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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的田野上——简述我国田野工作的历史沿革

发表时间：2021/5/28 来源：《基础教育课程》2021年5月作者：王胜

[导读] 田野工作是一种实地获得文化理解的方法及其研究技术与工具的手段，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它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疆艺术学院王胜 830002

        田野工作是一种实地获得文化理解的方法及其研究技术与工具的手段，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它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域中田野工作是获得资料的最重要的手段，其在我国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采风制度。
        先秦时期的“采风”制度，是统治阶级设立专门机构派遣专门乐官收罗采集民间歌谣的制度。例如《诗经》“风”、“雅”部分中许多歌谣就是这一制度搜罗的产物。《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司马迁《史记·乐书》“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从史料中不难发现，采风制度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史采诗谣，以观民风”，在民间歌谣中揣测民意，以此检验政策实施或制定政策，从而巩固统治。这种自上而下的带有功能性的采集制度，虽有许多局限性，但也为保留下珍贵的民间音乐史料，让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音乐发展情况成为可能。
        历朝历代统治阶级虽都设有相关官办机构从事采风的事宜，但仍未摆脱自上而下的局限性。在宋朝以后一些民间艺人或戏班也进行了民间音乐的采集工作，目的是从中吸取养料，进而改编创作。虽为后世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但苦于当时缺乏更为科学与系统的记谱法等音乐理论，又因其采集目的和个人喜好，也使得所采集的第一手资料失真，不能客观科学地对采集的民间音乐记录和研究。例如宋代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明朝冯梦龙《山歌集》、《挂枝儿》，等等。
        近代，具有社会科学意义的田野工作方法开始萌芽。西方音乐理论传入，一些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有志青年或社团开始关注到我国民间音乐，陆续参与民间音乐的搜集行列。1920年，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在研究社会学和民俗学的同时也收集了一些民歌，经过粗略的案头工作，将一些资料保留下来。1923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成立，以“搜集文字资料”、“发调查表进行调查”和“搜集博物馆的实物”为目的，其中也搜集了一些“歌谣”、“音乐”、“唱歌”、“货声”(叫卖调)等。因调查是自上而下，未到实地考察，其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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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两年，该会组织的专题调查 “妙峰山朝顶进香”引来学界广泛关注。还有一些社团和研究会也对民间音乐进行了搜集与整理，重庆国立音乐院的学生社团“山歌社”，郑觐文等创立的“大同乐会”，等等，但这些团体的关注点大多是民歌。这时期我国田野工作处于萌芽期，其方法不够完善，调查报告的写作也缺乏科学性和理论的指导，摸着石头过河。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传入，促进了我国田野工作理论与方法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相关会议中也阐释了关于田野实地调查的基本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指导和鼓舞了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生活中去实地调研。张鲁等人在1942年发表的《怎样采集民间音乐》，从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归纳总结了以往延安地区的民间音乐实地调查经验。杨荫浏和曹安和在1950年利用当时先进的钢丝带录音机，录制了华彦钧（阿炳）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和琵琶曲《大浪淘沙》等六首作品，利用科技手段客观地记录保留音乐的方法为后来者做了较好的范式。
        1956年到1964年间，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项目中，对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的田野调查工作如火如荼，并形成高潮。与以往相比，首先，在此项目中音乐工作者广泛与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工作者的联动，吸收其它学科的经验与特色；其次，调查目的亦从音乐创作服务转移到音乐学研究上来，从多维度客观地记录和阐释音乐事象。方暨申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南部侗族聚居区采用“住居体验法”进行的实地调查，使他对侗族音乐考察研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1958年他发表的《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以翔实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和分析研究，表现出他在实地调查理论和方法上的思考与努力。此外，中国音乐研究所为配合全国如火如荼的民间音乐采访调查工作，在1963年编撰了《民间音乐采访手册》，后来在1986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本书是总结和介绍民间音乐实地调查经验和方法的简明专著。
        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加深，前沿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传入中国，一些有志学者和民族音乐学家结合中国民族音乐的实际，撰写了许多优秀的学术价值极高的论著，并且把“田野工作”作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提出。还在专业院校还为从事民族音乐研究的学生开设了专门课程，培养了大量的新一代学者和研究人员，盛产了一些学术价值极高的研究成果，完善发展了更为科学的田野工作的考察方法和理论。
        为代表的是伍国栋先生编撰的《民族音乐学概论》，其中详实的阐释了实地调查的理论和方法，在附有各类音乐现象的调查提纲。还有杨民康先生撰写的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从实例中可以看到田野工作的方法。王文章撰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详实的阐释了如何开展田野工作。由马近远翻译的美国哈里·F.沃尔科特撰写的《田野工作的艺术》，也为我国民族音乐工作者在进行田野工作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导。袁静芳《乐种的考察步骤与方法》是一篇针对民间器乐合奏乐种的田野工作调查方法的专论。等等。由于篇幅有限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这一时期田野工作方法论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实践，为我国民族音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完成各族的音乐民族志的写作提供理论指导。