所不具有的非暴力性特点，两条军令保证宋王朝的成功建立，减少它的历史负担，积极迎合并维护了品官地主阶层的物质利益与精神价值追求，同时两条军令也反映了赵宋王朝对雇佣兵军队既用且防的态度，蕴含着对雇佣兵军队管理制度的创新倾向。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
        摘要：赵匡胤所颁布的两条军令使得陈桥兵变具有之前五代兵变所不具有的非暴力性特点，两条军令保证宋王朝的成功建立，减少它的历史负担，积极迎合并维护了品官地主阶层的物质利益与精神价值追求，同时两条军令也反映了赵宋王朝对雇佣兵军队既用且防的态度，蕴含着对雇佣兵军队管理制度的创新倾向。
        关键词：陈桥兵变；赵匡胤；军令
        一、两条军令的提出与内容
        建隆元年正月，真、定两州奏北汉与契丹联手入侵，后周王朝命令赵匡胤领宿卫诸将北上御敌。军队在正月癸卯傍晚宿于陈桥驿，在进行了充分的事前准备后，兵变在正月甲辰的清晨正式开始，在赵普、赵光义等人的协助之下，赵匡胤黄袍加身。
        在返回开封之前，赵匡胤勒马于军前对将士们说：“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在得到将士们“惟命是听”的回答之后，赵匡胤宣布：“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毋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两条军令的主要内容是：1、要求兵变军队礼遇后周皇帝、太后；保证周室大臣的人身安全，依照礼节对待他们。2、严禁军队返回开封后剽劫财物，许诺在兵变成功之后对将士大加封赏。对于违反上述命令的人，则将给予严厉处罚。
        两条军令的提出时间虽然在宋王朝的正式建立之前，但从性质上看它却是宋代第一条基于皇帝权威而发布的命令。两条军令使得陈桥兵变具有之前五代兵变所不具有的非暴力性特点。赵匡胤一方面派潘美稳定宰执大臣，另一方面又令楚昭辅回城安抚家人，加上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配合，局势已基本稳定。入城后“市里皆安堵，无所惊扰。”虽然发生了王彦昇刺杀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的暴力事件，但是总体上还是呈现出非暴力性的特点。然而刺杀韩通也是为了防止开封城内的后周军事力量被组织起来反抗赵匡胤，而韩通一死，这一目的就已达成。可谓是以最小之暴力换取全局的和平，因此，韩通之死不能说是对两条军令所确立的非暴力性的破坏。从全局来看，这恰恰是对于两条军令目的之达到而做的保障行为。最终这场以军事暴力为保障的兵变在基本和平的氛围之下完成了一次近乎完美的权力更迭，这不得不归功于宋太祖确立的两条军令的兵变指导原则。
        两条军令究竟是谁提出的，史籍记载不一。《宋史》、《涑水记闻》等载为太祖揽辔于军前下令，而《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将两条军令的提出归功于宋太宗赵光义。邓广铭认为这是由于太宗得位不是以正当手段，所以故意抬高其在陈桥兵变中的地位。“把太祖自行约束士兵的话也改为太宗马前所献之策了。”而且李焘在请以剽劫为戒之事后附注隐晦地表示了自己的怀疑：“《旧录》，戒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由上可见，三条军令不是由赵光义提出建议后太祖采纳的，而是宋太祖赵匡胤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掂量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后而做出的决定。它是整个陈桥兵变的行动指南，接下来的行动也正是在这两条军令的指导下进行的，最后才取得了成功。
        二、提出两条军令的历史背景
        从建隆元年正月癸卯宿军陈桥驿到正月乙巳宋太祖即皇帝位，一场看似惊心动魄的军事政变在短短数天里成就了大宋王朝。然而，陈桥兵变的背后是唐末五代以来社会政治经济长期剧变凝聚起来的历史前进力量的集中爆发，而精心谋划，顺应这股历史潮流奋力一跃的人正是赵匡胤、赵普等人。他们在陈桥兵变中对军队下达的“两条军令”是负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均田制及租庸调制度遭受破坏，募兵制的社会条件成熟，藩镇割据日趋严重。唐朝建立之时控制了大量的田地，推行均田制将这些土地按人口数量分配给农民耕作“均田制的实行把政府的官田与流亡农民的劳动力结合起来了，其结果相对的过剩人口基本上消灭了，绝大多数农民都能够从事于社会物质生产范围的工作从而就扩大了更低面积，恢复了生产”。正是在这种人口与土地的平衡状态之下，唐代的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发展进步使得唐代社会人口，土地因素变得活跃，土地兼并越来越盛行，庄园经济日益壮大，例如郭子仪所兼并的土地“自黄蜂岭洎河池关，中间百余里，皆故汾阳王私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河阳节度使皇甫遇“部内创别业，开畎水泉，以通灌溉，所经坟墓悉毁之。”由此产生了大量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薄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而这些活动自由的破产农民们又成为了雇佣兵制度的先决条件，投身军戎成为职业雇佣兵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是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再加上藩镇由掌握了地区财政，“专以赡军为念，府库蓄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余”。藩镇割据的社会条件由此形成，并持续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
        土地商品化，兼并剧烈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门阀地主逐渐消失。唐代虽开科举，但是由于门阀贵族控制了大量的土地、人口，所以他们依然拥有着极高的政治地位，纵观唐代官员的出身情况，不难发现“或因父子兄弟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但是由于唐朝长期施行均田制，国家将土地授予农民耕种，直接管理农民并向农民征税，这样的做法削弱了门阀贵族对于土地和农民的控制，从而使得门阀贵族日渐衰微，唐朝初年“是时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举郡国自表，而谱系兴焉。”但是“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这种变化也从侧面体现了门阀贵族的日渐式微。再加上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出现了“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残酷局面。在这种阶层流动性突然增强的时代下，人的野心日益膨胀，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曾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三、陈桥兵变中两条军令的历史作用
        两条军令保证宋王朝的成功建立，减少它的历史负担，宣扬它的合法性。国家初建，矛盾纷杂，处理不当，遗祸至深，五代均有教训，建国之时遗留的历史问题形成了沉重的负担，例如梁晋之间的争霸、石敬瑭借契丹之力建国等。因此由两条军令开创的非暴力性政权更迭方式将历史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幼主以历数有归，寻行禅让”，在承天受命思想下，周禅让于宋是一种最具合法性的政权更迭方式，它带有上古三代让位贤人的理想化宣传。禅让的政权更迭方式大多以和平的方式，将宋代后周宣传是“五运推移”的自然结果，宋王朝是具有合法性的，而戕害周帝反而会破坏这种合法性的宣传。因采取和平的手段，在政权更迭中，较少对当时的经济、文化生产力造成破坏。陈桥兵变后，“京城若乱”则“四方必转生变”。因此稳定都城十分重要，故而严肃军队纪律防止兵士夯市，并且积极采取行动维护城市治安，斩杀乘机攘夺的闾巷奸民，“被掠者官偿其赀”，使得开封局势得以稳定。周帝与符太后是那些忠心于周室的节度使们的核心，“其封周帝为郑王，以封周嗣”“又尊帝太后为周太后”“所司供给，务令丰厚”随后“遣中使乘传赍诏谕天下，诸道节度使，又别以诏赐焉”以安抚四方节度使。礼尊周室，则意味着不给于他们以联合反叛的借口，即便他们心怀不满，也不得不谨慎犹豫。后来造反的昭义节度使李筠开始的态度也是“即欲拒命，左右为陈历数，乃僶俛下拜”。而与后周关系亲密的符彦卿、李重进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公开反对新生宋政权。
        改变五代惟暴力至上的态度，积极进行道义宣传，迎合并维护品官地主阶层的物质利益与精神价值追求。五代藩镇军阀为了获得政权往往是“军士专横，杀掠任意，上凌下替，礼义灭绝，国祚短促，此起彼仆。”例如残暴的朱温将清流官员投入黄河。脱胎于唐末藩镇的五代政权完全继承了唐末藩镇“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间则掩而屠之。”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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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军令明确禁止军士欺凌后周官员，严禁夯市正体现了宋政权对新的历史发展背景下品官地主阶级物质与精神追求的重视，宋朝统治者有着“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的清晰认识，这从对待范质与陶榖、王溥等人的不同态度上可以看到，从表面上看率先下拜的王溥与献上禅文的陶榖对宋政权的支持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但是从结果看王溥“先命溥致仕，盖薄其为人也”，对陶榖“太祖由是薄其为人”。虽然范质“颇诮让太祖，且不能拜，”，但由于范质的表现更加符合新兴地主们的价值追求，宋朝统治者们则称赞范质贤明。终宋一世，重视文官集团，注重文治的基本政策从两条军令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就可窥见其端。
        两条军令反映了赵宋王朝对雇佣兵军队既用且防的态度，不断探索并加强对雇佣兵军队的控制，革除自唐末五代以来，威胁中央统治的弊端。宋王朝也是依靠军队力量支持建立的，从这点看其与唐末五代的依靠骄兵立帅称帝似乎没有不同之处，但是在兵变中又颁布两条军令来约束军队，这表明宋朝对军队既用且防的态度，蕴含着其对雇佣兵军队管理制度的创新倾向。在宋朝平定天下后，经过终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到了“藩镇太重，君弱臣强”，“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的认识。为此宋朝一方面从将帅与军队的关系入手，上演了“杯酒释兵权”的好戏，以和平手段收回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皆称疾，请解军权”，此后之前手握兵权的军职“其实兵权不在也”。另外一方面从向中央集中精兵入手，“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给散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招募教习，俟其精炼，即送都下”，将全国强壮兵卒集中到中央附近，这样就将唐末五代已来“君弱臣强”的局面彻底地扭转过来，从而保障了宋朝长期而稳定的统治。
        结语：唐末五代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发生剧烈变化，赵匡胤抓住历史机遇发动陈桥兵变并发布了两条军令。两条军令是陈桥兵变的指导原则，保证宋王朝的成功建立，降低了兵变在宋王朝成立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宣扬宋朝的合法性。两条军令通过总结五代残虐无道的经验教训，迎合并维护品官地主阶层的物质利益与精神价值追求，影响了宋朝重视文官集团，注重文治的基本政策。另外两条军令还反映了赵宋王朝对雇佣兵军队既用且防的态度，蕴含着赵宋政权对雇佣兵军队管理制度的创新倾向，通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手段，将唐末五代已来“君弱臣强”的局面彻底地扭转过来，从而保障了宋朝三百年长期而稳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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