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上的疯女人—创伤理论角度下的《最蓝的眼睛》

发表时间:2021/5/20   来源:《中国教工》2020年第20期   作者:杨玉珍
[导读] 《最蓝的眼睛》展现了在美国文化大冲突下,黑人女性普遍由完整的自我走向支离破碎的“他者”
         杨玉珍    
         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最蓝的眼睛》展现了在美国文化大冲突下,黑人女性普遍由完整的自我走向支离破碎的“他者”,最终引发了自身的精神危机和生存之重。论文运用创伤理论,首先剖析主要人物佩克拉疯癫的表现,其次探讨造成主人公疯癫的原因,最后分析作者莫里森在建构佩克拉这一疯癫形象的写作意图。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 ;佩克拉 ;创伤理论 ;疯癫
         
一.佩克拉疯癫的表现
         佩克拉受到创伤后长期累积的习得性无助逐渐将这些痛苦归因于自己的肤色与丑陋,于是她疯狂地幻想自己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在白人审美的标尺下,她对自身黑人身份滋生了自我厌恶,把自己推向了黑人文化的边缘,也跌入了身份困境的深渊。
         故事一开始,经历过家庭创伤的佩克拉就表现出轻微的精神异常。在目睹父母的武力冲突时,她就幻想自己身体的消失以逃避当前的创伤事件。作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之一的禁闭畏缩是指一个人任何的抗拒无望时而进入的屈服放弃的状态。佩克拉在文中就不止一次地表现出这个症状,例如在被莫丽恩羞辱后,她没有为自己力争抗辩,反而进入了失神恍惚的状态,“她好像又自动蜷缩起来,像只折叠起来的翅膀”[1]81。根据赫尔曼研究调查发现,在童年受虐的极端情况下,有些儿童会形成分裂的人格碎片。文末佩克拉表现出精神分裂的症状,她和她的“朋友”也就是那她分裂出的人格对话,不断询问并验证自己的眼睛是否是最蓝的。
         
二.佩克拉疯癫的原因
2.1家庭创伤
         家庭是一个人生存和精神生活的栖息地,也是人们接受启蒙教育的第一站。在精神奴役背景下,黑人家庭需要健康的父爱与母爱,对子女进行黑人文化传承,保护他们的健康成长。
         波琳身上的母性被白人文化冲击下侵蚀殆尽,母爱与温情都留给了费舍尔一家,成为白人理想的仆人。脱离黑人文化认同的波琳认为她的女儿丑陋至极,对她冷漠刻薄,而对白人女孩无尽温柔。保罗.萨特曾经指出,“人试图以另一个人的视角来定义自己,才能在他人眼睛里赋予自己身份”,[2]可是在母亲的凶狠注视下,佩克拉感受不到该有的尊重关怀,有的只是嫌恶和随之带来永恒不变的自卑感。波琳没有承担起母亲的责任,还残忍得把佩克拉的弯曲“脊椎”抽走,使小女孩变得怯懦,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清晰的自我意识,甚至没有勇气去反击侮辱者。即使在经历乱伦这一毁灭性创伤事件之后,波琳依旧对她十分冷漠甚至怀疑,这再一次加深了佩克拉的自责与隔绝孤立,加重了她的创伤。母爱的缺失使得佩克拉如水上浮萍没有了根基,最终癫狂迷失,直至枯萎。
         父亲在家庭是稳固的靠山,在布里德洛夫家里,情况却不然。在强势白人文化和父权思想的合谋下, 受尽白人欺侮的乔力却把受到的人格践踏、生活失意、文化落寞全部归罪于女性,认为女人就是他悲催生活的祸源。同时作为生理上的弃儿,他不懂得如何给予子女父爱。一个和煦的春日,只剩下感官胃口的乔力看到佩克拉在厨房里弯曲着背洗碗。在酒精作用下,他在厨房不顾女儿的挣扎夺走了她的贞洁。强暴创伤事件“破坏了受害者对环境安全、正面自我价值和天地万物合理秩序的基本认定”[3]47,同时最基本的安全感和信赖感也分崩离析。带有性别歧视、畸形的父爱摧毁了佩克拉与他人产生关联仅存的自我信念,加重了羞耻感和自卑感,使她完全陷入无助的境地,从而坠入癫狂的一隅独自疗伤。
         
2.2社会创伤
         在白人文化蔓延的黑人社区,内部的劣根性暴露无遗,几乎人人冷漠势力,缺乏应有的抱团取暖的意识,反而欺压弱者,奉承强者。忘本的黑人用群体中弱者的丑陋与懦弱衬托自己的美丽与高尚,在自我幻觉中心满意足。黑人社区让佩克拉受到的创伤更加郁结于心,因为“敌意或者负面的反应会加深伤害或恶化创伤症候群”。[3]57在学校里,佩克拉受到老师的歧视排挤,只有在必须全班点名的情况下才会叫到她的名字。同学们也愚弄奚落她,自以为与黑人有云泥之别的混血莫丽恩也向佩克拉的肤色与丑陋发出无情的嘲笑。当社区里的人们得知她被亲生父亲强暴时,他们眼神里流露出的不是关切,而是一种讽刺与诅咒。佩克拉在哀悼创痛时,周遭的横眉冷眼不能给予她支持帮助,这就造成了她持久的创伤停滞与羁绊。一定程度上,佩克拉最终的疯癫离不开整个黑人社区的残忍合力。
         尽管奴隶制度早已废除,白人殖民者却对黑人采取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文化殖民,即利用文化霸权对黑人进行精神奴役。一方面,白人利用经济政治绝对的领导权垄断大众传媒,向黑人输送白人的文化价值观,扭曲黑人的审美理念。美国无处不在的广告牌,电影,商品包装乃至每个人的注视中都浸染着白人文化,它们无声而有力地向佩克拉及整个社会宣告着白皮肤蓝眼睛是最美的。另一方面,白人在教育层面也掌握着霸权,通过传播白人文化价值观来奴化黑人。作为白人文化势力的附庸-老师的漠视以及同学的奚落让佩克拉对自己的外在感到无比自卑,使她渴望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借以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佩克拉最后的癫狂和白人文化霸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建构疯癫形象的意图
佩克拉是白人话语权力和父权制下的的牺牲品,但这只是黑人女性生存之重中的一个缩影。对国内黑人生活具有敏锐观察力的莫里森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塑造了佩克拉这一悲剧人物,其中之一的目的就是揭露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还存在着许多因身份困境而陷入困窘乃至不堪生活的黑人女性。莫里森在字里行间表达着对她们深切的人文关怀,让读者感同身受。
         自定义为文明的白人文化堂而皇之地以他们的标准来规训黑人群体崇尚他们的文化价值,直到黑人彻底失去话语权,造成了黑人文化的边缘化。从佩克拉这一疯癫悲剧中,人们看到自惭形秽的黑人切断自身文化之根的严重后果,“可以看出黑人文化边缘化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已是一个严肃的现实问题”[4]。作为一名非裔女作家,她认为黑人群体应该坚守住他们自己的文化根基,传承文化并重新找回文化归属感,这样才能抵制白人文化对自身文化的消融。黑人要想挣脱人身和文化上的双重枷锁,过上自由独立的健康生活,就必须保有种族文化自信心,不卑不亢地坚持黑人文化传统。


结语:
         透过创伤理论,可以看到佩克拉在坠入疯癫深渊前遭受的一系列创伤,这一切究其本质都是种族、文化、阶级的戕害下共同作用的结果。佩克拉也曾尝试创伤复原,可是努力也都是徒劳的,因为她试图通过获得一双蓝色眼睛来愈合创伤,这在实质上是迎合主流观念的臆想,超越了个人的黑人身份,斩断了黑人文化脉络,也就难免走入创伤的极端深渊。莫里森在在其文学作品中建构佩克拉这个疯癫形象是别具匠心的,她希望能够唤醒同胞们坚守住他们的文化根基,抵抗住白人文化的侵蚀,用热忱的文化信仰走出种族创伤的阴霾。

参考文献:
         1.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南海出版公司,2019.
         2.Jean. Paul Sa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M],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66:139.
         3.朱迪思赫尔曼, 创伤与复原[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4.杨中举,王红坤. 黑色之书:莫里森小说创作与黑人文化传统[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5.唐文. 权力死亡荒诞——对约瑟夫海勒黑色幽默小说的阐释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6.唐文. 爱伦坡小说叙事和国家想象[J]. 重庆社会科学. 2020(4): 131-140.


         
         
                   
本文是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黑色幽默小说中的疾病伦理书写”(项目编号:S202010452112)的阶段性成果。
杨玉珍 临沂大学 学生 出生日期1999.6.1 汉族 山东省临沂市  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导师:唐文 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国际教育与交流学院院长助理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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