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洁
黑龙江大学 150080
摘要：周作人、废名与沈从文作为京派的代表作家，以及得到沈从文真传的汪曾祺，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不只是师徒关系，更重要的是文学风格的传承。然而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受多方面的影响。但是为了更好地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以线性梳理为主来介绍他们之间的师从关系。
关键词：周作人 废名 沈从文 汪曾祺 师承关系
一、周作人及其弟子废名
著名的周门四大弟子有俞平伯、废名、江绍原和沈启无。
废名，原名冯文炳，1901年生于湖北黄梅县城内的一个大家庭；1916年于黄梅县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毕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看到《新青年》上发表的新诗，产生了想把毕生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的念头。1921年左右写信给周作人请教，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本科就读于英文专业，与周作人有了师生关系。
1925年周作人与现代派争论时，废名发表《偏见》一文，说凡是周作人赞同的都是行，凡是他不赞同的都是不行的，公开表明自己站在周作人一边。废名前期思想比较激进，1925年3月发表在《猛进》杂志上的通信说：“所以目下最要紧的，实在是要把脑筋还未凝固，血管还在发热的少数人们联合起来继续从事《新青年》的工作。”但是此时周作人已经开始耕耘“自己的园地”了，即使在三一八惨案等时候发表过措辞激烈的文章，这也是他所说的绅士鬼与流氓鬼的斗争。
1925年底，《竹林的故事》出版，周作人为之作序：“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1927年废名便以“说梦”为题，发表了他的艺术随想，题目显然是由周作人这个理论而来的。《竹林的故事》出版后，有人批评废名逃避现实，废名用波德莱尔的《窗》隔着玻璃能看得更加清楚来解释自己并非逃避现实，而他用的却不是周作人在1921年翻译的《窗》的版本，这恰恰说明了废名在长期受周作人思想影响后，因而不期而然地心有灵犀自然相通。
1926年以后废名与周作人的思想差异越来越小，逐渐理解周作人的思想。
1927年国民党“清党”，废名愤然退学隐居北京西山，艰难度日，周作人接他与自己同住了大半年。
1930年《骆驼草》创刊，出自废名手笔的发刊词，声明“不为无益之事”，指的是于自己以外均为“无益之事”，“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与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自序颇为相似，废名就这样走向周作人了，全心全意地追随周作人了。
周作人几乎为废名的所有作品写了序跋，废名在30年代先后发表了《<周作人散文钞>序》、《知堂先生》等。
1938年周作人作《怀废名》意在向废名这个忠诚的弟子表明自己不会变节，但最终没能顶住日本侵略者的压力在1939年“下水”。1943年周作人再作《怀废名》。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废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周作人实在是一个道德家，可见二人师生情谊之深厚。
二、沈从文与周作人、废名
沈从文，1922年来到北京，并于北京大学旁听。沈从文喜欢过希腊神话、《圣经》、民间风俗，某些散文形式又很像周作人，因此人们一定认为他必然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事实上，沈从文承认过这点，虽然当时周作人在政治上已很堕落，沈从文扔把周作人看作中国新诗的奠基人。
毫无疑问他也欣赏周作人的散文诗。其中有些题目如《小河》、《西山小品》沈从文都仿用过。周作人在散文诗中用过某些象征手法，沈从文正是从周作人的作品中吸取象征派认识世界的方法。
沈从文散文受周作人影响主要在对某些具体事物表现出来的闲聊趣味：心理学、地方风味、街上摊贩叫卖声，从食物到游戏等生活中的小乐趣。
沈从文很大程度上受了废名的影响，他在《论冯文炳》的文章中说：“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我觉得是可惜的。”他批评的是《桥》，并说“较之时间略早一些的创作，是在已就显出了不康健的纤细的美。”由此看来，沈从文对废名的称赏以及他所受到的来自废名的影响，应该是《桥》之前的作品。
1926年，沈从文撰长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声明喜欢废名冯文炳的小说《竹林的故事》，喜欢周氏兄弟的散文，周作人的文章“像谈话似的，从朴质中得到一种春风春雨的可亲处来”。
沈从文小说，没有废名后期小说谈禅论道的名士风气，却发展了废名前期小说田园诗的优美风格。诗意的乡土，“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这是沈从文对废名小说的评价，却也是他本人小说的特征，《边城》即是沈从文这类“田园诗”小说的典范。废名的返归自然，带有陶渊明式的脱离尘俗的“独善”之情；沈从文的返归自然，则带有老子式社会关怀。无论是追求个人独善的返归，还是追求社会理想的返归，废、沈二人，提供的都是人生形式上的返归自然。
三、沈从文“最得意的门生”汪曾祺
汪曾祺在中学时代就对沈从文的小说一见倾心，1937年淮安避乱时期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是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1939年到1944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就读时，沈从文开的三门课他都选了，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完成了他最早的小说《悒郁》和《灯下》。
汪曾祺是当代作家中得到沈从文真传的第一人。早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就公开说过汪曾祺是他“最得意的门生”，汪曾祺也由那时开始了对沈从文一生的追随。沈从文经常讲“要贴到人物来写”，这句话使汪曾祺受用终生。汪曾祺一生的创作都在创造性地实证这种主张：“他说的这句话，据我的理解有这样几层意思：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和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其余部分，如景物描写、抒情、议论，都必须依附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脱节；作家要和人物共哀乐；作家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汪曾祺除了直接师承沈从文，汪曾祺还受过废名的影响。汪曾祺曾把废名当作自己的导师之一，他说：“冯思纯同志编出了他的父亲废名的小说选集，让我写一篇序，我同意了。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因为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废名的小说篇章起止自在，于情节上无心，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也能寻到这样的印记。
从废名到沈从文，再到汪曾祺，三人文学风格上的师承关系，将一种恬淡的具有田园诗风的抒情小说，贯穿于20世纪自20年代到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周作人曾经用“平淡朴讷”评价废名小说，而这也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被文学史家以“京派”之名归为一类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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