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宁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哲学专业
摘要：解放神学诞生于拉丁美洲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背景。一些决心参与世俗事务的神学家，背负着巨大的争议，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用神学为自己的左翼立场辩护，符合拉美地区人民的社会实际，引起了拉美地区人民的共鸣，在今日拉美国家仍旧未能摆脱欧美控制与剥削的情况下，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关键词：拉美 解放神学
一、拉丁美洲地理历史基本情况
拉丁美洲，习惯上被称为拉美，主要是指北美以南的美洲区域，包括中美洲及南美洲国家。相比与地理位置，拉美更倾向于地缘政治概念，由于历史上这个区域的大部分国家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因此拉丁语是其通用语言。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拉美地区曾出现了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等独立发展和进化的文明。十五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逐渐统治了这个区域。由于拉美地区幅员辽阔，交通又不便利，因此殖民者设立了许多总督区，进行相对独立自主的管理，亦为后来拉美的独立运动埋下了伏笔
拉美人民不甘殖民者的血腥压迫，英勇顽强的进行了武装独立斗争。到十八世纪中下叶，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来的英法荷兰等殖民者所建立的总督制的殖民制度成为阻碍拉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备受压迫的拉美人民不得不走上了独立战争的道路。十九世纪初，独立革命的战火烧遍了整个拉美，殖民者被赶出了不属于他们的土地，先后有十多个国家独立建国，脱离了欧洲殖民者的殖民统治。
但是脱离了殖民统治并不等于脱离了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英美等国仍然掌握这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命脉，通过各种方式操控着拉美国家的政权。很多政府沦为傀儡政府、外国势力的代言人。大部分拉美国家的人民仍旧苦不堪言。拉美的近现代史就是拉美人民的苦难史，在这种背景下，人民迫切需要得到救赎，解放神学因此应运而生。
二、解放神学的最初提出。
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说，在拉美，贫穷正在谋杀生命，几乎每年都有三颗“小男孩”原子弹悄然地在拉美“爆炸”。
他的这番话有着残酷的现实依据：秘鲁的新生儿有一半在5岁前夭折；巴西2%的地主拥有的土地占全国可耕地的60%；在萨尔瓦多物价并不高，却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赚不到维持基本营养的薪水。
不了解拉丁美洲特殊性的普遍贫困，就无法理解为何革命人士是如此激进。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年代是个社会剧烈变动，人们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时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解放神学应运而生，诞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积贫积弱的拉美，其主要成员是当地的天主教牧师及信徒。这是一场广泛的人民运动，同时由于其骨干成员是神职人员，因此具备了很强的神学理论特征。目前学界普遍认为，1968年召开的麦德林回忆是解放神学诞生的最初起点。但也有不同意见，比如被称作“解放神学之父”的秘鲁神学家古思达沃·古铁雷思认为，早在这场会议之前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本人就在不同的宗教会议以及和其他神职人员的谈话中发表了关于解放神学的观点或论文，其中已经包含了解放神学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框架。从公开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直到1971 年，即古铁雷思综合性、全面性的著作：《解放神学的观点》一书问世之后，解放神学才成为一门显学，才完整了论述了其全部理论。
传统的天主教或基督教神学的一般观点是，上帝创万物，然而创造万物后却与其初衷背离，因此就产生了原罪，有了原罪就必须得到救赎。创世、救赎和圣洁就成为了基督教的三条教义。解放神学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首要的任务就是求得人的解放。因此，格外重视救赎这一教义，救赎即解放，解放即救赎。古铁雷思在其著作《解放神学的观点》中提出了“三重解放”的观点。这三重解放里，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基础的解放，即从被压迫和剥削中得到解放；其次则是人的解放，即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历史的主人；最后则是人与神合一，达到精神的解放。可以看出，解放神学实际上受到社会主义运动思潮的影响很深，把宗教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符合拉美地区的社会实际，容易引发拉美人民的共鸣。。
三、解放神学的发展
麦德林会议的召开、《解放神学》一书的出版，使解放神学思想在拉美声誉鹊起，其“解放” 和“穷人优先” 的观念更是深得人心。此后，解放神学开始发挥指导革命斗争实践的理论功能，促进拉美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1972年智利掀起社会主义基督教运动，开始了“信仰上做基督徒，政治上做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 的尝试。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更被认为是“解放神学的‘新实验”’。革命性因素很强的拉美基层教会团体也获得迅猛发展。仅在巴西，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基层教会团体已发展到8000—10000个，人数达到100万一200万人。 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引起拉美教会内部保守势力的极大恐慌，也招致罗马教廷的干预。1979年在墨西哥普韦布拉会议上，保守势力对解放神学大加责难，提出针对解放神学进行诸多限制，但仍通过了“优先选择穷人” 的决定。1984年罗马教廷发布《关于解放神学若干问题指示》的通谕，公开指责解放神学。对此，解放神学家坚称解放神学是对信仰的反省、对穷人生活的关注和对《圣经》的进一步应用，而并非所谓的歪理邪说。最后，罗马教廷于1986年发布通谕确认麦德林会议和普韦布拉会议所作决定的正确性。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梵蒂冈借此加强了对解放神学的打压。面对如此困境，解放神学顽强地坚持着、发展着，表现得更加成熟与稳健。表面上减少了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的应用和论说，但宗旨并未改变。古铁雷斯在《解放神学》修订版中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解放神学思想的构成要求两个必备的要素，即保持两种忠诚：忠于我们信仰中的上帝和忠于拉美人民。因此我们不能把传扬上帝的道与解放的历史过程相分离。” 从上述言语当中可以看到解放神学对解放立场的坚守。面对严峻的现实，解放神学也加强了与教会的联系与合作，并把关注领域扩展到黑人问题、妇女压迫、种族歧视等方面。
四、解放神学的特点
从整个解放神学的发展过程看，主要有五个特点：第一，追求公正。这是解放神学首先强调的一点。公正就是在不否认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坚持为公益事业服务，取得对穷人、被压迫者有利的优先权，增进社会的团结。第二， 自我启蒙。坚持以实践改变社会现状的目标，通过对话和相互交流，积极、主动地认识个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环境。第三，勇于实践。这里的实践是通过对话和交流，达到理论与行动相互影响的“反省行动”，贯穿于改变穷人和被压迫者处境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第四，加强团结。主要指追求社会公正的穷人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团结一致。
要正确认识和有效应对影响社会团结的诸多不利因素，如第三世界资本的外流、军备竞赛等。第五，重视基层教会发展。基层教会是介于家庭和教区之间的基层组织。主要作用是宣讲福音， 自我启蒙和社会行动。解放信息的传播，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权利的倡导及反对许多拉美政权的“国家安全”政策也要依靠基层教会。
五、解放神学的局限
解放神学的社会价值选择存在着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第一，乏力的批判。解放神学把对拉美社会现实的分析纳入到《圣经》的解释体系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等作为工具，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得出神学上的“罪” “恶” 的结论，是违背基督的慈爱精神，也是违背上帝的意志的结果。这样，与科学社会主义将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理论相比，就缺乏了客观性和革命性。脱离了现实基础的理论就会显得空洞与无力，只会表现出结论的武断性、形上性，而缺乏了能真正起到作用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终求上帝。解放神学与基督教是一脉相承的。把人类的命运看作是上帝的安排，而非掌握在自己手中。当人们在“解放”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就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管在解放神学的某些方面不否认人的努力的作用，当遇到神学时、遇到上帝时，就显得那样渺小与微不足道了。看一看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中国或是古巴，哪一个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结果。而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对上帝的过度依赖，是造成拉美社会困局的未能根本性扭转的原因，亦是解放神学的瘸脚之处。第三，解放不彻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充分说明了理论对革命的重要指导作用。理论的科学性、革命性如何，也决定了革命实现的程度如何。解放神学把穷人的解放、社会主义的实现，当作走向天国的一站，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最终的完全的解放，还要看上帝的意志。这样，人的自身因素也就不是关键因素了，由此带来的解放程度也难以确定，也不可能彻底。综合来说，解放神学上述几方面的局限都是由其理论的缺陷造成的。尽管全面正确的理论不一定就有正确的行动，但错误的理论是结不出正确的果子的。
六、解放神学现状
相较于过去解放神学的蓬勃发展时期，现阶段解放神学处于发展的低潮阶段。
1977年2月23日刚上任的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是一位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徒，对激进派非常排斥，认为他们有扰乱秩序和煽动叛乱的嫌疑。但仅仅在一个月后，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当时耶稣会会士鲁蒂利奥·格兰德与一位72岁的老翁和一名16岁的少年在去做弥撒的路上遭遇枪杀。这件事让罗梅罗彻底意识到，他之前看重的秩序早就成为了系统性的暴力。深入的思考让他相信，统治阶级宣扬的秩序并不是决定性的，穷人的生命才是一切。
“如果整洁的道路和机场、宏伟的大厦是建立在穷人的鲜血之上的，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1980年3月23日，罗梅罗上街呼吁士兵停止镇压游行群众。第二天，罗梅罗举起圣杯做弥撒时被枪杀，圣杯里流出的酒与殉道者胸中洒出的热血交融在一起，覆盖了祭台。
位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西大门上方，从1998年起安置了十尊基督教殉道者塑像分别为在二十世纪期间殉道的当代信徒，其中就有罗梅罗。
先行者的死亡并非孤例。解放神学家们要求的改革是颠覆性的，必然引来传统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击。这当中既有社会世俗力量的打压，也有天主教内部保守派的打压。面对他们的挑战，南美的大独裁者们大开杀戒，对这些上帝使者毫不客气。
仅在1968年至1978年这十年间，拉丁美洲就有850名神职人员殉难。 在多重打压下，如今的解放神学确实已陷入了低谷。
解放神学死亡了么？
如今的天主教教会正日趋保守，再不像20世纪60、70年代一样支持或者暗中默许解放神学的发展，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打压。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甚至在2008年要求恢复使用16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制定的礼仪，恢复拉丁语弥撒。
这些宗教倒车，在某种角度来说彻底抛弃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天主教会的上层，似乎厌倦了远在拉美的解放神学，重新把视角转回了自己身边。
解放神学的底层基础也并不乐观。原先解放神学在拉美社会底层具有强大影响力，甚至想要把这些地区建设成新的乌托邦。可是随着教会投入力量的减少，以及仍然大范围存在的贫困现实，这些信徒也逐渐转向了根本无视社会分析的宗教派系。
六十年代那种对未来抱有无限期望和热情的时代过去了，解放神学所盼望的历史变革并没有实现，穷人依旧要面对无法改变的贫穷与苦难。
当今人们口中所提到的解放神学，更多的是对解放神学定义的下沉式解读。在这种泛滥的引用中，解放神学走向了虚无，逐渐丧失了它出生时带有的深厚社会基础。
拉美的部分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仍然期待着变化。他们部分继承了解放神学的精神，但已经很少用这个理论去作为抗争的武器了。解放神学的社会身份已经消失，参与社会变革的动力也被逐渐瓦解。解放神学将不再是一种神学，而成为了各种意在解放的社会科学的代名词。
这意味着解放神学，真的死了。
卡斯特罗在评价解放神学时说到“对于拉丁美洲革命而言，解放神学比马克思主义更加重要。它让基督教回到它的根源，回到他最壮丽、最动人、最富英雄色彩、最光荣的历史。”
但在它影响下的南美，仍然是一片魔幻的土地：
富人在优越的自然资源支持下纸醉金迷，穷人在恶劣的通货膨胀中抢夺最后一只面包； 独裁者在卫队簇拥中指挥千军万马，农夫在士兵殴打下交出偷藏的最后一斤余粮；保守的主教在高台上接受信徒的朝拜，愤怒的革命者在街头丢出手里的最后一块石头。
解放神学方生方死，这么多年后的南美却和奥雷良诺上校面对行刑队的那天没有什么区别。
而这永无终结的魔幻现实主义之梦，又何止在拉美一处存在呢？
参考文献：
[1]张家唐.《拉丁美洲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2]林被甸，董经胜.《拉丁美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3]李佳裔.《解放神学的本质探析及对我国的启示》，太原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1
[4]杨煌：《解放神学：当代拉美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5]陈麟书、陈霞主编：《宗教学原理》（新修订版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