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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卫辉民国期间一珍贵信件——《给四老爷信》的史料价值

发表时间：2021/5/21 来源：《基层建设》2021年第2期作者：唐祝女

[导读]

        卫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南卫辉 451300
        从晚清到民国，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正常流变，更重要的领略到了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国体变更带来的巨大冲击。云谲波诡，大浪淘沙，留下的是一地芳华。这段历史，可以说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为令人炫目。因为，五千年的封建专制的政体得以消灭，中国搭上了走向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的便车。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因此，关于这段历史的资料太丰富了，丰富得让人难以取舍。
        卫辉“南通十省，北拱神京”，特殊的交通位置和人文积淀决定了在民族风云变幻之际一定会诞生出特殊的人、特殊的事、特殊的贡献，从而领时代之先。比如辛亥革命前后……
        卫辉身处三四线小县市，本身貌不惊人。但别忘了，卫辉可是个“据山河之隩，当冀豫之冲，绾毂中原，屏藩赵魏。自汉以还，为侯国者六十余年，为郡治、州治者六七百年，为路治者约百年，为府治者五百余年，为道治者十余年。文物之盛，声教之隆，夙为两河冠冕”的地方，文化积淀极为深厚。仅民国档案，卫辉档案馆就珍藏了六百余卷，反映了自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有关卫辉府、汲县、河北道、日伪政权、民主政府、平原省等历史发展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其中，就有这封“玉田”写给“四老爷大人”的信，它与1911年12月24日的开封惨案有关……
        四老爷大人钧鉴：
        谨禀者。昨读致三老爷函，敬悉一切。
        田昨日自省归来，省城目下尚属平静，但暗中情形难免不再生枝节。如太康、扶沟、杞县等处匪徒，常时聚集抢刦。太康有一扶乐寨，业经被兵剿毁，防营明日拿贼，实则行为与贼无异。省城此次起事时，巡防到师范学堂、小行宫两处拿人，所过之处，一扫而空，恐彼等得贯此种利益，则无事即要生风也。省城起事后，共拿住约三十余人，鎗毙十余人。张钟端（东洋法政毕业），许州人；刘凤楼（襄县人），第二师范学生；王天杰（巩县人）；王子端（有说是天杰之父）。其余多非学界中人。除当晚拿住人外，以后亦无再行拿人。
        怀校领款事，见汤师爷言。九、十两月款，业经领出，交贾三合汇兑，未知接省信否。冬两月款，见张老爷仲甫言，倂未向学台说过。以学台虽署藩台，而一切发款事仍是财政公所作主，无论发与否，均难预料，只管照旧具领也。
        图书公司门前被封闭，张子厚、胡石青两公见警道，说明该号系教育会生意，虽经理人犯罪，而与教育会无涉。现已将封条揭去，但已无人再经理矣。刷印所暂且可以不挪，惟亦不便再作常久打算。一面做活，一面清理账目，俟一切就绪，即行歇业也。
        顷又接二老爷来函，函内亦无别事，惟说南北宗旨，坚持和议，颇难望就绪；而饷源枯竭，势又必不能出于战，万一遭外人干涉，便不堪涉想，殊可虑也。
        肃此，恭请万福。
        玉田叩禀。
        该信件原件现藏卫辉市档案馆。
        写信人“玉田”，收信人“四老爷”，信中提及之“三老爷”“二老爷”，因缺乏相关信息和资料，无法断定为何人，殊为遗憾。
        文中谈及1911年12月24日的开封惨案。辛亥首义后，河南张钟端、刘凤楼、王天杰、王子端等成立革命军，酝酿起义。张钟端任河南军政府临时总司令兼都督。因计划为内奸所悉，起义失败，张钟端等英勇就义。这就是著名的“开封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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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钟端是许州人，留日学生，应湖北都督黎元洪、革命军临时总司令黄兴电召返国，抵达开封，组织革命军，拟于12月23日（冬至）巡抚齐耀琳出城祭天时将其刺杀，宣布河南独立。刘凤楼是襄城县人，毕业于河南第二师范学堂，时任革命军督队长，被捕时腿中两弹。王天杰是巩县人，毕业于上海公学，时任开封中州图书公司经理。在与革命党人筹划河南独立大事时，一切檄文、照会、告示、租赁房屋等皆由他负责办理，革命前任革命军敢死队总队长。起义失败，这些革命先烈凛然高歌，中弹数十，体无完肤，英勇就义。同时，作者的叙述基调充满了同情，可见当时一般民众已心向共和，反对政府的暴行和屠戮。
        信中又叙述“图书公司门前被封闭，张子厚、胡石青两公见警道，说明该号系教育会生意，虽经理人犯罪，而与教育会无涉。现已将封条揭去，但已无人再经理矣”。张子厚、胡石青（胡汝麟）皆为河南名士绅，与汲县的李时灿、王筱汀等关系莫逆。既然“教育会”、“图书公司”（应该就是王天杰的“开封中州图书公司”）、张子厚、胡石青等都与河南暴动扯上关系，可见张钟端等并不是孤立作战，他们的起义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
        但起义还是失败了，这反映出革命草创之际的艰难，也从中看到革命阵营在思想启蒙、组织结构、革命理念、起义准备等方面的莽撞和混乱。起义的失败带来的是河南独立的失败，于是，“请愿共和而不独立”出笼，息影山林的袁世凯粉墨登场，一场有关国体变更的大戏拉开了帷幕……而这些，竟然与卫辉人王筱汀、李时灿的纵横捭阖有某些关联……
        据王筱汀《抑斋自述》“宣统三年（1911）十月”日记的记载，“（十七日）时河南乱机四伏，留学日本归来之学生殆无一不主张革命者。张钟端者，与攽儿同班，肄业日本大学，归河南，谋独立，齐巡抚捕得诛之。敷儿亦预其谋，届时得免。攽儿在上海偕同盟会谋北伐。余以清运已终，颇主张恢复汉族主权。”“二十九日，复回彰德。时袁宅两女教习皆告假以去参预革命，盖革命之风气沁入青年男女脑中矣。”从这两段记载看，当时的革命浪潮十分高涨，王筱汀的两个儿子王泽敷、王泽攽皆投身其中，袁世凯家的女教习也参预革命，连王筱汀自己亦倾向共和。但王筱汀、李敏修毕竟是旧派士绅，他们刚刚进入袁世凯的圈子，深得袁世凯的知遇和赏识，他们内心深处已经把当时的袁世凯誉为惟一能拯救中国之人，因此尽心尽力地为袁世凯筹划一切。于是，他们出面联合河南士绅，提出了“请愿共和而不独立”的政治策略，“先授意海上报纸鼓吹之，继令同志往来奔走。若胡石青、王抟沙、刘孚若、张忠甫（张嘉谋），各处奔走，渐渐成熟”，从而逐渐稳定了河南的局势，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赢得了宝贵时间，也奠定了一定基础。这也正是本信末尾所提及的“二老爷来函”的内容，即“南北宗旨，坚持和议，颇难望就绪；而饷源枯竭，势又必不能出于战，万一遭外人干涉，便不堪涉想，殊可虑也”。既然这位“二老爷”如此洞悉时局走势，如此有高瞻远瞩，总览一切的气度和胸怀，我觉得他很可能就是李时灿。李时灿同辈兄弟四人，即李启灿（李霁东）、李时灿（李敏修）、李昕灿、李瑞灿、李家灿。排行第四的李瑞灿为清宣统元年拔贡，历任武陟、荥阳、贵县知事。文中所提及的“怀校领款事”，或许与李瑞灿任职武陟有关，“怀校”或许就是武陟致用精舍，从“一切发款事仍是财政公所作主，无论发与否，均难预料，只管照旧具领也”看，当时教育款项的拨发已臻困难。若以上推理正确的话，这封信就是李瑞灿的家仆“玉田”写给李瑞灿的。信中“九、十两月款，业经领出，交贾三合汇兑”。此处的“贾三合”不是人名，是大名鼎鼎的源自武安县罗峪村贾氏二堂兄弟合伙建立的绸缎庄商号。其名取自“三心合一，其利断金”，以明崇祯十年（1637）贩卖粗布印花被面起家。初建于朱仙镇，后移至开封，后又在宝丰、郑州、道口、周口、东垣、卫辉等建分号，并在上海宁波路常驻有采购人员。其所售布匹、绸缎划有“三”的标志，庙会上群众见到此标志即竞相购买，社会上流传有“三道贾绸缎，言而二价”的说法。卫辉的“洋布绸缎庄贾三合”在北马市街        ，经理赵德贤，1956年公最为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信封留传，导致上述对写信者、收信者的判断仅属推测。即便如此，它从一位乡民（或乡绅）的视角，记述了1911年12月24日的开封起义以及南北和谈的某些情形，反而能更准确地感知时代风云变幻对一般民众、士绅阶层的影响，对河南近代史、卫辉民国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